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延安整风，痛批王实味，私底下同情王实味的恐怕并非绝无仅有，但在公开场合为王实味仗义执言的却仅有萧军一人。

自始至终，萧军坚持认为，王实味不是托派；批斗王实味的人不讲道理。后来，王实味被捕入狱，直至被处死，萧军都没有对王实味口出恶语。他因此被扣上“同情王实味”的帽子，被孤立，遭打击，但他无所畏惧，据理力争。

整风前，萧军是毛泽东的朋友、座上客；整风后，萧军曾数次为各种事，上书毛泽东，请求一见。但毛泽东很少回复他的信，更不用说面谈了。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疏远了，隔膜了。萧军同情王实味，应该是毛泽东疏远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实味是因为发表了《野百合花》而惹火烧身。在这篇揭露延安“黑暗面”的文章中，王实味对延安“等级制度”的批评显得尖锐而刺耳：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的‘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中央领导人对此火冒三丈。

1942年4月4日，萧军因一篇文章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想去征求一下毛泽东的意见。恰好王震也在那里。谈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王震很气愤，萧军则和他争了几句。

“王震也在那里，他提到有些人不满意《解放日报》那篇《野百合花》的文章，很气愤的样子。我说：‘以枪报枪，以笔报笔，纠正了他一些意见，他似乎有些心平气和了。”而毛泽东的态度则显得意味深长：“毛解释因为环境沉闷，所以发生了一些病态的现象。”（萧军著《延安日记1940—1945》上卷，第436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以下简称《日记》）

显然，萧军认为，王实味观点不正确，可以通过写文章去反驳去辩论，以理服人，“以笔报笔”，而不应该以势压人，用政治手段去压服对方。

毛泽东的话则让萧军有点摸不着头脑。其实，萧军不知道，毛泽东对《野百合花》的不满，和王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前，毛泽东在读到《野百合花》时，曾猛拍桌子，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还当即打了电话，要求报社作出深刻检查。

毛泽东的不动声色，让萧军摸不准他对王实味的真实态度，所以，后来，萧军又多次去找毛为王实味求情。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整风运动更加紧锣密鼓，对王实味的批评不断升级，人们的认识渐渐统一，认为王实味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落后的思想，他的言论对党及革命是有害的。唯独萧军不以为然，为王实味问题的性质，他与何其芳、胡乔木都有过激烈的争论。在1942年5月25日的日记里，萧军记下了他与何、乔争论的概要。

“关于王实味的问题：A，我仍然承认他主观上是站在革命立场上，根据是他是个党员。何氏否认他主观立场是不对的。B，对于王实味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究竟对他是同志还是敌人。”

胡乔木不同意萧军对王实味的看法，他认为“对于王实味，思想错误也就是敌人。”

双方各不相让。萧军认为，“真理是在我这面”：

“我这一次也算一个挑战，知道知道别人的力量，也知道知道自己的力量，我于这些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人群中，也还是自由杀入杀出，真理是在我这面。

我如此做是别人不敢做的。对于我自己是伤害的，对于真理是有用的。”（《日记》上卷476-477页）

6月1日，针对王实味的名为座谈，实为斗争的会继续进行。会上，通过上纲上线，巧妙罗织，将王实味的罪名定为：“托派”，“污蔑党的领导机关”，想拉拢一帮同志，打击一帮同志。

会议的最后，艾思奇选读了王实味反驳别人的一篇文章《关于〈野百合花〉》。时任中央研究院宣传干事的温济泽在日记里记载：“在这篇文章里，他（王实味）不仅继续污蔑党，而且以青年领导者自居，以现代的鲁迅自居，号召青年们与他握手。在听到后面这些肉麻的词句时，会场中引起一阵阵的带着鄙视的哄笑。”

也许是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也许是抗议他人无中生有捏造罪名，6月2日下午，王实味找到党委，提出退党，他说自己“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几乎无法解决”，因此，他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

当天下午，当萧军听说王实味想自动脱党，敏感地意识到，这对王实味对党都不利。他认为，王实味此举“是党内一些无知的人以批评为打击的结果。”

