最初认识徐勇，最直观的印象是他的强烈的表达愿望。

在当年的博士的研讨中，他总是很热心地陈述他的观点，而他语速很快的激切的表达让人感到他所表达出的仅仅是他的想法的很少的一部分。这让人感到他想得很多，有许多在表达中难以呈现或难以确切把握的东西在他的语言的背后奔涌，那些丰富的思考让用语言陈述出来的其实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部分。他的表达虽然很流畅，但似乎不足以传递他的思维的迅速的流动，他的表达在追着他的思维，但表达总是落在了思维的后面，显得总是那未表达出来的似乎有更多的价值和意义。他好像始终有很多涌动的思绪和感受，在言语的表达中寻找出口。对他来说，语言好像总是不够用，总是比起思维的灵动和感觉的闪烁来得单调。丰富的感觉和思考似乎总是在寻找自己的表达，看得出它们在他表达和陈述的缝隙之中经常流出来，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些语言的未尽之处。对徐勇来说，有太多的零散的思考需要整合为理论的思考和探究。他的执着和努力确实让人受到感染。这种表达让我觉得他的思维处于他的文字和表述的“前端”，文字和表达似乎追不上思维的前端，让人觉得他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在陈述和表达中思绪一直在向外发散，那些词汇和句子不足以约束他的思考的范围。可以说，他一直在以一种无界的思考和追问的态度来努力尝试超出一般的学术工作的限制，通过这思考和追问来发现新的可能性。《文赋》中所说的：“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在某种程度上正好描述了徐勇的状况。他所追求的思考和探究总是尝试着发现新的东西，而且他的思考总是面对新的挑战。这是徐勇很鲜明的特点。

他的这种特点其实是来自他对于文学和文化的持续的关注，来自他对于这份别人看起来可能是平常的学术工作的挚爱。他始终是在“当代”的空间中追寻历史的来路，探究和解释当代文学和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生活的全部。他是我的博士生，我们在他在北大学习的那个阶段有密切的交往，我在当时见证了他的成长和发展，我们师生之间有很深的情感，也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他到浙江师范大学任教之后，我们也还有许多交流。我感觉徐勇有很扎实的当代文学史的基础，在做博士生之前他已经有了当代文学教学的经历，这经历让他对当代文学的作品非常熟悉，对文学史的脉络有着很深的认知。这些年来，又在理论方面有了更多的充实，视野也更为开阔。和他闲谈，总感到年轻学人在学术建制中的奋斗努力虽然有艰辛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对于他的研究领域的强烈的探究兴趣和不枯竭的专注思考。他的研究和思考当然来自他对作品文本的细致阅读，也来自他所熟悉的文学史的脉络，但更多的是要理解自己所处的“当下”的来路，要洞察自己的精神背景。这让徐勇的研究不仅仅具有纯粹的学术性，而更是个人对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悟的一种表达。文学研究常常会有这种因素在，但徐勇的研究更是把自己隐隐地放入了理论的思考之中，让自己的感受与个人的历程和学术有了更多的融合。

