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颖

一

2016年6月参加中国刊协兰州主编培训班，听《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以“一本杂志和他所倡导的生活”为题的授课之后，忽然有比较一下目前国内两份顶尖的生活类刊物前主编风格和刊物气质的冲动。另一份是《新周刊》（双周刊），其定位的广告语“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体温”与课题何其相似，又迥然不同。

这么比较，并不严谨。虽然对《新周刊》及其前主编封新城相对熟悉，但仅凭一堂课却不可能深入了解《三联生活周刊》和这位主编。先谈谈印象。

这印象也许可以两帧照片概括。

2015年1月参加《新周刊》年会，给在台上讲话的封新城拍过一张照片：背景是2014年24期刊物封面的投影，封新城在画面右方，投影仪的光束贯穿封新城的身体，在他的额头上印上了杂志的Logo：《新周刊》三字加蓝色框的图标；光束同时将他的影子深深地嵌入了后面平铺开的封面之中，头直指以他的漫画像为主体的封面专题“丑陋的中国男人”，再上面就是那期“中国记忆榜”。几天后，我在我的QQ空间建了一个相册，名为“印记”，并在说明文字里写道：“人刊一体，互为印记……”半年后，封新城投入东方文化，离开了《新周刊》。那次讲话可看作他的告别演说。抓住这一刻，是何树青的一句话给我的灵感：“封新城和杂志是连在一起的，没有杂志，他什么都不是。他绝不会冒杂志停刊的风险。”

6月23日下午，朱伟老师早早到了教室，我走进去时，他正打开课件封面，明黄的底色上，左为标题，右为梯度排列的一群人物，我坐下来，抬头看去，他的身影衬在画面上，我忽然眼睛一亮。这不就是昨天晚上读讲义留下的印象吗？发挥记者个性，培养大写的人，成就杂志品质。上半堂课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印象。课间休息时，在大家围着他聊天的时候，我将PPT调回封面做背景，在一旁抓拍。就图片来说，并不完美，但我想表达的意思都在里面了：照片体现了他与团队的关系，这个团队让他放松、自信、骄傲，整个画面也体现了杂志看世界的姿态：旁观者。

二

两个顶尖杂志，主编的风格和带团队的方式完全不同。

封新城是东北人，在西北学习工作多年，诗人，圈子里绰号“西北王”；曾在广播电台工作，连续两次获得中国新闻奖；性格中最突出的是江湖气，自然也就免不了好面子讲排场，曾在饭桌上要狠揍一房地产开发商，不是因为他赖账（答应的一套别墅泡汤），而是因为他贬低那期专题“生活家”。朱伟是上海人，感觉外表颇书生，却是绵里藏针，敢于说不，据说行事风格比较务实。

封新城在即将出版的回忆录《自封新锐》序“我创建了它，它也塑造了我”中说：“写诗让我有语感，做广播让我有对象感，而《新周刊》则磨炼和成就了我一语中的的话题能力和命名能力。”“我们自封为‘新锐，也示范‘新锐、发现‘新锐，更营造‘新锐创领主流的话语空间和价值评估体系。”“《《新周刊》》与国家、社会和时代的基本关系——感知它，纪录它，参与它，梳理它，命名它。”“纵有万般诱惑和跌宕，内心总守护着一个律条——做一个有温度、有价值观的媒体。”他的基本理念、思路和做法尽在其中了。

在编辑部，封新城有绝对的个人权威。周可戏称为“高压统治”。比如说，早年，选题会封新城会出来主持，在许多编辑记者看来，那就像是审判会。对提出的选题，还来不及解释，就得面对封新城的厉声一问：“从什么角度做？”回答的慢了，或结结巴巴，常常遭遇：“别报了，下一个！”周可回忆道：“‘从什么角度做多年来像紧箍咒一样，难倒了不少人，但不少有意思的选题也就这么被逼出来了。”曾在《新周刊》工作过的谢立回忆：“那时封总的脾气如同一块黑云，长年沉沉地压在编辑部上空。开编辑会一见封总黑着一张脸，就知道完了，先听他兜头兜脸把大家骂一顿，个个大气不敢出。毙选题更是常见，他总是让你觉得不够、不够，还是不够，充满自卑感和挫败感，连阅读量都赶不上他，这人随时手边一大堆报纸杂志书籍，随手圈起不起眼的消息就是采访、选题线索，扔给你，哼一声，立刻让你讪讪的，觉得自己无能。有时候到下厂前一天了，封新城忽然推倒了全部专题，折腾得每个人都要发疯。”

