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津锋

运燮兄：

数年来虽疏于通候，时在念中。得悉吾兄安健，至为喜慰。吾兄退休后仍致力译著，质量俱丰，弟仰羡不已。

仲湘先生大作甚多独到之见，已安排于《明报月刊》近期刊出，感谢吾兄荐介。

谨驰书问安，尚祈珍摄保重。此请大安

弟，良镛正

一九九零（应为〇）年九月十二日

苏仲湘先生此作极具价值，故甚为钦佩。

我们年纪都大了，请保重身体，注意饮食起居。

良镛又及

这是一封1990年9月12日，香港武侠大师金庸先生写给“九叶诗派”诗人杜运燮的书信。该信现收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书信库中。

当笔者在书信库看到此信后，查阅了大量有关杜运燮及金庸的资料，但有关他们交往的资料非常稀少。为此，笔者专门联系了杜运燮家属，据杜运燮之子杜海东先生介绍，杜运燮与金庸1950年短暂相识于香港，他们与梁羽生曾共事于香港《大公报》。1951年，杜运燮从香港回到北京。此后便没再相见，一直到1983年，杜运燮与金庸才再次在香港重逢。

杜海东先生所提杜运燮与金庸、梁羽生共事于《大公报》，其实指的是《大公报》所属《新晚报》。1950年10月，《新晚报》创刊。50年代初，杜运燮、梁羽生、金庸曾先后担任副刊编辑。那时金庸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也做翻译、记者工作。杜运燮则在《新晚报》担任电讯翻译兼副刊《天方夜谭》编辑。

梁羽生在《杜运燮和他的诗》（《笔花六照》，梁羽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文中，曾对这位同事有过描述：

虽然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但最初的一个月，我们却很少交谈。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好像很难令人接近。后来渐渐熟了，发现彼此的兴趣相同，我这才发现，原来我对他的“表面现象”完全错了。他的热情其实是藏在“质朴”之中。

根据以上资料，可知金庸与杜运燮到1990年，已相识40年。笔者认为这也是杜运燮能够将苏仲湘的文章推荐给金庸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该信中，金庸两次提及苏仲湘和他的大作。“仲湘先生大作甚多独到之见，已安排于《明报月刊》近期刊出，感谢吾兄荐介。”“苏仲湘先生此作极具价值，故甚为钦佩。”可见，杜运燮在致信金庸时，应是随信附上了苏仲湘的文章。金庸看后，对该文很是欣赏。

资料显示：苏仲湘的文史论著曾在香港《明报月刊》刊发。根据金庸在该信所说：“已安排于《明报月刊》近期刊出，感谢吾兄荐介。”笔者遍查1990年9月之后的馆藏《明报月刊》，由于馆藏《明报月刊》并不完整，笔者一无所获。后来，通过香港朋友在当地图书馆查阅，终于在1990年9月第297期《明报月刊》上，发现了一篇苏仲湘的文章《古代南美与中国之交往》，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段为引言：“古代美洲与中国交往之研究，学术界论述已多，但涉及古代南美洲与中国之交往，甚少探究。然审检中国古籍，却可发现，早在汉唐时代，中国与秘鲁已有友好交往。这些记载十分值得注意。”

其后苏仲湘开始分为四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為“汉唐文献所记的毕勒国、弥罗国”，第二部分为“秘鲁的古文明”，第三部分为“秘鲁一词的起源”，第四部分为“古秘鲁人与海外交往的遗迹”。

在该文中，苏仲湘开篇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汉、唐时期文献《汉武洞冥记》《唐书·艺文志》《酉阳杂俎》《杜阳杂编》等所谈及的来朝进贡的毕勒国、弥罗国就是现在南美洲的秘鲁。早在汉朝时起，中国便与南美洲有交往。

其实早在1979年，苏仲湘在《历史研究》第4期刊发的《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与文化》就曾引起史学界极大关注。在该文中，苏仲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从史籍记载、地理环境、历史变迁及语音学等方面，论证了“支那”应是“荆”，而不是“秦”的译音这一新说。同年，《中国历史学年鉴》认为苏仲湘这篇论文有“与传统说法不同的新论点，很可注意”。1980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称此文“有独到的见解，对楚文化的深入研究，很有启发”。

而作为苏仲湘在新华社的老同事、老邻居，杜运燮对苏仲湘的研究才华更是了解已久。1950年，苏仲湘进入新华社国际部资料室工作。1951年，杜运燮到北京后也进入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担任编辑。1950年，新华社国际部资料室一创建，苏仲湘便到这里工作，开始从事近三十七年的“一项美好而又艰难的事业，一项重要而又烦琐的工作”。苏仲湘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新华社的“开国资料员”。苏仲湘在新华社工作三十七年，正是因为他对资料、史料的阅读、整理与研究的踏实和认真，获得了包括杜运燮在内的新华社同人一致认可，并被评为当时新华社唯一的研究馆员。

正因如此，杜运燮在看过苏仲湘极具新意的《古代南美与中国之交往》的文章后，积极推荐给金庸的《明报月刊》发表。在当时，《明报月刊》“是一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刊物”，“对于任何学派、任何信仰的意见，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明报月刊》都愿意刊登。因为《明报月刊》“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明报月刊》成为华文作家、研究者一个辩论和探讨问题的园地。

而且金庸本人也是一位史学研究爱好者，他的武侠小说，除了少数作品有意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模糊处理之外（如《笑傲江湖》），绝大部分的作品都交代了明晰的历史背景。

金庸自己也曾发表过相关史论文章：《袁崇焕评传》和《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1995年1月13日金庸在致徐迟的信中，也谈到自己现已从《明报》退休，自己的主要精力会放在对历史的研究上。

“……自退休后，摆脱了琐务羁缠，身心顿获自由，年来就到处走走，颇有获益。平时多读书，少动笔，皆因压力小了，人也就变得较为懒散，不过，闲逸之余我仍写些文章。眼下计划未定，但不管如何，研究历史是我素来的嗜好，或许在读史穷经中会写出一二本历史小说，若能这样，到时还望先生赐教指正。……”

正因共同的史学爱好，金庸在读过苏仲湘的文章后，应是极为赞赏苏仲湘所提的新观点。所以，他在致信杜运燮的当月便安排该文在《明报月刊》上发表。

一封短信，其背后竟有着如此大量的资料信息，在查阅这些资料的同时，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这三位作家之间的那份惺惺相惜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