对那些借批评来打击王实味的人，萧军很不满。对王实味的意欲脱党，萧军思考再三，得出如下结论：

“从一个党员立场看他，他这是不对的事，从一个‘人的立场来看他，那是应该同情。党方面的处置不当，如果一时要保持党的尊严，任他脱党，这影响：A，敌方可利用这事宣传为王实味被开除党籍，证明共产党的民主等完全是谎言。B，对于一般党员在心理上会留下这样一个阴影‘啊！不要多言了罢，万事大吉。C，對于王实味只有反革命路一条。这是一种各方面的损失。”

萧军以上的判断极富预见性。后来，当王实味意识到“脱党”的严重性后，想反悔，已来不及了，反革命的帽子也就死死扣在他脑袋上。而国民党后来也确实借王实味被整肃一事大做文章，讽刺延安的民主。

当时，萧军朋友李又然对王实味脱党也表示愤懑不解，他对萧军说：“过去我是同情他（王实味）的啊，一听到这消息，我马上感情啪——变了，无论如何这是不应该的……这就是叛徒……宁可到死……也要叫一声‘共产主义万岁……”

萧军则开导李又然，说：“人到了对于自己的前路完全感到黯淡，所受到大的打击超过自己承受的力量时，这时候人会感到情操的破灭……目前不是王实味本身的问题，而是党的影响问题。”endprint

李又然指责王实味为叛徒，萧军也不同意：“这是不能作为叛徒看的，如果在十年前内战时代，这也只能说是革命逃兵……在现在他虽然脱党，但他仍在抗日，他还不失为一个中国人，你也有义务和他合作……我懂得你的感情，也赞成你的立场……但是我愿你再以‘人的一面去看看，从你自身来对比，从全般事情经过来论断，你就不会太激动了。我对于这事不是基于感情的，而是基于事理的，我预料到这样结果可能发生的……”。（《日记》上卷第487页）

确实，萧军的分析合情合理，客观冷静。倘若，大家对王实味事件能多一点冷静的思考，少一点盲目的激动，也就不会在“座谈会”上那么咬牙切齿群情激奋。遗憾的是，人们更愿意跟风而不是思考；更愿意看上面的脸色行事，不愿或不敢说出内心真正的看法。

经过再三考虑，萧军决定去找毛泽东，把人们对王实味不正当的批评态度告诉毛泽东，“让那些以打击为批评的人受些损失也好”。

毛泽东虽然同意了萧军的求见，却显得很“困乏和懊恼”，似乎怪萧军多事。他对萧军说，王实味要脱党也无办法，因为没人强迫他：“共产党有这一条规定，没有入党的自由，有退党的自由……如果他要退党那也没办法……他这里面还有别的问题。”

萧军不甘心，仍请主席注意一下某些人对王实味的“不正当的批评态度”：

“这仅是我个人的一点见解，我本可不管或不來，因为这是你们‘家里事。但是我恐怕你不知道，明天他们就开会，那样木已成舟，挽回就不容易……简单说，王实味这行为我不同意，但一些人们那种不正当的批评态度我也不同意……我最终的意见，就是王实味现在脱党对于党以及他自己全无好处。”

萧军在日记里乐观地写道：“经过我耐心解释，他似乎也明白了。”（《日记》上卷第488页）

萧军估计错了。

毛泽东一再提醒萧军，王实味还有别的问题，要更深一层了解王实味。因为，当时的毛泽东已经认定王是托派，想通过《野百合花》大做文章——早在四月初，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议上，包括贺龙在内的八位发言者都对丁玲《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野百合花》提出尖锐批评。毛泽东总结发言时，一锤定音：“《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萧军不是党员，他并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会。还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建议会对毛泽东有影响。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政治家和文学家的不同，前者不动声色，不到最后不亮底牌；后者心直口快，总是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

6月4日，萧军参加了对王实味的座谈会（其实是斗争会）。那些发言者的“恶劣和阴毒”让萧军忍无可忍。“他们从思想、政治、组织上断定他是‘托派思想，肯定他是托派。用各种证据想证明他是有计划、有阴谋来进行破坏党，侮辱党的托派流浪份子……或者是小资产阶级染着托派思想的份子……”

轮到王实味说话时，“他发言还不到几句，下面就有一些人‘打断他的话，像一群恶狗似的，伸出嘴巴向他围攻了。”

