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时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1月25日）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一项重点任务乃是“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挖掘和整理家训、家书文化，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培养青少年”。我们粟家是全国亿万家庭中极普通的一个家庭，但在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中，亦形成了能够无愧时代、可以传承后人的优良家风家教。

一、言传身教立家训

粟氏祖籍湖北麻城孝感，立有字辈为：国正朝纲永、仁享太和时、立本敦孝友、承宗尚林嗣。在粟氏第三代，即朝彬先祖率族在清初“湖广填四川”大潮中迁入内江。第七代享字辈的曾祖父在祖父一岁多就去世了。为了生计，曾祖母改嫁到内江万里坡一个姓胡的农家。祖父粟治平（字太坤，生于1881年）在胡家成长到十四五岁时，由曾叔祖父粟燕山接到他的商铺里当学徒。

祖父在燕山大辈家既懂事，又勤快，不仅尊重燕山大辈一家上下，而且在劳动中虚心学习经商的各种技能。尔后，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白手兴家创业，逐渐有成，先后在内江和资中购置了房产、田地，并将商号开到重庆，成为内江河坝街一带较有名气的运输商贩大户。

祖父把家业做大了，却始终保持从家族沿袭下来的节约勤俭的好习惯。他不像当时的其他生意人，为显示财大气粗，经常在外面吃饭、喝茶、打牌、看戏。他对后人说，要把小钱积累为大钱，用在最需要的、正当的地方。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他很舍得花钱，也没有男尊女卑的传统习俗，对儿子、女儿的教育支出均一视同仁。在创业之初，钱虽不多，他却一直保证子女读书之需，让他们从私塾读到高中、大学。他还根据其中两个子女的爱好，分别送他们去学习音乐、舞蹈和戏剧，为他们置备学艺术所需的衣物、服饰，以及小提琴等乐器。

祖父在家庭中的权威很高，但从不居高临下，以势压人，动辄斥责。当时一大家子人多，住的地方又宽，买菜、做饭、洗涤、卫生等家务事十分繁杂，但为了节俭，家族没有请一个佣人，大凡小事都由母亲和大娘两人一起打理，从早到晚都有干不完的杂事。然而，母亲和大娘却从不抱怨。她俩都认为祖父是一个令人尊敬的长辈。

祖父经常在晚餐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儿女们讲述创业的不易、打拼的艰辛以及劳动（工作）的光荣，教育子女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先辈的努力和坚韧，不要忘记生活的目标和做人的根本。最终，祖父确立了四条家训：勤奋节俭、崇尚耕读、仁义诚信、受惠报恩。祖父希望子女能循此来立业安家，做一个对家庭负责的人、对国家有用的人。

二、崇尚耕读向光明

祖父于1945年病逝，将工商生意以及一大家子人口的吃喝、幾个子女和孙子的读书教育等重担交到我父亲一辈的肩上。

我父亲字和钿，名年丰，因祖父在创业阶段时家贫少财，少年时仅读了几年私塾就做了他的帮手。父亲接手全家生活重担时年27岁，母亲刘仕容也才24岁，刚生育我的大姐。其时，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日本军队在作最后的反扑，不断用飞机轰炸重庆、成都以及内江等重要城市。从资中到内江再到重庆的运输线路格外紧张，给家里的红糖贩运生意造成极大影响。家里的积蓄本来就不多，全家的生活保障成了最严峻的问题。这时，四叔在读大学，三姑在读高中，五叔在读初中，大叔的儿子在读小学。他们不仅要吃喝，而且需要交一笔又一笔的昂贵学费。为此，父亲和母亲商量，是继续供养弟妹和侄子上学，还是先让一两个辍学，待今后家里条件好了再复学。当时母亲毫不犹豫地表态：“家里再困难，这么大个家，省也要省些出来供他们读书！”父亲本来就尊从“崇尚耕读”的家训，以诗书传世为己任，这下又有了母亲的支持，就下定决心，不仅要一肩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还要压缩其他开销，让弟妹和侄子继续完成学业。

