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锋 徐建华

(浙江树人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奥登(W.H.Auden 1907—1973)是近代英国诗坛上仅次于T.S.艾略特的最知名的诗人。20世纪30年代，奥登曾盛极一时，许多文学史家以“奥登一代”统称那个年代在英国诗坛上崭露头角的一批年轻诗人。1938年2月，即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奥登与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以战地记者身份访问战火中的中国。《在战时》(InTimeofWar)二十七首十四行组诗，写于1938年奥登结束中国之行返回英国后(除了第十八首写于中国)。当年8月至9月，奥登在寓居的布鲁塞尔联邦街83号完成这一作品。组诗首次印行于世，是在1939年3月英国法伯出版社(Faber)出版的《战地行纪》(JourneytoaWar)*①Auden W H, Isherwood C,Journey to a War, Faber and Faber ,1939.中，并附有副标题《十四行组诗附诗体解说词》(ASonnetSequencewithaVerseCommentary)。《在战时》组诗带给当时的中国不小的冲击，西方评论界倾向于将组诗看作是对战争的“抽象的思考”，或者是奥登本人“心路历程”的回溯，但作为《战地行纪》的一部分，终归是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为基础。诗作的经典性、诠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这部作品带给中国诗人和译者极深远的影响。卞之琳、杨宪益、穆旦、马鸣谦是众所周知的翻译过奥登《在战时》诗歌的诗人和翻译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诗人、翻译家朱维基译本才是最早的中文全译本(1941年5月由上海诗歌书店出版发行)。本文对包括朱译本在内的《在战时》译本、译作进行文献学考察，同时对朱维基翻译《在战时》的诗学视域以及部分译诗等进行具体分析，以探索中国学者翻译和接受奥登的内在契机。

一、中国诗人对《在战时》的译介：一个文献学的考察

奥登的这组二十七首十四行诗最早印行于1939年版的《战地行纪》中，作为该书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如今，这本书的原版已难觅其踪，但这一组十四行诗流传了下来。在1965年的《诗选》版本中，奥登对组诗作了顺序改动，删去若干首(第九首、第十四首、第二十首、第二十五首、第二十六首)，并冠以新的标题《来自中国的十四行组诗》，因此，《战地行纪》版与其后版本选入的诗篇和排列顺序有异。1977年版的《英国的奥登：诗歌、散文和戏剧作品(1927—1939)》(TheEnglishAuden:Poems，EssaysandDramaticWritings，1927—1939)[注]Auden W H,The English Auden:Poems，Essays and Dramatic Writings,1927—1939, Random House, 1977.，全部选入组诗并保留1939年版的原貌。

组诗原文标题InTimeofWar，朱维基译为《在战时》；卞之琳在最初发表于1948年7月上海《中国新诗》第2集“黎明乐队”时的五首十四行诗，标题是《战时在中国作》，后来译为《战时》；查良铮译为《在战争时期》；马鸣谦[注]马鸣谦是一名专注于奥登文集的当代作家、译者。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奥登与衣修伍德合著的《战地行纪》，其中包括二十七首十四行组诗《战争时期》和“诗体解说词”。对于这一译本，王家新认为“译者下了巨大的功夫”，这部译稿整体而言是目前最好的译本。鉴于本文研究重点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人、翻译家，本文对马鸣谦的译本不作具体阐述。译为《战争时期》。朱维基、穆旦、马鸣谦完整地翻译了二十七首诗作及诗体解说词，卞之琳、杨宪益只翻译了其中少部分诗作。1941年，朱维基翻译出版《在战时》组诗，与此同时，卞之琳在昆明翻译并发表组诗中的六首。其中第二十三首(“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器具”)载于杨振声主编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4期(1946年9月8日)；另五首即第四首、第十三首、第十七首、第十八首、第二十七首发表在《中国新诗》上，最后编订的《卞之琳译文集》中卷只选取了第十八首和第二十三首。这两首诗与“抗战胜利前译出来的”《小说家》以及20世纪70年代“新译出来的”《名人志》一起共四首诗，成为卞之琳最知名的奥登译诗。其中第十八首诗(写一个中国士兵)的初版与最后的修订稿相比差别很大，每一句都被译者修改过。关于这首诗，卞之琳说，这个普通的农民以似乎是“轻于鸿毛”的牺牲给知识分子甚至是所谓“发达”国家的大知识分子上了“重于泰山”的一堂“大课”。战争这种巨大的影响压在个人身上，撞击他，折磨他，这包含着诗人主体的觉醒，如奥登在诗中所说：“他不知也不曾自选‘善’，却教了大家，/给我们增加了意义如一个逗点。”当年，卞之琳写出名重一时的《鱼目集》，试图凭借艺术之力在混乱中重建新秩序，在战争的冲击下，他被迫介入时代，毅然投奔延安，写下《慰劳信集》，这种痛苦的转向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具有普遍性。