大会主席居然不管，萧军开口了：“主席，这是不行的，应该让他发言说全了话大家再反驳他……无论什么会场全有个秩序呀……。”

会场上有几个人，立即把矛头指向萧军，斥责萧军“捣乱会场”，侮辱他人。那几个大喊大叫的人，萧军都熟悉。因为王实味曾在文章里骂过他们，现在，他们趁火打劫，就给王实味栽赃。又因萧军为王实味讲了几句略带同情的话，就向萧军咆哮。萧军感慨：“他们是恨在心里的，今天他们企图用自己的牙齿把自己的仇人撕碎了，掷出党外，他们为了假公济私竟忘了党的影响，党的利益，至于同志的爱，为人的品格，批评的精神，方法，立场……早就扔到九霄云外了。”（《日记》上卷第491页）

6月7日，蔡天心（王实味同事，中央研究院文艺理论研究家）来访，萧军知道他是来探听自己对4日晚上座谈会印象，就率直的说：“这是给党招来恶影响，也给党多增加一个敌人，对于‘人也遗弃了一个被教育者……革命绝不是赌气，也不是夸耀尊严，而是一切的革命利益为前提。一切是为了革命利益和胜利存在……”

由于萧军在会上为王实味讲了几句话，后来在回家的路上也抱怨了几句大会开得不好，是把屎盆子往王实味头上扣，结果中央研究院给萧军送来一封抗议书，上面有一百零八人的签名。

萧军同志：

我们一向认为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愿意向我们的共同敌人奋斗到底，像你这种热情，我们一向表示十分敬意！

据许多同志对我们说：“你在参加了我们对于托派份子王实味的斗争会议之后，你曾对我们的座谈会加以污蔑，认为是‘ 倒尿盆‘狗打架 ‘假公济私，我们认为你这种态度是不正确违反真理的，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我们这次座谈会是清算王实味的托派思想及其反党活动，我们的斗争是有原则的，有根据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自己及巩固党，因此不仅党员应该积极拥护，而且一切党外人士也应该报同情的态度，给予积极的帮助，但使我们十分惋惜的，是你所表现的，并不是一个友人应有的态度，因此我们希望你好好地反省一下，改正这种错误观点。此致

敬礼

六月十日

中央研究院全体人员，中央医院到会代表苏爱吾等，政治研究室全体人员，中央政治研究室敌伪组，海委全体，世界语协会，边保政治部全体党员，中央印刷厂参加大会代表李平吕西良。以下个人签名108人。（《日记》上卷第501页）

萧军接到抗议书后，表达了两点意见：一、愿将此事提到党中央去解决；二、要传话的人给出人证物证。

萧军的强硬的回答当然惹来一片骂声。萧军不屈服，在日记里表示，自己“必加以回击”：

“听说昨天他们在会场上选读了我那两条回答，接着由范文澜、罗迈、丁玲讲话辱骂我，据说丁玲说她还可以作证，这个可怜而幼稚的女人，灵魂是这样软弱了啊！我全不屑于憎恶她。只要我一寸呼吸还在，对于此类人，我必加以回击。现在我所需要的只是忍耐和冷静，再就是战斗的力。我相信我会给这些‘卖友求荣的动物们一个永远的良心上的责罚。”（《日记》上卷第502页）endprint

丁玲和萧军原本私交甚好，现在却翻脸不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斥骂萧军。妻子王德芬委屈得哭了，萧军安慰她：

“亲爱的，她这是应该的，她必须要表白自己，因为他们软弱，禁受不起，我强健，这件事对我没什么，不久它会过去的。这给我个新的锻炼，我真实的应该感谢它，不然我会吃更大的亏，这对你也是个很好的课程，你可以更深，更多些懂得‘人……。”（《日記》上卷第502页）

在批判王实味的会上，丁玲和艾青的发言恐怕最令萧军寒心。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正是发表在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丁玲发表这篇文章当然不是后来她所检讨那样出于马虎。她发表此文恰恰是因为她认同王实味文中的观点。事实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中对延安“黑暗”面的揭露丝毫不亚于《野百合花》。

当时，“文抗”的几位作家，丁玲，萧军，艾青，罗烽都主张暴露黑暗，甚至为此和周扬打过笔仗。而王实味发表此文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呼应丁玲、艾青、萧军等人的文艺主张。只是由于毛泽东的保护，当时整风才没有把《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一锅煮。