抗战胜利后，交通运输线通了，不再有日本飞机骚扰了。我父亲在四叔、三姑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果断辞去了“保队副”（战时协助维护治安、空袭时负责指挥群众疏散，但在抗战胜利后逐渐蜕变为国民党对地方进行统治的工具）职务，专心从事工商工作，家里的生意于是便有了起色。但这时却接连出现意想不到的新情况：四叔、三姑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先后在宜宾、自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家里隔三差五地遭到反动势力的骚扰，国民党宪兵好几次在半夜三更强行入室搜查四叔、三姑留在家里的资料。家人除担惊受怕外，还被迫缴纳各种名目的罚金、杂费。这样一来全家不得不紧缩开支，以挤出资金，由父亲四处求人营救四叔和三姑。

我的四叔粟和奎（因地下工作需要又名粟膺）早年就追求进步，于抗战初期在内江初级中学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新华救亡歌咏剧社”，1938年入党，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后，即任中共地下组织的党支部书记。1941年，四叔先考入搬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经济系，后又按照党的指示转入四川大学，参加并领导当时的抗日学生运动。抗战胜利后，他到乐山、宜宾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在党创建的宜宾建国小学担任校长等职。1947年，四叔遭叛徒出卖，建国小学的教职人员均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四叔和谭正学、万思平等几名骨干先被关押在当地监狱，后被转入重庆渣滓洞监狱监禁。他们在狱中与敌人展开了巧妙的斗争，只承认参加了进步活动，没有暴露党员的身份，从而成功地保护了党的组织和其他成员。

我的三姑粟和培（因地下工作需要又名观容）早年在内江简易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深受四叔革命思想影响，追随他参加“新华救亡歌咏剧社”，后因在内江椑木中心小学教唱抗日歌曲而被校方解聘。在四叔的鼓励下，三姑考取成都的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不久结识了四叔在武汉大学时的同学、中共地下党员韩秉炀。她经常参加韩秉炀在武汉大学组织的各种进步活动如“七七读书会”、抗日纪念日座谈会以及在乐山等地的抗日救亡活动。1946年暑假，她和韩秉炀一同到宜宾建国小学开展地下工作。尽管没有工资，但大家同吃同住，革命热情高涨。三姑和韩秉炀在工作中逐渐由革命同志发展成志同道合的恋人关系。1947年3月，由于形势恶化，上级指示三姑掩护韩秉炀离开宜宾，去威远隐蔽，从而侥幸躲过了敌人的抓捕。4月，三姑由威远返回内江的途中被捕，敌人将她关押在自贡警备团团部。在关押期间，她回忆起与恋人工作生活的情景，盼望早日送走旧社会的黑暗，迎来新中国的光明。她在狱中充满激情地创作了题为《写给我的亲人》的长诗：endprint

我仰视天空。你也随着我视线，往那晴朗的天际，那白云深处，张望着那快出现的曙光……直到东方晨曦的红光，普射在人民的头上。那时爱情之花，再胜利地开在我们分别后的结合上。

在对亲人的思念中，三姑更增强了革命的信念，经受住了敌人的折磨和利诱，保守了包括韩秉炀行踪在内的党的许多重要机密。5月，父亲的请托终于见到成效：三姑被保释出狱，回到内江老家继续从事进步活动。这一时期，韩秉炀先后在威远、荣县、富顺、宜宾等地进行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并按党的指示成功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内部开展地下工作。

1949年，人民解放军发起了从北到南、由东朝西向全国大进军的攻势。就在这胜利初现曙光之际，我们家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年初，国共重开和谈，蒋介石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了表示政治姿态，宣布释放一批“政治犯”，四叔也被重庆特别刑事法庭释放。他回到内江，参加当地民主政治同盟组织的进步活动，继续发动群众，迎接解放。二是也是在这年1月，已经成功打入国民党军罗广文部从事军运工作的韩秉炀，因叛徒出卖被捕，不久被押往重庆渣滓洞监狱。他在狱中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11月27日夜，重庆解放前夕，敌人对狱中革命者进行集体屠杀。韩秉炀在和敌人的搏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三是这年9月，五叔在国民党反动派一手策划的重庆“九·二”火灾中丧生，商号被大火烧净，家里经营的生意也随之灰飞烟灭。