在卞译奥登诗中，第二十三首译得最好：“‘暴行’风靡像一种新的疫疠，/‘邪恶’是一个妖精，到处受欢迎；/当我们悔不该生于此世的时分：/且记起一切似已被遗弃的孤灵。/今夜在中国，让我来追念一个人，/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缪佐显示出了全部魄力/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交待：/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那个小古堡，像一个庞然大物。”卞之琳说：这首诗“使我们读起来，至少也可以令我们想起我们都熟悉了的关于挫折、困难的时候，要想到光明、坚定信心这一类话，即使是引申来理解也罢”*卞之琳：《卞之琳译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第202-203页。。杨宪益在20世纪40年代翻译了奥登的《看异邦的人》《和声歌辞》《空袭》等，这些译作于1943年在重庆发表，后收入《近代英国诗钞》[注]杨宪益译：《近代英国诗钞》，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64-65页。。其中《空袭》(诗题为译者所加)就是组诗中的第十四首， 诗题与译者自己在重庆的战时生活有关。兹摘录如下：“是的，我们将遭受苦难了，天/悸动如狂热的额。真的痛苦。/摸索着的探照灯光，忽显出/卑微的人性，使得我们乞怜。/因它们存在，我们向未相信，/这里它们突然使我们惊异，/如丑恶的久忘记了的记忆，/而如良心责备，一切炮回应。/每一双和易的眼睛的后背，/都有暗地的屠杀在进行中，/一切妇女，犹太人，富人，人类。/高山不能判断匍匐的我们，/我们住在地上，大地总服从/狡恶的人们，除非人不生存。”译者在日本飞机的轰鸣中，借一位英国诗人主题鲜明地表达了自身：“每一双和易的眼睛的后背，/都有暗地的屠杀在进行中。”人类嗜血的天性造成人间的罪恶，这就是穆旦所说的奥登诗歌所表达的“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一种“独特的经验”，其独特性正在于这种“发现的惊异”。奥登对于穆旦的影响可以说既深又巨，这从穆旦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可以看出。晚年的穆旦对奥登兴趣不减，把《在战争时期》二十七首组诗及长诗《诗解释》全部译出。《在战争时期》译文比较流畅，但有些篇章语言不够凝练，原诗固有的内容和语言上的张力还没有完全表达出来。

朱维基(1904—1971)，上海人，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1938年，朱维基与蒋锡金、芳信、辛劳等人组织了上海诗歌座谈会。1941年，他们创办诗歌书店，出版《行列小丛书》。这本译诗集被列为“诗歌翻译丛书”，于1941年5月由诗歌书店印行出版。在翻译出版《在战时》之前，他已翻译《道生小说集》(1928年，上海光华书局)、《失乐园》(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并与芳信一起合译了王尔德、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合集《水仙》(1928年，上海光华书局)，还翻译了但丁的《神曲》(当时已译完“炼狱篇”“天堂篇”)。1941年12月8日，侵沪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区，上海全部沦陷。朱维基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关押一年多。日本投降后，他去了苏北解放区，任华中建设大学教授。作为上海本帮诗人、翻译家，朱维基诗集《世纪的孩子》中有大量关于上海的描写。在译诗集引言中，他大段引述奥登和衣修伍德在旅行日记末了关于上海的描述：“在这城市里——在这被征服了的可是还没有被征服者所占领的城市里——旧日生活的机械仍旧在滴答作响，但是似乎已被判定了要停止，好像丢落在沙漠中的一只表那样。在这城市里，社会的两半之间的鸿沟是阔得不能有桥梁架在上面。这里不能有让步。而我们自己呢，虽然我们的鞋子在泥泞里走坏了，虽然我们做札记，虽然我们真正受到激动而且愤怒，我们是不可避免地属于另一世界的。我们总是回到头等的地方去吃饭。”[注]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6-7 页。这些文字所显露的思想和情感，对于朱维基来说是不同寻常的，甚至直接决定了诗人的翻译取向。这里不妨引朱译第二十五首中的片段来说明：“没有事情是既定的：我们定要找寻我们的法则。/巨大的建筑在阳光中倾轧为要超群；/在它们背后像可悲的草木一样，/伸展出穷人的低矮而退后的房屋。//我们没有派定给我们的命运：/没有事情是确定的除了身体；我们计划/要改善我们；只有医院使我们想起/人类的平等。//……而只有/在公园中跳动着的铜乐队预言出/一些未来的幸福与平和的时代。//我们学会了怜悯和反叛。”《在战时》见证了战时中国的艰难，在非常时期，那些最卑微的生命个体所承受的最大的苦难就是漠视和冷酷，由此可以触及朱维基翻译《在战时》的一种深刻的情感态度和心理契机。