大概出于将功赎罪的心理，丁玲在一次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指出：“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仅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她号召大家对王实味要“痛打落水狗”。对于《三八节有感》，她也做了沉痛的反省：

“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已经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渐的感觉。我知道，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候着呢。”

话说得堂皇动听，其实就是为了自保，为了顺应潮流，表明自己坚决跟党走的态度，于是，不惜对王实味“落井下石”。——这样的人格，萧军当然不敢恭维。

艾青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中流露的观点与王实味文章有很大相似之处，那就是主张暴露黑暗：

“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

希望作家能把藓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

愈是身上脏的人，愈喜欢人家给他瘙痒。而作家却并不是喜欢给人瘙痒的人。

等人瘙痒的还是洗一个澡吧。有盲肠炎就用刀割吧。有沙眼的就用硫酸铜刮吧。

生了要开刀的病而怕开刀是不行的。患伤寒症而又贪吃是不行的。鼻子被梅毒菌吃空了而要人赞美是不行的。”

在批评王实味的大会上，艾青为了洗涮身上和王实味相同的“污点”，毫不留情地给王实味戴上大帽子，然后，慷慨激昂，声色俱厉：

“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到它的时候，就像走进城隍庙一样。王实味文章的风格是卑下的……他把延安描写成一团黑暗，他把政治家与艺术家、老干部与新干部对立起来……手段是毒辣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可谓信口开河，上纲上线，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艾青如此见风使舵，虚伪怯懦，萧军干脆在文章中直斥为小人。

萧军把那天座谈会的经过写了一份《备忘录》，并寄给毛泽东转给中央。

人们众口一词说王实味是“托派”，对此，萧军不认同，他说：“王实味绝不是一个‘托派，他们这次是用的政治上的‘苦肉计，为了消灭他文章上的党内党外的影响，所谓‘一俊遮百丑的办法。但他们把我拖上，却是愚蠢和绝对错误的。只有智慧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啊！我要获得大智慧，大感情，大意志……。”（《日记》上卷第517页）

萧军此说极富预见性。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发出的《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摘下了王实味头上的“托派”帽子：“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

中央和毛泽东对萧军的《备忘录》迟迟没有回应，萧军那颗被等待煎熬的心越来越冷。

对于昔日朋友反戈一击，萧军也想通了：

“一切是利害，无所谓人性……。因此，我对于延安诸人以及朋友们对我‘咬一口我更觉得当然了，因为他们开罪我是无关系的，他们却不能开罪‘党，那是他们前途所系的命绳。为了保护自己，利害当前，一个普通人那是谈不到‘正义‘真理一类事的，虽然他们的心里明知不对，但也要如此的，久了，一个人性就软弱了！无论他们拿什么‘阶级道德里遮掩，总之这是可耻的，也绝非真的阶级道德。因此我也就更能宽恕人，我也要外面变得柔软再柔软些，里面坚强再坚强些。”（《日记》上卷第531页）

因为在组织部一份“通知”中看到征求“意见书”一事，萧军便给当时的组织部长陈云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自己几点意见，内容有三点：

“一、关于前此中央研究院等八团体，百零八人向我送达‘警告书，据说根据是文抗党员同志等的汇报，后来，我要凭证，他们又不明确指出——虽然丁玲与曾克曾在中研院会场及文抗座谈会会场分别口头说过他们可以作证，但又不肯当面和我对质——我不知此等‘汇报是否正当——站在组织原则上——如属正当，我甚愿此等证人与我当面对质，明此一段公案。如果不正当，组织方面是否还有些适当的处置。我对‘莫须有与‘捏造汇报或‘马虎了事等办法，素抱反对。

二、关于我与中研院等经过，于三月前我已请毛泽东同志把我的‘备忘录一份转至中共中央，欲知详情请直接取阅。

三、我对此事件，如一日不有过水落石出，我将一日不甘心，所以甚盼有个回答。如无回答也可，那我再尽我能有的力等待。”（《日记》上卷第593页）endprint

当然，萧军后来并未等到什么结果。

四面楚歌，身陷绝境，王实味感到萧军可能是他唯一的知音。

10月2日早上，他从山下朝萧军的住处走来，手里拿着一张纸。边走边喊：“萧军，你也是反革命，我也是反革命。我们谈一谈吧。”