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新周刊》提出来一个杂志定位：观点供应商、资讯整合商和视觉开发商。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市场化的媒体，就像是一个商人一样在卖东西，他们卖的是观点、资讯、杂志具体的形态。观点供应商是最核心的东西，在差不多20年的历史当中，作为一个观点供应商，《新周刊》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得到了社会上比较广泛的认可。每一个专题，就是一个观点，一个概念，一个新的名词：“飘一代”、“她世纪”、“急之国”、“生活家”、“民国范儿”、“有一种毒药叫成功”……许知远谈《新周刊》时的一段话，可作为注脚：“这份杂志在十年前是中国媒体的标志性杂志，造就好几年的阅读狂热。那时的中国社会既躁动又饥渴，人人都觉得一切都在变，却说不清到底哪些变化了。但《新周刊》却以不容置疑的语调，告诉你哪些变了。每次的封面故事，都像是当年革命标语一样，斩钉截铁。而深感一切坚固的都煙消云散的读者们，则像是找到了可暂时依靠的东西。”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周可，这位杂志“元老”，既是它的参与者，又是旁观者、研究者，对杂志的发展了然于胸：1997年底的一期号外《中国不踢球》成为《新周刊》概念化的起点，这期杂志的成功，是因为它抓到了大家情感的热点，情绪的热点，然后用一个很鲜明的、强有力的观点，通过封面标题清晰、直接地呈现了出来。这个观点态度非常鲜明、倾向性很强，而且这种倾向正好跟广大球迷和读者态度吻合，说出了他们想说，但是又没有办法直接说出来的话。从1998年开始，《新周刊》连续不断地去强化杂志的观点立场，在大家都在广泛的去采集各种资讯，在奔赴现场，去寻找各种各样新闻热点、寻找新闻源的时候，《新周刊》更多的是跟这个新闻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在这个距离的基础之上，形成一个合适的观点。1998年3月的一期《弱智的中国电视》强化了《新周刊》作为观点供应商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并将之从具体业务标题的层面上升到了方法论的层面。《新周刊》在大标题上，在具体文章的标题上，以及透过这种标题对记者、对编辑的要求，都贯彻“出观点”的要求。endprint

几年前我开始跟《新周刊》亲密接触，那年的年会上，当时的编务总监陈艳涛上台谈感想，谈到《新周刊》的价值时，她说其文本具有社会学样本的意义，许多社会学学者收藏，作为研究的资料。我觉得很新鲜、很中肯。后来接触多了，我发现《新周刊》人有一种时代当事人的担当，把自己当成其中的一个角色，保持了对现实的高度敏感，策划选题、专题时特别强调感受性，由此它表现出了极为突出的选择性，并努力将自己的感觉标签化、符号化，没有感觉的话题绝不参与。我想这大概就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学样本的原因吧。朱伟说，在《三联生活周刊》改周刊后，封新城曾说，在中国做周刊没必要节奏太快。这会不会也体现了理念上的不同呢？封新城要做的不仅仅是梳理、记录，而是要感知、参与、命名，保持一定的距离和时间很重要。

三

朱伟主要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谈他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工作，印给我们的讲义的标题是“编辑部管理与编辑人才建设”。听完课，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是将传统的编辑体制发挥到极致的主编。为了解决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编采分离带来的矛盾，他的编辑部以记者为中心，只有一名编辑，就是他自己，就是主编，一个人面对所有的记者；为了解决编发矛盾，他将编辑经营一体化，直接抓发行经营部门，亲自协调编发两个部门的意見，使自己完成了由文化人向文化商人的转变；虽然已经成为一本公认的大刊，但我们所看到的只有一本刊物，没有从这个品牌衍生出任何延伸产品——比如时尚集团基于市场细分的系列刊物，比如《新周刊》那样制造的各种榜单，又比如《中国国家地理》基于自身特色的“探索之旅”。

我颇为纳闷的是，为什么整堂课朱伟始终没有明确定位《三联生活周刊》，概括其办刊宗旨，或者作为一个务实的办刊人，他不认为这些漂亮的所谓定位、宗旨有必要在课堂上说。在他的讲义中，在谈人的管理时，看到这么一句话：“以人的塑造与成长来决定刊物的走向，以大写的人的个性求效益，以个人的成就、品牌成就刊物的品牌、效益。”去兰州前，我曾在网上搜到过一篇文章“《三联生活周刊》的品牌之路”，其第一大点就是：“清晰定位，明确立场。”定位是：“做新时代发展进程中的忠实记录者。在力争以最快速度追踪热点新闻的前提下，更多关注新时代中的新生活观”。宗旨是：“以敏锐姿态反馈新时代、新观念、新潮流，以鲜明个性评论新热点、新人类、新生活。”承诺以“最快、最丰富、最好看”权威梳理一周新闻。是不是这些概念化的东西，朱伟认为没什么意思呢？

即使在课后的提问环节被问及主编的主导性时，朱伟也只是说：“《三联生活周刊》是团队的共同创作。我接受和纠正选题内容的过程体现了我的选择和立场。主编对刊物调性的把握形成了刊物的风格。刊物的气质就是主编的气质。”

