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竞成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众所周知，传统医学往往是古典哲学概念、临床实践与经验和区域性文化、若干宗教理念、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的混合体，而各民族的古典哲学常常是其构建传统医学理论框架的基础。因此，深入思考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及基本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概况

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主要包括汉族传统医学、维吾尔族传统医学、藏族传统医学、蒙古族传统医学等。在中国的民族传统医学中，由于汉族人口最多、文字产生最早、历史文化较长，相应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更完善、临床实践也更丰富，因此，汉族传统医学在中国以至在世界上的影响也最大。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当时所谓的“西方医学”大举传入中国并普及以后，以汉族传统医学为主的部分中国传统医学又有了“中医”之称，以此有别于“西医”，即当今的现代医学。中国的汉族传统医学（中医）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以气、理、神、虚、太极、阴阳、五行等古典“中国哲学”概念作为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上体现古典“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有机性与动态性，以脏腑经络等为生理病理基础，以华佗、扁鹊、张仲景等为其代表人物，代表著作有《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和《伤寒杂病论》等。理论体系中解剖学知识相对薄弱，强调阴阳平衡，病因学强调“六淫”“七情”，注重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以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创立了汗、吐、下、和、清、温、消、补八大治法，根据所谓君、臣、佐、使原则组方用药。

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历程与西方近现代医学迥然不同，始终围绕着病证诊治和解决患者实际问题这个中心，集中古代纵横向所有的智慧，并借助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建立了以“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体液学说”“气质学说”“物质学说”等理论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充满了技术科学和经验科学，这个体系特别是“中医”体系和其所体现的“中国哲学”一样，代表了当时世界经验医学与哲学形态的最高成就，是中国传统医学先贤们世世代代集体努力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发现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理论科学和基础科学研究的踪迹及其所作出的贡献。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能将自然界的多样性统一抽象为客观的物质性，而是普遍用形象化的、具体的物体或运动形式来描绘和解释现实世界。有的用一种物体及其运动方式，有的用两种或多种物体及其运动方式来解释大千世界，因而就形成了所谓的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这些哲学理论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同时期古代中国的许多民族传统文化中都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中医”还是其他民族传统医学在其构建理论体系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多元论哲学。“中医”和蒙医采用的是五行学说，有些民族传统医学比如维医、藏医则采纳四元学说，对比一下五行学说和四元学说的本质，不难发现其实它们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首先，这两种学说均产生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相同阶段，且处于文明发展的同一个水平上，并没有什么质的差别；其次，它们在观点和形式上也有许多重要的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五行学说的内容要比四元学说更为丰富。古代多种民族传统医学之所以都选用多元哲学，是因为它们可以提供一种形式化了的动力学模型，而一元论、二元论则因过于抽象而难于或不可能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具体的应用，也就是说多元论不仅提供了哲学思想，同时也提供了构建多种民族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

就整体而言，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可能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和“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均进入了新阶段，随着现代医学影响日趋加深，特别是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所谓“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使得中国传统医学特别是“中医”的一些理论、治则治法、技术、方药的现代生命科学内涵得以部分阐明，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也日趋清晰。这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所谓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涉及到中国传统医学基础和临床的许多环节。以若干“中医”理论与重要概念为例，沈自尹院士关于“肾本质”的研究表明“肾虚证”个体无论其外在表现和内在变化，很大程度上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早衰或衰老性变化。陈可冀院士科学地阐释了活血化瘀治疗冠心病等作用机理及血瘀证的本质，相关研究已获得“中医”和现代医学领域专家的一致认同。廖家桢、戴瑞鸿等的研究表明，所谓“心气虚证”和现代医学的心脏疾病及心功能差之间有所相关。

又以传统医学诊断手段为例。望，是医生运用视觉来观察病人全身或局部的神、色、形、态的变化，以判断病情的一种方法。如“中医”认为口唇紫绀是血脉瘀阻的表现，在现代医学中则是诊断低氧血症与高碳酸血症的重要依据。闻诊，包括听声音和闻气味两方面，如果病人说话语声低弱，有气无力，甚至不想说话，“中医”往往认为属于“气虚”，而现代医学也认为此类患者的状况多为诸种严重疾病所导致的器官功能衰弱或机体严重消耗所致。而闻气味，包括分泌物气味、口气、体气等，“中医”认为可用于证候诊断。如闻到病人身上有烂苹果味，现代医学提示可能是糖尿病酮酸中毒等。问诊，主要向病人询问他的身心感受，或通过别的途径了解病人的发病及病情，此类诊断方法均早已在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切诊包括脉诊和按诊，具体检查内容较多，如脉象的变化、胸腹的痞块、皮肤的肿胀、手足的温凉、疼痛的部位，等等。把所得信息与其他三诊互相参照，从而作出诊断。现代医学也认同切脉在了解心率、心律、血管充盈度及硬化程度等方面的价值。