“反革命”这个称呼让萧军恼火，而且，萧军也怕对方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骂道：“滚开！谁是反革命，你再向上走我踢你下山。”

王实味没想到挨骂，委屈地说：“呀，连你也不了解我啊！我有一封信，请你转一下。你看后就明白了。”

这时萧军已来到王实味身边，他看到王实味双眼通红还有泪水，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憔悴，虚弱，无力，走路还借助一根拐杖。大概是怕萧军，这个可怜的人已往山下退去。但见萧军捡起地下的信，他又抱着希望向萧军走来，说：“你若是硬骨头，你不要把这信给任何人看。连你也不了解我啊。”

这时已有人朝这里探头探脑，萧军为避嫌，故意大声说：“信既然交给我，我就随我意来处置。”

王实味要萧军下山谈谈。萧军拒绝了。

回到山上后，妻子怪萧军太厉害了。萧军辩称：“不这样处置，如果我像一个朋友那样接待他，那会生出一些可憎恶的谣言，这对我们斗争是一种妨碍，我必须要这样无情啊！”

看了王实味的信，萧军又想和王实味谈谈。就站在山坡上喊王实味：“你请上山来，我们谈一谈。”王实味答：“你不怕砍脑袋吗？”萧军笑了：“不要紧，不至于到这样程度。”王实味又说了句：“我不是托派啊。”萧军答：“我不知道这些事。”

王实味走到山路口，又停住了，说：“我不上去了，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渐渐明白，我错了，我不应该把信交给你，应该交给文抗的支书呀！你交给支书，只许你看，和支书看，不准第三者看。”说完，王实味摇摇晃晃地走远了。

这时，萧军听到了发自旁观者的笑声，“一种残忍而卑贱的笑声”。

因为王实味的信是写给毛泽东党中央的，事关重大，萧军不敢随便处置，将其转给了胡乔木，由他交给毛泽东。

“泽东同志：

这是一种意外的事，今天早晨王实味在山下呼着我的名字，把这封信放在山脚下，要我代转给您。后来他又说‘做错了，让我交给文抗支书，再转给您。我就如此照办了。专此祝好。

萧军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晨”

王实味的信，如下：

“伟大的乔、转呈伟大的毛主席、转党中央：

我要請教你们伟大的伟大的伟大的，

人为什么定要用‘脚底皮思想呢？

为什么人在如‘象如‘熊更能解决问题时，却是蠢到非用‘狐狸似的小狡狯不可呢？

为什么‘为工农的伟大的伟大的那么多，而工农却觉自己是‘三等革命‘不是人‘没有出路呢？

为什么‘头等革命是唯物论，而‘三等革命却必须是唯心论呢？

为什么说谎的是好干部，而老实人却反革命呢？

为什么那种一方面对着手枪，一方面对着监狱和死亡，学信告诉我，‘乾兄与国兄拼命要好，但对自己亲兄弟却以刀枪相向的可爱，可怜傻到极顶的‘心，伟大的人们却不懂得用‘心去征服，而定要把他们或逼上梁山或驱入灭亡呢？这是聪明还是愚蠢呢？

为什么鲁迅临终时要拉着许广平的手按在他心上呢？

亲爱的同志们，我无论如何不能疯狂，我知道有些心会为我疯狂而冷掉，那些心并没有因为反王实味斗争而受了太好的教育。救救我吧，把我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呦，我要安静安静呀！不一定到颐和园北戴河或莫干山呀，看看吴满有家里能有一席地没有？我必须离开中央研究院，必须！

反革命王实味顿首百拜千拜万拜

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 ”

（《日记》上卷第598-599页）

10月12日，陈云约萧军谈话。

陈云告诉萧军，王实味是托派，不过党还是养着他。另外，他问萧军，他是否真的在中央研究院为王实味说过话。萧军已为此事写了备忘录，所以拒绝回答这一问题。接着，陈云批评萧军，不了解情况不能乱发言，发言时态度也不好，“备忘录”这样的字眼也不能用。