二、朱维基翻译《在战时》的诗学视域：基于译者的评介

奥登的一生信仰多变，经历了从心理分析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再到存在主义和基督教的曲折过程。1933年以前，奥登受弗洛伊德、劳伦斯的心理分析主义影响，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的根源在于个体压抑了自我的本能属性，而个体本能的自由释放是治愈社会疾病的良方。在奥登看来，诗是治疗社会疾病的良方，通过诗歌呈现某种社会的病态将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发挥“诊断”和“治疗”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奥登与马克思主义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但1955年奥登回忆当时的政治倾向时说：“回首看来，我觉得我与朋友们对马克思曾有的兴趣更多是心理学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我们对马克思感兴趣的方式和我们对弗洛伊德感兴趣的方式是一样的，都是作为一种揭露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手段。”[注]转引自黄艳梅：《从奥登的信仰变化之旅追寻他的文化身份》，《安徽文学(下半月)》2015年第9期，第74、76页。奥登一代左倾作家们，正是在历经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腐败、经济萧条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他们看到了历史发展的线性流向，认为若不追随历史前进的脚步“起来抗争”，便只能被历史抛弃，“自杀或者疯掉”。朱维基对奥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则偏重于“政治上”的理解，他在引言中写道：“从二十世纪的开头，帝国主义时代代替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在帝国主义时代里，资本主义像痉挛一样地并且互相冲突地发展着；自由竞争变成了独占；先前可以利用的殖民地都已被分割完毕；这样，为了要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第一次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就发生了……在这个时期中，就是从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三零年，反映在英国诗歌里面的是‘为艺术而艺术’，高蹈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盛行……至于在诗歌的技巧上，则诗人们企图把艺术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完全分开。”但是，“从一九三零年起，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的危机，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成功，尤其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了”②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2页；第12-13页；第18-19页。，“而在诗歌上表现出来的，则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或是‘技艺家’跟无产阶级联盟起来，对于资产阶级的状况作一个真正的反抗……在英国，这些诗人中我们可以提起的就是奥登，鲁威斯(C.Day Lewis)和史班特(Stephen Spender)。”③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2页；第12-13页；第18-19页。

朱维基认为，1932年出版的奥登、鲁威斯、约翰·莱曼、史班特诸人的合集《新的签名》(NewSignatures)，是“同情于共产主义的或是为这种主义所影响的”诗歌潮流的开始，并引用为集子作序的劳勃兹(Michael Roberts)的话来表明自己对奥登等人的诗歌的政治上的理解：“把革命的态度同对于十八世纪的理想联合起来……这种非人格性并不是从极端的同其他的人们的隔绝中得来，而是从同其他的人们的团结中得来的。”他确信，1933年出版的《新的国家》(NewCountry)这部包含奥登、梅琪(Charles Madge)、华尔纳(R.E.Warner)以及其他诸人的诗，“这些诗都有着明确的共产主义的形式”，而奥登于同年出版的诗剧《死的舞蹈》(TheDanceofDeath)也“是一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写的训诲式的作品”④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2页；第12-13页；第18-19页。。对于奥登1932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演说者》，朱维基认为：“其中的一些短诗，里面充满了宣传的意味。这些诗主要是用各种精妙的方法向英国人说，尤其是对中等阶级的英国人说，他们已是半死了。”⑤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2页；第12-13页；第18-19页。这种“精妙的方法”就是奥登解剖刀一般的讽刺，“半死了”明显含有揭示“疾病”征兆的“诊断”的含义。朱维基没有明确意识到奥登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主义色彩，但对奥登诗歌三个特点的把握是到位的。