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

中国传统医学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践医学，理论体系主要借助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而构建，大都采用“辨证论治”的诊治方法，运用天然手段治疗疾病，不强调与同时代科技发展相一致。不同于现代医学以“自然不能被认证就不能被征服”的观点为基础，强调还原论，要求与同时代的科技同步前进，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医学除了古老、朴素的整体特征外，也可能具有不自觉地超越时代的认识。以医学理论思维为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学理论思维方式方面对现代医学始终有所引领。

如“中医”有“人与天地相应也”之说，这是机体与环境的统一观。现代医学所谓“生物寿命学”与“生物钟”理论、激素分泌的各种节律、地方病以及易地疗法等都是“天人相应”理论的体现；贯彻中国传统医学的对立统一观、动态平衡观等也正日益表明是存在于生命现象中的普遍规律，尽管现代生命科学也强调上述观点，但不同于中国传统医学始终把其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特点，所以“中医”和现代医学在这些观点上的自觉程度还是有差别的。

同样，若干中药单药认识、使用和研究的历程，也深刻地表明了这种特殊的引领性。比如单药青蒿，早在《本草图经》中描述：青蒿，治骨蒸劳热为最，古方多单用之。现代“中医”认为，青蒿具有清透虚热、凉血除蒸、截疟的功效。用于暑邪发热、阴虚发热、夜热早凉、骨蒸劳热、疟疾寒热、湿热黄疸。现代研究表明，其主要有效成分为倍半萜类，如青蒿素（Arteannuin）。而青蒿素是我国在世界上最先研制成功的一种抗疟新药，它是从我国民间治疗疟疾草药黄花蒿中分离出来的有效单体。它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在周总理亲自批示下，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坚持不懈的深入研究而取得的成果。它是由我国科学家自主研究开发并在国际上注册的为数不多的一类新药之一，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为治疗恶性疟疾唯一真正有效的药物。在青蒿素发现之前，西方药理专家认为抗疟药的设计，首先要从含氮的杂环开始，而青蒿素结构的发现，推翻了这种结论。伊斯坦布尔第十届国际化疗会议上6 000名各国医坛专家公认青蒿素为治疗疟疾的中国神药，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

现代医学本身在不断地修正、改善和发展自己，置身于一种不断靠近绝对真理的无限过程，在其朦胧时期，也曾产生过许多极为朴素的认识。比如在1870年人类认识微生物和疾病的关系之前，所有的感染和化脓现象均会被笼统地描述为遭受了“毒素”“瘴气”“戾气”“邪气”等。鉴此，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也应采取一分为二的办法，发扬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同样先以理论思维为例，《素问・灵兰秘典论》记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问・调经论》说：“心藏神”。“君主”表示高于一切的含义，意思就是说“心”在脏腑中居首要地位。“神明”“神”是指高级中枢神经机能活动，这些功能由“心”主持和体现，所以说“心主神明”。说明前人对“心”的理解，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在内。人体脏腑气血在“心”的这种通过中枢神经系统活动作用的影响下，维持统一协调的生理活动。如“心”有了病变，失却统率神明的作用，其他脏腑的生理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当然，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已说明“心主神明”之“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大脑之所为。再以方剂为例，方剂配伍理论和方法尽管在指导组方用药上仍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不足的一面，比如按君臣佐使的配伍理论，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剂难以区分其君臣佐使，如黄连解毒汤中黄芩与黄柏、栀子谁为臣，谁为佐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一而同。《本草纲目》里面记载了一些治疗不孕的方子，包括所谓立春的雨水可治疗不孕症之类；扫帚、洗碗水等也可以用来治病等，后人已经自然而然地认识与摒弃了诸如此类的治疗方法。

结 论

中国是世界上传统医学最为发达的国家，拥有56个民族，许多民族都拥有自己灿烂的传统医学文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医学，为保障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繁衍昌盛作出了贡献。科学而又理性地认识中国传统医学，包括它的概念内涵、哲学基础、历史地位、组成结构、理论、经验、技术、方法和方药等，明确中国传统医学的长处和短处，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如流行病学的方法、循证医学的方法等，进一步确认其理论、经验、技术、方法、方药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当然也包括不科学性和不合理性，深入开展对确认有效的技术、方法、方药等的研究，明确其作用机制、物质基础等现代科学内涵，并开展类似理论、技术、方法、方药等的横向比较，推崇优胜劣汰、择优发展的观念，使中国传统医学中真正的精粹能够脱颖而出，推动现代医学文明的发展，从而造福于中华各民族人民，造福于全人类。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古老的文明大放异彩，并加快融入当代人类共同文明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