萧军针锋相对予以回击：

“第一，你所说的，退一步就算我不对，可是另外的不对应由谁负责呢？不必为我顾虑，我一定要证人证物。我一直到现在意见和备忘录意见没有改变。《备忘录》这是可以用的。我推测了中央的三条办法：A，等整风以后。B，拖冷了。C，随他去……但我希望走第一条路，我相信你们也会走第一条路。我也知道你们很难处理这个问题，我以写长篇小说的精神等待着。你说，这次中央研究院事情你不知道，但事后又不能不支持，这在你的立场上是对的，但我站在我的立场上也是对的。总之，我可以不报复不计较，但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日记》上卷第610页）

事实上，中央一直没对萧军的《备忘录》作出回应，采取的是B，“拖冷了”的办法。

10月16日，舒群来萧军住处，劝他“关于中央研究院那事不要发展下去”，萧军回答：

“这是个原则问题，党与群众的关系，党与他的朋友关系，党员的立场、观点、态度方法的关系。我对共产党重新决定态度、观点的关系……如果你再肯好好思索一番，就知道我这斗争是必要的了。这绝不是简单的人事关系，或偶然的……。”（《日记》上卷第617页）

10月18日，在鲁迅纪念会上，面对柯仲平、周扬、艾青等咄咄逼人的攻势，萧军进行了回击。选读了《备忘录》的概要，“驳斥了不能和共产党为朋友的胡说”。不过，最后，为了息事宁人，萧军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百分之九十九错全在我，只有一分留给你们考虑。”

本来，大会可以到此结束。但丁玲突然向萧军发难，说，共产党离开萧军固然是损失，但最大的损失还是萧军。她追问萧军，他说的“百分之一”的错误是指什么？endprint

萧军被激怒了，大声吼道：“好！革命离开谁一个或几个人也不会不胜利的……但我不和共产党作友人也决不会就灭亡，要我指出那百分之一的错处么？那就是‘你们的方法……。”（《日记》上卷第619页）

10月22日，也许是听说了萧军在鲁迅纪念会上“舌站群儒”的壮举，夜里，王实味突然来找萧军，既想安慰一下萧军，更想倒一下心里的苦水。他站在窗外，对躺在床上的萧军说：

“我来劝说你，请求你，马上加入共产党，痛痛快快把自己的错处承认过来吧。不要为了个人的自尊，为了革命的利益着想吧。他们明后天就要讨论我的党籍问题了。我倒不怕他们开除党籍。这样我也不会离开革命工作的。但是我看到十九日解放日报的文章，那后面伏着杀机啊！我倒并不恐怕死，来哀求你，但为了革命，也许会牺牲了我。我甘愿的。可是交你转的那封信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我的心是为了党的啊。我知道你是对的。你那样响亮地打了他们的耳光。不过他们拿你没有办法。但是为了革命的影响，这样不成啊。那要垮台。毛泽东是禁受得起这耳光的。我过去错误了。不该乱骂人。你是英雄，是硬的，但我要流眼泪，一切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要做人所不能做的罢。”

王实味深夜来访，萧军显然有点不高兴，这要给别人看到，又会传出闲话。但王实味沉痛哀伤的话还是让萧军动了恻隐之心。他克制内心的不高兴，尽可能地给了王实味一点安慰和鼓励：

“第一个，我给你的意见就是人无论到了怎样艰难的环境，不要失掉一个为人的自尊，你要好好练习控制你的感情。第二，你的意見我可以考虑，入党与否。第三，你可以把‘杀机等想法抛开，这不会的，因为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第四，你所说的‘英雄一类，这是一种夸大，共产党少我们一两个人不要紧，即使再少几个也不要紧。第五，我没什么过错可承认，过去也没做过什么错事，将来也不会。第六，我不愿人强用我，我也不愿强用人。第七，我要自尊，也要弄个水落石出。”（《日记》上卷第622-623页）

饱受冷眼、辱骂、打击的王实味，恐怕只能从萧军这里得到一些温暖和安慰，这也是他冒险半夜来萧军住处的原因。

这次谈话后不久，王实味就被开除了党籍。次年4月1日被捕，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

12月25日，王实味又来找萧军。当时王实味已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反党、托派。萧军不方便和他单独谈话，就找来党支部书记旁听，“免得一些无谓的麻烦”，但支书不愿听，走了。萧军只好耐心和他交谈。萧军感觉，王实味的神智似乎不像上次那样混乱了。