1.朱维基认为奥登诗歌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强烈的讽刺”。朱维基在译本引言中引台·鲁威斯的话：“在一个显然对于诗并且对于诗人们所抱的社会理想那么地有敌意的世界里，那主要的诗的工具会是讽刺。”并进一步说奥登“和他以前的讽刺诗人不同的是：过去的诗人如其用过的是剑和短刃，那么他用的却是解剖刀。那就是说，旧的讽刺只是限于破坏的，或是消极的作用，而奥登的，却是积极的，他是怀着热烈的治疗的愿望去解剖社会的机构的”⑥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2页；第12-13页；第18-19页。。奥登这种“治疗的愿望”是建立在对其“所抱的社会理想”即一个神秘永久世界的期许上的，而马克思主义以全人类解放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心理上与之形成共通，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奥登追随心理分析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信仰，其原因正在于此。这里包含着一种线性的、目的性的历史发展意识，奥登“强烈的讽刺”是与这种历史意识分不开的。这是作为一名译者在翻译《在战时》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准备和学术准备。对此，朱维基是有所欠缺的。奥登认为：“对于描写现代战争的诗人来说……他的诗歌必须或多或少地超越纯粹的新闻报道。在一件艺术作品中，单个事件必须被看作是宇宙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类事件中的一个元素。”[注]Mendelson E， Auden W H，Forwords and Afterwords， Faber and Faber,1973, p.421.奥登的这一历史意识与他的老师艾略特有直接关系，正是这种历史意识使他们之间建立起最深的精神联系：都试图通过诗人心灵的作用，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共在中复现一个永久的、整一的人类历史图景。这里包含着一种历史意识，正如艾略特在他著名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历史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的整个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共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注]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页。穆旦对此深有体会，他在1975年写给郭保卫的信中说，“奥登说要写出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就是前人所未遇到过的独特经验”，是一种“发现的惊异”，“奥登写的中国抗战时期的某些诗(如一个士兵的死)，也是有时间性的，但由于除了表面的一层意思外，还有深一层的内容，这深一层的内容至今还能感动我们，所以逃过了题材的时间局限性”[注]穆旦：《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朱维基和穆旦一样，发现奥登诗歌“讽刺”中“积极的”、向未来敞开新经验之“热望”，而相较于穆旦，他更是凭借诗人的直觉去把握奥登诗歌中“讽刺”的奥义。

2.朱维基认为奥登诗歌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观念和他的情感的溶合”。对此，他热切地写道：奥登“处在这两个世界的冲突的烈火的中间，一个人在生活和思想上没有不给这烈火所煎熬的……这样，政治观念会不可避免地跟他的诗的职务互相媾通起来，并且影响他的诗……奥登在这本‘在战时’诗集里很显著地表现出了他的政治倾向。我们从他的字的表面或是底下可以看到，或是感到，有怎样的一种丰盈而强烈的情绪有时低伏着，有时高扬着：他的诗正有着这种观念和情绪的融谐。我们在探索到了他所要指出的主要意思后，就能感到他的诗行的隽深和饱满。”这段饱含情感的文字表达了抗战时期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大知识分子最深切的认同和褒奖。奥登以犀利的眼光俯瞰历史，在今天的世相与人类过去的“选择”之间建立联系，他的人间情怀是使他得以真正建立起个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之间联系的关键之所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消散了，面纱被撕去，真相赤裸地摆在面前，中国士兵的死和莎士比亚笔下李尔王的死其背后都是同一种意涵：除生命本身之外，一个人在失去了能被他人剥夺的一切之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今天，我们仍需倾听奥登那“诗人的喉舌”发出的独特音调，感受其背后的悲悯与良善。

3.朱维基认为奥登诗歌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以爱为出发点”。他解释说，奥登他们“憎恨着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且从‘爱’出发而恳诉着一个新社会的创造。在这个社会里人和人之间的真正的和活跃的关系又可以变得可能”*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19-20页；第20页；第15页；第15页；第16页；第16页；第17页。。他引奥登的一首诗加以说明：“我们的思想返归于你们的同志们呀，/我们的心肺，在言语说完了之后，/在渴慕着你们的弟兄们呀；/你们要记牢在每个方向上/爱，在我们自己的选择之外/把我们保持在无形的关联之中；/哦永远相信这个。”很明显，关于这种“爱”，朱维基是从“同志”“弟兄”等阶级立场上来把握的。奥登诗中所呈现的这种“爱”，包含着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憎恶和反抗，但就“爱”本身，其内涵并非那么单纯和明晰。这里结合对奥登产生影响的近代诗人欧文(1893—1918)具体来谈。