他对8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青年”的文化想象的研究是他这些年工作的基础，也是他受到认可、具有影响的工作。这对青年的关注既有他自己的年轻时代的感受的基础，当然更有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的思考。这“青年”的议题，其实抓住了中国现代性的关键的议题。青年文化一直是中国“现代性”文化想象的基础，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基础。青年始终处于社会变化的“前端”。青年代表未来，必然战胜衰老，是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开启的现代中国“大历史”中的一个核心的“元叙事”。中国的现代性的文化起点以“五四”这一青年运动作为其标志绝非偶然。它所创造的青春文化和衰老文明的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决绝的断裂：新与旧、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前进与后退等。这些隐喻式的二元对立赋予了中国现代性对于历史的阐释的可能性，也找到了一个必须依靠青年来改变社会的基本的现代性的模式，这是现代中国人起步的原初性的想象所在。当时，中国社会之所以在外界的冲击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正是由于它是一个老大帝国，缺少青年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只能在文明的竞争中落败，承受屈辱与挫折。这种对于青年的想象一直笼罩着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只要想到我们从鲁迅、郭沫若、胡适等“五四”的先驱者的思想和作品一直到巴金等人的作品，直到新时期最初的那些关于青年的作品，中国的现代文化对于青年的想象始终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徐勇对新时期以来的青年文学的研究其实抓住了中国“现代性”的关键议题。而徐勇关注的“新时期”以来的青年话语，一方面是回到“五四”，重新赋予了“青年”历史主体的位置。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他向世界开放，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的封闭性的含义。80年代以来的青年其实是中国的新的想象和来源，也是中国今天变化的历史踪迹中关键的部分。“青年”在新时期话语中的作用，其实是撬动历史的重要支点。今天看来，这个勇于超越历史的因袭，敢于迎接世界的变化，坦诚面对真实的自我的新的想象，其实是这些年隐含在我们的知识和话语运作中的重要部分。它们其实构成了新的空間中的中国想象的一部分。“青年”说到底是新的公民身份建构的一个关键界定。他既是代际之间交替的标志，也是对于未来的想象的关键。如何建构未来中国的想象其实正是“青年”议题的关键。徐勇在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有他自己的个人经历的影子，他当年的成长其实深受这些重要的思想潮流的影响，他作为青年的角色其实也受到了这些思潮和文本的限定。今天的反思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的视野的。

徐勇此后的研究实际上一直没有离开和“青年”相关的议题，只是在一个新的背景下不断地拓展其疆域。他在对80年代的“青年”的文化想象的研究之上，把视野聚焦在了80后、90后等的研究中，这是直面当下社会变化和文化想象变化的新的开拓。他发现在急剧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青年的角色其实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公民”的角色和“消费者”的角色正在共同构筑一个新的青年的形象。这有历史的展开，也有新的变化的结果。这是对原有青年角色的超越，也是新的青年的文化建构。这种新的青年文化其实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它其实是中国在急剧的发展进程中的新的自我认同的展开。21世纪以来的中国的大变化当然有其历史的根源，但其当下性正是在一个全新的全球的背景中展开的。青年其实已经不再是“五四”时代的历史限定所能概括的，而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角色。他们一方面是日常生活新的空间不断展开的丰富性的发现者和传播者，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新的全球角色和形象的承载者。他们一面在充实着中国的认同感，另一面也在展开着某种超越历史的藩篱的新的可能性。这些都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文化想象的基础。这些青年的“形象”有我们都能感受到的和过去的巨大差异，但又有其复杂丰富的“模糊”之处。他们在网络、在生活中所展现的形象，其实还有更多深入认知的空间。这其实也是他的“前端性”的体现。我的理解，“前端”是那些突出于时代的、先导性、启发性的议题的呈现。对于徐勇来说，始终在“前端”有所发现是他的兴趣所在。

在这方面徐勇的研究能够提供丰富的启示。这些年来他关注的领域在迅速扩展，他对当下的文学的透视和分析其实正是基于这种对于社会变化的“前端”的高度关注。徐勇研究的“前端性”在于他的研究中说出的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而隐含在文本之内，却往往并未完全清晰的那些东西，其实更让人觉得有所启发。他的敏锐其实来自他的深入。这种敏锐和深入正是在文章开始时我所提到的他的思维不断试图冲出理论表达束缚的那种激切。这其实是徐勇的研究和批评工作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不断地发现新的人、新的现象，不断地试图描述、分析、阐释这些新的状况的意义和价值。而阐述和分析又在变化中被不断的延展和变化。我觉得他的工作的持续性一方面来自他对于当下的关键问题，总试图去寻找历史的脉络和线索，给予必要的解释；另一方面则是他对于新的状况的不间断的兴趣，这给了他对文学和文化史的研究新鲜的力量。徐勇的研究始终立足于他的感受和经验的同时不断地理论化，不断地用理论的思考来面对新的文化状况，试图给予新的阐释。中国文化的新的变化又不断地吸引他给予新的认知和理解。

我们可以对徐勇有更多的期待。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