王实味劝萧军不要和党对立，同时说自己思想有了转变，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他也夸赞了萧军“冷静”“坚强”。

对于王实味在文章中提及的“中央委员会享受”，萧军观点如下：

“你根据了马克思所规定的，一个政党负责人，生活最高不能超过一般工人的标准，否则即剥削。从原则上是对的，但根据中国革命性质，实际情况，比较，需要等……是不能夸大这东西的。我和你意见相反，应先论事后论人，至于一些小的物质的享受，把它夸大为缺点，这是你根本的错误。”

王实味同意萧军此说。

萧军接着说：“根据所能取所值这原则，毛泽东他们也应该要生活得好些。为了工作，并且据我所知，他们的生活并不比我们好过多少，那时朴素的，简单的。因为我和他们有过交往，也偶尔吃过饭。一个高级工人也是不能和粗重工人比的。”

王实味辩解道：“我是说除了必须和必要，就不要给别人以造谣的机会呀，为首领要以身作则呀”。萧军则批评道：“不要要求太高，要懂得中国党是不能和外国党比的，各有强的一面，也各有弱的一面。”

王实味似乎被说服，大致同意萧军的看法。

其实，萧军说这番话，是劝王实味不要太偏激，太偏激，容易吃亏。而他本人在很多时候，并非如此温和、冷静、大度的。遇到某些不公平的事，他的反应其实和王实味一样激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共产党的进步性”，王实味发表如下看法：

“我最近才承认了这党的进步性，容受性是可惊的，我没了怀疑！我过去对党中央怀疑呀，你想一个党员对党中央全怀疑，这还算一个什么党员！我这个做党员是不得已啊！我不是这样的坯子，只配写写文章……。我过去对这党是怀疑的，自从有了毛泽东，这党才有了路，有了光明的方向。对于毛泽东他们的政治才能，主张，我是佩服的，只是对他的个人享受欲太大，我老实说感到不满……如果他能多像列宁那样……‘刻苦自持就更好了……病人们全没得吃的啊，而他们……”

萧军告诉我们，王实味如此悲愤，是因为几年前他生病却连一点面都领不到。

通过这次交谈，萧军更加坚信，王实味不是托派：“显然，这是‘立三路线一种恶毒的斗争方法，所谓木已成舟。”（《日记》上卷第666-667页）

近距离接触也让萧军看到了王实味的缺点：名士气浓重，小资产阶级急性病。

萧军认为，这次交谈既让自己懂得了王实味这样的“一个人型”，要以自己的精神“镇定”了王实味。

两天后，萧军给王实味写了封信，请对方不要再找自己，因为“这于此时是不宜的，而且也无必要。”

萧军在日记里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此时我不是讲温情的时候，而且我也不乐意听他那些废话和一些无聊的狂言，对于这人的‘质地我不喜欢，浮狂而还自私，名士气太重，他的一些习气和气氛是我所难容的，——他的‘不正，邪气，鬼气很深……”（《日记》上卷第671页）

1943年7月15日，萧军在杨家岭听报告，报告中有人提到王实味。当天晚上，萧军在日记里写道：“我推测，如果将来战势紧张，王实味仍顽固不化，他们也许杀了他祭旗。”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萧军的推测。

尽管在外貌和性格方面，萧军和王实味相差甚远。一个魁梧有力，豪爽果断；一个病弱萎靡，偏执尖刻。但两人的精神并非没有想通之处。我以为，在以下几方面，两人堪称心心相印。endprint

一、文艺观相近。

王实味的文艺观集中体现在他《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在文章的最后，王实味概括了自己的文艺观：1，民族形式只能从民族现实生活的正确反映中表现出来，没有抽象的“民族形式”；2，新文艺是进步，民族的，也是大众的；3，“旧形式”一般是落后的；4，新文艺没有大众化，原因是革命没有成功，绝不是因为它是“非民族”的；5，不能通过旧形式来“创造民族形式”。