朱维基说：“欧文是被征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幸在休战前的一星期他却战死于法国。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为战争所造成的诗人。他虽然也被称为诗歌技巧上的革新者，但是他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的诗中所表现的对于战争的愤慨以及为战争所牺牲的人们的怜悯。”*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19-20页；第20页；第15页；第15页；第16页；第16页；第17页。他引述欧文在其诗集序言里的一段话：“最重要的，这本书不涉及‘诗歌’。/它的主题是‘战争’，和‘战争’的怜悯。/‘诗歌’是在那怜悯里。”*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19-20页；第20页；第15页；第15页；第16页；第16页；第17页。他认为：“这种止于愤慨和怜悯的态度依旧，如我们要发见的，在奥登的这本‘在战时’里也可以偶然看到。虽然在奥登除了这个以外，他已探索到战争的真正原因，并且在他面前已摆着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19-20页；第20页；第15页；第15页；第16页；第16页；第17页。此外，朱维基认为，欧文的诗中有着某种“克制的”“常是像十七世纪的诗歌里所有的那种诙谐的，却是冷嘲的东西”*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19-20页；第20页；第15页；第15页；第16页；第16页；第17页。，并引欧文一首写“残废的兵士”的诗加以说明。一个残废的兵士不能动弹地坐在有车轮的椅子里：“如今他是老了；他的背决不会挺直；/他在离开这里十分远的地方失去了他的血色，/把血色从子弹洞里倒出直到筋脉是流干了……”*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19-20页；第20页；第15页；第15页；第16页；第16页；第17页。朱维基说，这两个特点在《在战时》里可以看到很多。以组诗第十七首为例，该诗写某战地医院受伤的兵士怎样忍住痛苦：“他们像时代一样互相隔开地躺着/——真理在他们的意义上是他们能忍受多少；/这不像我们那样的谈话，他们把呻吟耐住——/他们像星辰那样渺远；我们站在另外的地方。//……/那个不受伤害者的共同世界，我们也想不出/那隔绝。只有幸福，只有愤怒，/只有爱的思想才为大家所分享。”诗人主体在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主体(他者)时，感觉到其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莫大价值，即诗人在另一个生命上看到了一种不同于“我”的“主体性”的独特东西，主体的自觉性的“责任”——“爱”被唤醒，由此实现基于责任的主体性价值，这种“他者优先”原则，就是“生命之爱”的原则，也就是奥登所说的：“我的诗都是为爱而写的。”

三、朱译《在战时》十四行组诗解读：译诗与诗解互见

朱维基把二十七首诗分作三个段落：第一段落从第一首到第十二首，认为奥登叙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刻画了“中国的社会人物”；第二段落从第十三首到第二十首，认为“从这里起，诗人直接看到战争了”；第三段落从第二十一首到第二十七首，叙述奥登在战争的旅行中，“因看到一般的社会的情形，而被触发出来的不同的默想”。

1.第一段落：组诗的第一首至第十二首。朱维基认为：“在这一段落里，诗人由于它的敏锐的观察以及他的深入的透视的结果，用灵活而生动的笔致，叙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他刻画出了他所理解的特殊的中国的社会人物，而这个人物我们可以说是从五四运动到这次抗战以来的这一个时期中的典型人物。如其我们有了这个线索，我们就可以明白奥登的有条不紊的处理。”[注]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21页。恰恰是这一中国社会“典型人物”的限定，限制了朱维基的翻译视野。《在战时》诗组与诗人的战时经历有关，但其诗歌视域已扩展为全世界，诗歌主题上升为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思考。这一全景式的诗学视域在开篇就体现了出来。朱维基则更多地把视角放在从“五四”时期到抗战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国社会的特殊人物上，这一时空视域和切入点降低了原诗固有的历史格局。无可否认，朱维基发现了奥登组诗中那个颇带诗人“自传意味”的年轻人，他充满可塑性，在社会中不断地摸索、学习，试图寻找人生的真相，这是朱维基作为译者明智的判断。诗中的“他们”也可说是包括诗人自身在内，但是他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个“幼稚的”“易于接受影响”的“人”，不仅是一个个体，更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写照。奥登在第一首诗中提出两个结构性的命题：相较于其他生物，人类“善变”和“选择”的本性，这是理解组诗的关键所在。