我们家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生生地失去了兩位亲人鲜活的生命。这一巨大的不幸，更加激发起我们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深仇大恨。在人民解放军进城那天，全家人满含热泪走上街头，迎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温暖阳光普照大地。

三、一腔忠义传后人

我们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已债台高筑，生活缺乏来源。1949年后尤其是1957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全家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四叔和三姑父（20世纪50年代初期，三姑与先前曾同四叔及韩秉炀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万庆余结为伉俪）皆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当时，我们家不仅在政治上抬不起头，而且生活也极为困难。但是，全家人都牢记祖训，没有放弃生活的信念、对光明的追求以及对党的爱戴、对国家的信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叔和三姑父遭受的冤屈得以平反昭雪，政府退还了我家在“文革”中被抄走且保存下来的一部分物资，全家人的生活步入正常轨道。

尽管我们家在一个很长时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所有的家人从未对党和国家心生怨怼，口出怨言。我的父亲对党和党的事业一直充满敬意。即便在“文革”的艰难岁月里，他从泸州写回的家书，仍然充满了乐观精神，坚持用毛主席语录来鼓励、教育家人。“文革”后，三姑和姑父没有过多纠结于自己和家庭的不幸，而是抖擞起精神，和全国人民一样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1984年，他俩参加宜宾建国小学纪念活动时，姑父热情洋溢地写诗言志，三姑则因找到烈士韩秉炀的侄子而喜出望外，从此将其视作亲侄子对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的父辈忍辱负重，克服种种困难，不仅将我们兄弟姐妹抚养成人，还千方百计地开源节流，以减少自身的开支来供我们读书、上学，尽可能地让我们接受更好的教育。我的大姐、二姐和叔伯姐姐以及几个表姐表兄表妹分别读了高中、中专、技校，我和一个叔伯兄弟还于1978年、1979年先后考取了大学。当时家境并不宽裕的三姑为鼓励我们兄弟好好念书，尽其所能地资助我们的零用钱和往返车费。在父辈的鼓励下，我在大学毕业后，又在职读了研究生。我们兄弟姐妹后来虽然相继走上党政企的领导岗位或成为学科带头人，却始终不忘老一辈养育的恩情，始终不望祖训家规，始终不忘党和国家的培养，一直竭尽心力地继续学习，以不断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其中有的出版了散文集如《太阳的新娘》等；有的出版了政治、历史、经济方面的著述如《干部分类教育学》《党史党建知识概要》等；有的荣获省级以上交谊舞比赛大奖；有的即便退休，依旧在发挥余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中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习总书记还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新的主题。”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能拥有今天令世界瞩目的强盛局面，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外，还有十四亿中华儿女的艰苦奋斗以及数亿普通家庭的坚强支撑。有一首流行歌曲唱道：“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自清初入川以来，我们粟家及其先辈正是踏着这样的旋律走过三百余年。在这三百余年的生活、生产实践中，我们的家庭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较有特色的家规家训，而其核心的内容就是忠义报国。它让后辈选择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与国家相向而行，相伴而行，既走好走稳脚下的每一步，又能居高怀远，“不畏浮云遮望眼”。所谓家庭美德，爱国、报国是第一位的。古人云：“一时之语，可以守之百世；一家之语，可以共之天下。”（王宝仁：《王氏家训》跋）我们粟家的家训与其他世家大族成篇成系列的家规家训相比，当然不足为道，但却与千千万万家庭所遵循所信崇的相一致，即对祖国、对国家深沉的爱——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何种境况，从未变易；而且在传承家训方面，家庭长者对晚辈也是率先垂范，所有家庭成员皆能鸣和接武。从这种层面看，我们粟家的家教家风对今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家训文化的活动，仍不失启迪意义。

作者：中共四川省纪委

四川省监察厅《清廉四川》主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