萧军曾细读过王实味的这篇文章，并表示他同意王实味的观点。在1944年2月17日，萧军在日记里写道：

“王实味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我又细心地读了一番，实在找寻不出他的‘托派和‘特务的主张在哪里，而且我也同意他的主张。若非说是‘反革命，只是这作者对于共产党两位愚蠢、武断、机械论者的‘理论家——陈伯达，艾思奇——做了批评，如果若不是‘断章取义，我认为也是应当的。……但他却一直被认为是‘托派而被绑上了‘刑场——也许是政治上需要这样一个‘牺牲者罢，但我却一直怀疑着。如果为了玩‘政治戏法而出此，这是一种可怜的方法！不能否认这作者是聪明敏感的，较之陈、艾之流是超过的，虽然有时还闪露一些‘才子式的锋芒。”（《日记》下卷第346页）

后面，萧军又写了一句：“一个人总应该勇敢坚决，透过一切舆论，障碍来抉取真理，而主张它。虽然有时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可以不夸张它，但不诚实的种子，总要传出同样的萌芽果实来，今天眼前的便宜，是无好处的。”

前一句是夸王实味，并激励自己“抉取真理”；后一句则是讥刺和警醒那些不诚实的做法。

二、对等级制、特权现象敏感又反感。

王实味曾批判延安存在“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平等，并为这句话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认为，萧军私底下会认同王实味这句招来杀身之祸的话。因为在他日记里，对等级制、特权现象的不满时有所见。

不过，自王实味被打成托派后，萧军对“特权”“等级制度”的看法越来越温和。这一转变说明萧军还是吸取了王实味祸从口出的教训，显示了他粗中有细的一面。

三、桀骜不驯，敢批逆鳞。

李敖曾说：“看见坏的，我要说，不让我说不可以”。王实味和萧军都是这样的人，他俩的血仿佛比别人热，骨头也不是一般的硬。只要真理在手，哪怕面对天王老子，也敢据理力争。

王实味在延安和顶头上司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都有过激烈的争吵。他并未因为对方的权势和名望而有丝毫的畏惧。

在一篇文章中，他附带说了一些自己的骨头：

“一个人做人的骨头，要由了解他的广大群众来鉴定。一个党员政治上的骨头，要由中央组织部来鉴定。一切关心王实味的这两种骨头的人，不管从善意或恶意出发，都请去详细调查研究一下，正面站出来说话。用谣言中伤人是最卑鄙龌龊的手段。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而萧军的骨头之硬，比王实味不差分毫。他甚至在和艾思奇的一次谈话中拔出了刀子。那次，艾思奇坚持要把萧军的一位女同事调走，原因是她和萧军传出了绯闻。萧军认为这是谣言，是对自己的污蔑，要求上级查清谣言，证明自己的清白后再給女同事调动工作。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萧军把短刀插在桌上，说：“不把谣言查清，就别想调人，如果强迫，我就和他拼了。”（《日记》上卷第182页）

为了个人的尊严，为了捍卫真理，萧军和王实味都敢于拼命。

萧军和王实味在精神上有诸多相通之处，而这，正是萧军在大庭广众下为王实味仗义执言的内驱力。也许萧军本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事实上，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敢于和周扬唱反调，揭露延安的黑暗面，甚至剑指某些中央首长，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们有虎口拔牙的勇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毛泽东一度鼓励党外人士向中共“开炮”。

1941年9月10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宗派主义”主要解释为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首长本位观”：“宗派主义现在也存在。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

有了毛泽东撑腰，丁玲萧军的胆子才越来越大，一篇篇词锋锐利咄咄逼人的文章才纷纷出炉。正是受到他们这些文章的感染和鼓舞，王实味才鼓起勇气，放胆直言。没想到，毛泽东的“放”，往往是为了“收”。于是，主动跳出来的王实味，就成了绝好的反面典型。

到了1957年，更多的人，重蹈了王实味的覆辙。而毛泽东用的还是这先“放”后“收”的老办法。难怪学者黄昌勇感慨：“人们往往争论关于1957年的所谓‘阳谋，实际上，在40年代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

萧军当时当然不会知道所谓的“阳谋”，但因了和毛的多次交往，他发现毛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1942年5月10日的日记中，萧军写道：

“毛是一个喜欢在不意中给人以一个钉子碰的，他喜欢用暗示的方法，谦虚的形式，这也就是他的战法和处事作人的方法：先引敌深入，而后包围之，一般人是易于失败的。”（《日记》上卷第466页）

“先引敌深入，而后包围之”，萧军不愧是作家，看得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