在第二首诗中，朱维基承续第一首诗中的“典型形象”的思路解释说，这些“受到近代教育”的学子，当他们走进“他们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自由”的社会里，发现“自由是那么狂野”，可见，他仍将目光落在这一个体人物身上。作为组诗中的“禁果”篇，这首诗有着鲜明的宗教启示性意味。诗的第一句“他们不懂为什么那果子是被禁止的”，取自亚当和夏娃偷尝禁果的典故。在奥登看来，人类的祖先违抗上帝的命令，“选择”偷吃“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实，是出于自主的“选择”，而他们推搪、掩饰这个细节预示人类今后之种种争端与不幸。如诗中所写：“他们哭泣和争斗，自由是那么狂野。”奥登把人类的“善变”和“选择”置于一条线性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审视：“当那孩子活下去的时候，成熟，在他面前，/像地平线一样从他那里退去；//危险和责罚逐渐变得更大了；/向后去的路已为天使们所守住。/不让那诗人和那立法者通过。”诗中“在他面前”的“成熟”和“向后去的路”形成对应。奥登曾多次提到“新耶路撒冷”(将来的世界)和“伊甸园”(过去的世界)的概念，“在他面前”的路可望不可即，而智慧之门被开启后，人类亦很难再回到无知无觉的自由快乐中了。人类必须作出选择，而在作出选择的同时，也埋下了灾祸的种子，正如诗中所说“危险和责罚逐渐变得更大了”。在线性的历史时间的轴线上，人唯有不断前行，不断作出选择，才有可能无限接近理想的未来。朱维基没有明确指出奥登诗歌中这一固有的线性历史意识，是令人遗憾的。

在第三首至第十二首诗中，每一首各自“借用了历史记忆中的神话或人格原型”，“创世纪、伊甸园、为万物命名的亚当、农夫、骑士、国王与圣徒、古代学者、诗人、城市建造者、宙斯与盖尼米德的神话故事和中世纪基督信仰的消亡”[注]奥登、衣修伍德著，马鸣谦译：《战地行纪》，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等。朱维基在“诗解”中没有对这几首诗中的意象、人物等作人格身份的划分，他在凸显奥登诗中“自传式”个人成长史这一内在线索的同时，也抹平了诗作之间各自的独立性和固有的差别。在具体的理解上，有时会与原诗产生一些错位，比如，第四首讲的是农夫：“他皮肤的颜色变得好像泥土，/并且长得像他的牛羊一样。”农夫亲近泥土，他的命运为诗人和压迫者所改变。朱维基在理解上承续前面的思路，把他与那个典型人物联系起来：“这里再讲到那个典型的人物自从出了学校的校门以后，就在他的田地上住下来了。显然是一个小地主的他，吝啬而简单地过他的地主生活。这时，他的诗人的气质也没有了，就成了一个好好的压榨者。” 显然，这是一种误读。第五首谈古老的骑士风范的没落和现代变形，译者没有确切地把握住“用马和剑吸引了少女们的注意”的骑士这一人格形象固有的内核，仍延续了个人“成长史”的一贯思路：“但他过久了这样的生活，就感到人生是太迂缓了。他便用他的财富，他的宽厚的态度，和他的勇敢吸引了他的周围的年轻的男女……可是这个充满着生存竞争的社会，已容不下像他这样的人了。他就逐渐堕落，以致于犯罪，而一面却仍在讲着‘法律’和‘秩序’。”第六首描绘的是古代占星家，“他望望星辰，看看飞鸟；/江河泛滥了或者帝国沦亡了：/他作预言，而有时给他说中”，他“追随”“她”(真理)，并且“望住她的眼睛”，“看到那里反映出了人类的每种弱点，/也看到他自己是许多人中的一人”。他以为自己能力非凡，掌握了真理，最后却发现自己与普通人一样充满弱点。朱维基延续前一首的思路：“由于生活的堕落，他的思想必然的腐败了，况且还有着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原有的劣根性。他沉浸到玄妙的境界中去了。他不知道真正的真理在哪里，他不知道真正的真理就在真正的奋斗的生活中。他走到了末路，他以为看看天象，忽然悟到了一些东西，就以为这是真理。”*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23页；第23页；第26页；第26页；第26页。译诗确切地传达了原诗的意涵，诗解与原诗则存在较大的偏差，译诗与诗解的错位，是研究朱译《在战时》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接下来第七首关于“诗人”和第八首关于“城市建造者”的描述中，朱维基总能找到某种人性的共通点，来完成个人成长史的连续性建构，有意无意地抹平不同人格形象之间的固有差异，这不能不影响到整部译诗的内在品质和可信度。第九首到第十二首，诗中的内容大都与宗教信仰等有密切关系，由于朱维基在这方面思想准备不足，其译文、诗解与原诗存在较大偏差，此处不作深究。

