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雪峰

“安史之乱”中，帝国最危险的时刻就是长安、洛阳两京失守，唐玄宗西逃蜀地，太子李亨北上灵武之时。但最危险的时刻，其实也蕴藏着重大的转机。因为叛军打到长安后，在攻下京城的胜利果实麻醉之下，安禄山等首领开始忙着登基当皇帝，既无意也无力再挥军西指，穷追不舍。

换句话说，从这一刻起，轮到唐军反击平叛了。怎么平叛？从军事战略上来说，摆在灵武即位的李亨面前的，其实有上、下两策可供选择。可结果他却偏偏选择了下策，以收复长安、洛阳两京为主要目的和主要作战方向，结果直接形成了“藩镇之乱”的帝国毒瘤。

其实，即使李亨能够预见到这个最坏的结局，只怕他在当时最现实的选择，仍然是先收复两京。因为李亨还面临着一个继位合法性的焦虑。

李亨在灵武擅自称帝，根本未经当时尚在成都的唐玄宗的批准。所以，李亨只有建立平叛指挥中心的合理性，而没有父皇传位的合法性，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不孝。唐人柳祥在《潇湘录》中用一句话表达了时人对于李亨自立的态度：“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

不孝归不孝，李亨登基为帝已是既成事实。这就导致从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李亨登基开始，直到他与唐玄宗同返长安为止，大唐帝国事实上存在着两个皇帝：一个是在成都的唐玄宗，一个是在灵武的李亨。那么问题来了：到底谁要听谁的？

在发布于至德元年（756年）八月的《明皇令肃宗即位诏》中，唐玄宗表态了，谁也不听谁的，暂时共同分享最高权力。诏书虽然写得很长，但重要的其实只有关于权力划分的那几句话，玄宗表达了以下几个意思。

一是承认李亨自立为帝的既成事实。明明是李亨自立为帝，在这里变成了唐玄宗命他即位，唐玄宗呢，则“朕称太上皇焉”。

二是今后李亨用“制”的名义处理政事，但事后应向唐玄宗汇报；唐玄宗也有用“诰”的名义独立处理政事的权力，事后也应向李亨通报。

三是唐玄宗承诺，自己放弃处理政事权力的时限，是收复长安以后。

此时的唐玄宗绝对不会想到，他的承诺，竟然直接决定了李亨平定“安史之乱”的根本方略，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深度影响了此后唐朝一百多年的历史。

其实，在确认李亨已经自立为帝的消息之前，唐玄宗曾发布《命三王制》，命令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处兵马收复两京；同时赋予永王、盛王、丰王等三王以方面大权，让他们各率地方兵马，共同平叛。在确认李亨自立为帝之后，唐玄宗虽然下令召回三王，不再赴镇。但永王并未听从号令，仍然坚持奔赴江陵。

试想，如果永王最后的结局不是兵败被杀，而是率军从南面出击，进而侥幸地一举收复了长安、洛阳呢？到那时，唐玄宗还会承认偏处灵武的李亨吗？只怕最大的可能是，承认已经立下收复两京大功的永王。那样一来，下一代皇帝就不是李亨了。

所以，在父亲和兄弟们的逼迫之下，在继位合法性的焦虑之下，李亨必须首先收复长安、洛阳，一是镇住也想抢夺帝位的兄弟们，二是逼迫并不甘心的父亲履行承诺，退居太上皇。收不收拾安禄山和史思明倒还在其次，李亨的第一步，先得把自己的兄弟们和老父亲给收拾了。这样，李亨才能确保帝位在自己的手中。

就这样，一直处于继位合法性焦虑之中的李亨，终于在至德二年九月收到了克复长安的捷报。此时，这对奇葩父子又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

李亨在得到捷报的当天，就派人前去上奏唐玄宗，并且附上奏表，请求他还京。可是，他把奏表中一句关键的话写错了。他是这样写的，在唐玄宗返回长安后，自己“当还东宫复修臣子之职”。如此显而易见的言不由衷，怎么忽悠得了老狐狸唐玄宗？

当然，李亨的本意肯定是试探唐玄宗。但这个试探显然吓着唐玄宗了，唐玄宗的反应是：“彷徨不能食，欲不归。”

这是李亨最害怕出现的局面：如果唐玄宗真的赖在成都不回长安，李亨也不能派兵去把他押回来；而唐玄宗如果一直在成都，就仍然是两个皇帝并存的二元政治格局，李亨这个皇帝就没法干了，那还费那么多劲、死那么多人打下长安干吗？

还好李亨手下有高人李泌。他一听说就欲追回前表，在知道无法追回之后马上亲自提笔，代李亨重新起草了一份奏表，火速送到了成都。在这第二份奏表中，那句关键的话改成了“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

唐玄宗看到李亨的这句话，大喜。于是，在逃离长安两年多后，父子俩再次回到了京城。不同的是：逃离长安时，唐玄宗是皇帝，李亨是皇太子；回到长安时，李亨变成了皇帝，唐玄宗变成了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