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转为周刊。911事件，连续做了五期报道，不仅发行量由长期不足5万份，一跃而上10万，而且在报道质量上，成功体现了编辑部的想法，发挥了现有编辑的优势。911系列报道让杂志迅速完成了转换。2005年的抗战系列报道，标志杂志成功转型为综合性刊物：什么都可以做，不以新闻为主。新闻道路难走，自选动作有限，读者厌倦主导式新闻，很难做出不一样的新闻。2005年“抗战系列”，发展进入快车道，2009年“建国进城系列”将这一方向发扬光大。新闻化和为重大事件作注，蜕变为去新闻化的综合性刊物，事件人物专题深度写作成为其标志性的文本。

朱伟的课件，比讲义要丰富，因时间关系，课堂上他省略了很多。半天课听下来，我感觉《三联生活周刊》基本上把自己当作时代的旁观者，一个有文化追求的高度商业化杂志，办刊方向是在生活的这个大概念下，几乎无所不包，而不同时期会据形势、人手、需求的而有所变化，不左不右，不抱立场。朱伟说，他办刊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模式，手里有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活。主编就是一个大的协调员”。早期，他利用自己的作者资源，请王小波、余华、苏童、李陀、史铁生等等为他写稿，主持栏目，写专栏。后来，完全靠自己的记者写稿。方向偏向经济方面内容、胡泳模仿《新闻周刊》带来了文体革命、苗炜向自由平等博爱的内容扩张、高昱开启了社会报道、李鸿谷将杂志带向新闻化等等，后来还进入时政报道，最后明确为综合性生活周刊后进入发展快车道。不断的与世推移，随时调整变化中，有一点是不变的，“一切以稿件质量论成败，以生产能量定级别”。

“主编的工作永远是要去发现记者身上有可能突破的点。” “每一个优秀人才一定都是个性突出的。所以，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强调，一个记者，文章能区别于他人，才能成为主任记者；一个主任记者，有突出的专长，才能成为主笔。主编的工作是发现与发掘他们的个性，他们的个性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兴趣点与兴奋点，这正是人才发展的原动力。” “发掘人的潜能，保护人的个性”是他管理的方法论。“稿件质量与发稿数量还有一个关系问题，质量的重要性远重要于数量……一个优秀稿件的效能可以是普通稿件的数倍，这决定了稿酬标准的级差。这就鼓励大家都去写重要的稿子、鼓励大家按自己的愿望去写自己想写的稿子。”大概在选题的策划和开发上，朱伟很少主动提出什么。他说“主编顺着编辑走就行。”他充当的角色像一个“看水人”，拎一把锄头，在田里巡视，遇有水流不畅之处，才会出手疏通。他说，他最常问记者的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写最轻松？”也许我可以将之解读为记者写稿时的“宽心丹”。讲课中，他多次谈到了宽容的重要，但他的宽容度却是以一个人能力的大小为度量的正向关系，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模式，效果很好，他将团队的写作潜力挖掘到了极致。

当然，我并不认为朱伟是一个一团和气的好好先生，优秀的管理者从来是有锋芒的。以能力的大小来定宽容度，主笔、主任记者之外的一般记者的感受如何？我不敢妄加揣测。课堂中有两个细节或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世纪初，李鸿谷的新闻团队进来后，做刊物的理念遇到了挑战，做深度还是做新闻？大多数站在原先刊物的风格一边，而朱伟坚持新闻化的方向，导致了一批人的离开。朱伟说，“刊物要裂变，一定是新人的推动”。另一个细节是，课堂有一块一度交头接耳声音较大，朱伟停下讲课，对着那边说，“请不要讲话，影响其他人听课。”这大概是他说的管理中敢于说不的侧影吧！

四

如果说，朱伟的用人特点是发挥个性，封新城的则是为我所用。封新城的成功，同样是团队的成功。已经是新掌门人的陈艳涛说， “《新周刊》的辉煌和最好时光，其实是由每个置身于其中、为每一期杂志苦苦较劲的《新周刊》人创造的。”封新城有诗人的灵光闪现和直觉，有一语中的的话题能力和命名能力，但对这背后的成因、事情的因果等等，却说不清，道不明。只有在编辑团队的探究、碰撞、采访，一步步将一个话题，一个名字丰满起来，有意义起来，才使之有了形象、厚度、深度。而对标题（命名）这种概念化的偏好，还会为了一个自认为好的标题而改内容，重写内容。主题先行，话题先行成为《新周刊》奉行的方法论。我以为，《新周刊》无法跟《三联生活周刊》比文本的完美，而在话题的新锐、响亮，概念的制造和流传上，却是稍胜一筹的。

若要用一句话概括杂志的特点。我以为，《三联生活周刊》追踪、关注、反馈、梳理时代，解读事件，执着于为时代作注，为生活作注，无偏袒地记录、梳理、解说，姑且名之为“泛生活化”；《新周刊》力图把握时代的脉动，感知、参与、命名时代，不妨名之为“概念化”。若要用一句话总结两份杂志的成功，我想说：以旁观者的身份，在泛生活化中对精致文本的不懈追求；以参与者的身份，在概念化中对命名的病态执着，成就了两份杂志的辉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