2.第二段落：组诗的第十三首至第二十首。朱维基说：“从这里起，诗人直接看到战争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他，国界对于他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身受的痛苦好像他身受的一样；我们的敌人也就是他的敌人。在革命的立场上，他是我们中的一个。”*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23页；第23页；第26页；第26页；第26页。从中可以把握一个中国译者接受、翻译奥登的情感态度与政治取向。第十三首正式进入严酷战争中的中国，开篇写道：“当然赞美：让歌声一次复一次地高扬，/为那在瓶中或在脸上开出花来的生命，/为那像植物般的忍耐，像动物般的优美……”奥登在这里采用了里尔克式的具有赞美与谴责双重基调的颂歌体：“历史把它的残酷对着我们欢快的歌唱：/‘好的地方’从不会有过；我们的星辰养育了/ 一个从不曾显过它的高贵的有希望的民族”，“迅速的新的‘西方’是假的；而这个那么久地/在十八省中建起了世界的/消极的花一般的民族是奇怪而错误的”，这又回到那个最根本的命题：善变与选择，历史是人类选择活动的承载。朱维基感觉到了这一思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虽然有着我们的悠久的文化的历史，无容讳言地有着无数的错误。”*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23页；第23页；第26页；第26页；第26页。第十四首诗的主题非常鲜明：人类嗜血的天性造成了人间的罪恶。朱维基对此诗的理解与原诗存在偏差：“法西斯的大屠杀是在世界各处举行着，不论是妇女，犹太人，富人，凡是人类都不能幸免地在遭受着他们的毒手。”*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23页；第23页；第26页；第26页；第26页。这就把一个人性层面的“选择”问题下降为一个道德层面的反法西斯的问题。在第十五、十六首中，奥登清晰地界定了战争中个人、正义一方的选择与责任。朱维基的目光仍聚焦于正义与非正义的二元基础之上。在第十七首(写在商丘一家战地医院所看到的场景)和第十八首(写一个中国士兵)，前文多有论述，此处亦不多谈。第十九首关于“战争的两面性”和第二十首关于“战争中的难民”的描述，对此，朱维基有着自己的理解，他饱含情感地作了阐释，但是这两首诗的译文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3.第三段落：组诗的第二十一首至第二十七首。在朱维基看来，是诗人在战争的旅行中，“因看到一般的社会的情形，而被触发出来的不同的默想。除了情绪上的连续性外，这些诗在表面上没有明显的联接”。第二十一首撇头第一句“人的生命是从来不十分完全的”，朱维基认为，这一句隽语似的话是以下几首诗的骨干。诗人对邪恶者的命运作出判定，“‘损失’是他们的鬼妻，‘焦虑’/容纳他们像一座大饭店”，自由仍在，面对邪恶，它们“在每个家中和每株树上仇视”。译者部分把握住了原诗的内核，但仍作了“新兴的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偏政治化的阐释。第二十二首报道了当时的历史事件，邪恶威胁着人类。朱维基对此作了颇具讽刺性的精彩描述：“而这些人有的，只是原始的肉体的享乐的那种简单的愿望。不论什么新的流行的东西，总是迅速地在他们的身上反映出来；他们直接代表过去的资产阶级的腐败性。在世界各处天天发生着的残酷的事实，好像对于他们是漠不相关的。自从奥登写了这首诗后，我们眼见到说‘到处是快乐’的法兰西是沦亡了，而现在在大量‘援助’中英希的美国更可以问‘你们爱我像我爱你们一样么？’了。”*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30页；第30-31页；第31页；第31-32页；第32页；第33页；第87页。

第二十三首是组诗中比较重要的，奥登在诗中写一个“经过了十年沉默的工作和等待，/终于在墨曹特[注]即穆佐城堡。在这里，诗人完成了他的杰作《杜依诺哀歌》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说出了他一切的力量”的人，他就是里尔克。朱维基当时“没有查出”这个人，但还是很准确地体味出其中的深意：“在初起的时候暴力总是成功的，我们不免有许多的挫折，并且遭受不堪忍受的苦难。但是我们要用工作和忍耐熬过这个艰困的阶段，到最后我们总会获得那真正的凯旋。”*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30页；第30-31页；第31页；第31-32页；第32页；第33页；第87页。第二十四首呈现“两类祖先”的原型，一类是祖先孤独、无爱、怀有负罪的心，寄希望于“物质的痕迹”来获得永存；另一类祖先则与“花木和流水亲睦”、与自然契合，得以不断延续生命力。对于这首诗，朱维基这样理解：“每条大街和每个广场都题着大人物的名字。他们做下了无数的罪恶，榨取了劳苦阶级的无数的血肉，但是他们却要借着慈善事业的举办或是公众福利的建设，妄想把他们可憎恶的名字留到后代。我们能够说这些‘业绩’是属于他们的么？不，当然不!这是属于另外一些人的，属于那些靠着资产阶级的脸色过活的贫苦的人民的。他们自然生长，自然生存：他们留下的种子是坚强而结实的，他们才是人类的真正的希望。”*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30页；第30-31页；第31页；第31-32页；第32页；第33页；第87页。显然，朱维基的解释带有强烈的阶级情感色彩，与奥登写此诗的初衷有较大偏差。第二十五首写的是已沦陷的上海。诗中所写贫富差距的悬殊，对于上海本帮诗人朱维基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他对此作出了自己马克思主义式的解释：“没有事情是既定的，我们要从一切的事情里找出它们的变化的法则；而一切是依着辩证法变化的。社会里是存在着阶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个制度底下人是不平等的：我们看到在一样的阳光底下，一面是高耸的摩天大楼(即使它们自己也在倾轧着、竞比着)，在另一面是低矮的贫民屋……最后，心中为对于现在的不平的情绪以及对于未来的迫切的渴望所动荡着，诗人激动地说出了：‘我们学会了怜悯和反叛’。”*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30页；第30-31页；第31页；第31-32页；第32页；第33页；第87页。

第二十七首是组诗最后的篇章：“彷徨失措于我们的选择之山上，/我们一次复一次地渴望一个古代的‘南方’，/渴望有着本能的姿态的温暖而赤裸的时代，/渴望无辜的嘴里尝到欢乐的滋味……每条错综的迷径/都有一个计划，而心的有纪律的行动/能永远永远走它无害的路程。//我们妒恨稳定的流水和房屋：/可是我们注定要致误；我们/从来不像大门那样地赤裸和宁静，//也决不会像泉水那样地完美；/我们生活在因必然性而获得的自由中，/一群居住在山中的山民。”在朱维基看来，这一首诗可以说是全集中最完美的一首，“他们怎样地渴望着人类能摆脱现在的痛苦，在人和人之间仍能像古代一样地存在着真正的温暖而坦白的感情：他们梦想着一个未来的光荣的社会的到来，在那时一切的事情是有计划的，人的一切有纪律的心的活动和理想都能自由地进行，那时人因认识了必然性而获得了真正的人类的自由，平静地幸福地过着生活，像‘一群居住在山中的山民’。”*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30页；第30-31页；第31页；第31-32页；第32页；第33页；第87页。在这首诗的注释中，朱维基写道：“自由是必然性的认识。”(恩格斯语)他认为，诗人“在这里企望着一个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一切是有计划的、有规律的。‘每一个人的发展自由就变成一切人的发展自由的条件了’。”*奥登著，朱维基译：《在战时》，上海诗歌书店1941年版，第30页；第30-31页；第31页；第31-32页；第32页；第33页；第87页。这里分明可体会一个饱经战争痛苦的诗人对共产主义理想世界的向往，并深刻地理解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和接受奥登的内在契机。

奥登《在战时》的翻译，是学界一直以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卞之琳翻译了其中的六首诗，但只有第二十三首可称经典，第十八首仍是存在问题的。卞之琳就是凭借这两首诗再加上另外两首共四首诗，奠定了他在奥登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奥登的诗精深、难懂，加上他的西方文化背景，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当代学者马鸣谦外，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对这部经典诗作(包含“诗体解说词”)作完整翻译的只有朱维基和穆旦。已有学者注意到朱维基翻译的《在战时》全译本，并就朱译本的翻译取向展开论述[注]徐曦：《对奥登的另一种翻译——论朱维基译〈在战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第210-223页。，可谓言之有据，但并未就译诗本身结合诗解释展开具体分析，本文力求在这方面能有所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