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振华

20世纪70年代末由马来西亚一批有志青年（华侨生）提出“文化中国”概念以来，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文化理念、文化谋略和文化符号，“文化中国”成为“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交流可以倚重的特殊文化符号意象，也是用以说明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和全球文明大格局中重要地位的标示性概念，同时也是连接海内外华人以及一切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抱有好感或兴趣的异族有识之士的精神紐带。”（涂可国《“文化中国”：内在意蕴与时代价值》，《中国文化论衡》2017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文化中国”这一概念在思想文化界、大众文化界和新闻传媒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就以“文化中国”作为标题的出版物来说，早在1993年，就有加拿大籍华裔学者梁燕城创办的《文化中国》学术季刊。很多报刊也开设了以“文化中国”为题的栏目，如浙江《联谊报》“钱江潮版”开设的“文化中国”栏目等。还有一批以“文化中国”为总题的丛书。这其中，由山东社会科学院乔力研究员和济南出版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丁少伦编审主编的、以“文化中国”为主题的大型丛书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

“文化中国”丛书分为《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和《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两个专题，自2002年开始在济南出版社连续出版，到目前为止一共出版了50多本雅俗共赏的图书，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的知名文化品牌。“文化中国”丛书体大思精、雅俗共赏，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第一辑“总序”），有着灵活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它以巨大的学术含量和知识信息，以丰富坚实的史料、生动流畅的笔法、现代的思维和眼光对“文化中国”的课题做了多维的挖掘；以丰富多彩的内涵来展现立体式的“文化中国”的光辉形象，使其有血有肉、有体有用，充满生命的活力。

2017年1月，《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推出了第五辑。本辑在选题上与以往几辑有着明显不同。以往的选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选择若干个体性人物作为观照中心，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出发，以现代人的理性观念来给予文化意义上的评价，如《流民皇帝：从刘邦到朱元璋》《宿命错位：隋炀帝、李后主与宋徽宗放谈》；二是以某些重要事件作为审察契机和联结链条，剖析、描述王朝兴废盛衰的演变过程，如《秦淮旧梦：南明盛衰录》《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三是以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家群体作为研究基点，揭示蕴藏于其人其作背后深层次的主流艺术精神、美学理想和人生价值取向，如《侠心剑胆：唐代诗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而此次推出的第五辑的五种书目则以“构筑经典文化殿堂之路：‘文学—史学兼纳交融”作为总体构想，以《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五种经典的、具有文化标志意义的史传文学巨著作为研究和评述的对象，通过对其不同个性和魅力的展示，揭示出文学与史学交融裂变的全过程，呈现出中国作为史学大国和文学大国独有的文化风姿。

所谓“永恒的话题”，包含“永恒”和“话题”两个关键词。其中，“永恒”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评述对象的经典性，具有永恒存在的意义，历经百代而不衰；二是评述对象有着被不断阐释的可能性，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话题”就是可供进行文化解读的别样文本，让作者生发出一家之言。可以说，本辑以五种经典的史传文学巨著作为解读和阐释的对象，充分体现了“永恒的话题”之“永恒”和“话题”的应有之义。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重史传统，即如《周易·系辞》所说：“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强调对历史资料的保存，借以达到鉴古知今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较早设置了史官，不但天子有史官，各诸侯国亦有史官，负责记载君王世系、日常行动和军国大事。史官亦有分工，《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左史、右史分别记载君王的“行”和“言”。史官的设置历代不曾间断，虽然其名称经历了周代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的五史分职，秦汉的太史令，魏晋南北朝的著作郎，宋、元、明、清的修撰、编修、检讨等不同的称呼，但其记载历史、编修史书的功能不废。秦汉以前，有记言的《尚书》，记事的《春秋》，有言事相兼的《左传》，和国别体史书《国语》《战国策》。秦汉以后，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有《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此四种纪传体史书被称为“前四史”。“前四史”和以后的历代纪传体国史，形成了所谓“二十四史”的格局。但无论以摆脱言简意赅的早期史学的藩篱而言，还是就充满着历史真实和丰富绚丽的艺术想像力而言，史传文学的产生都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在史传文学中，录实求真的史家原则与想象、联想和虚构的文学技巧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使得典雅庄重的史书具有了文采和风韵，这为魏晋时期文学迎来“自觉的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左传》是中国史传文学的第一座高峰，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编年体著作。清代学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引贺循语云：“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春秋绝唱：〈左传〉纵览新说》从“《左传》是怎样写成的”“以故事耸立起的丰碑”“魅力四射的语言艺术”“进步与保守的矛盾交融”“《左传》与《国语》之异同”五个议题出发，认为《左传》是一座以故事耸立起来的丰碑，其叙事详赡，人物形象描摹细致生动，于春秋时期二百四十多年间激烈动荡的特定背景上，揭示出时代特征和历史面貌，尤注重战争、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反映了民本、崇礼、崇霸等思想倾向。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是先秦史传文学新的高峰。《纵横捭阖：〈战国策〉纵览新说》认为，《战国策》颇有异于《左传》雍容徐迂的贵族气度。它倡导人的自觉主体意识，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礼教的思想，将历史视野转移到新兴知识阶层身上，以重士贵士为主流，鄙弃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凭借竞争奋发、高调昂扬又谲诈机变、工筹善画的举止面貌活跃在各国政治舞台上。《战国策》并非严谨的史学著作，有着诸多不合史实之处，拥有文学与历史二重性质的亦真亦幻特色，对后代的历史叙事学和古代小说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endprint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奠定了中国官修史书的基本体例，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又是中国史传文学的最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星漢灿烂：〈史记〉纵览新说》认为《史记》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绵延接续的国家修史传统。它是自上古而及西汉当代的宏伟广阔的百科全书，是以人为主体的历史画卷，尤其关注人物命运。它从帝王将相、王公贵族直到地位微贱的社会下层人士，予以全景式地覆盖了各个阶层断面，于性格形象、情节设置、语言艺术等诸端皆卓越非凡。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列传”为“传”，改“本纪”为“纪”。后来的中国纪史方式都仿照《汉书》体例，以纂修纪传体的断代史。《盛世遗响：〈汉书〉纵览新说》从“波澜壮阔，西汉时代”“焕乎文章：《汉书》的作者及其产生”“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文章擅奇响：‘后汉武时代的《汉书》文学”“文质彬彬：《汉书》表志的学术底蕴”“文史二重：《汉书》的后世影响”等六个方面入手，探讨了《汉书》的体例、语言等多方面的特征，认为《汉书》与《史记》两美分流，双峰并峙，并不宜强为甲乙。

《三国志》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断代史，是“前四史”之一。《鼎足威扬：〈三国志〉纵览新说》从“忠烈三国”“谋略三国”“青春三国”“诗意三国”四个维度对《三国志》进行了解读，认为《三国志》集聚儒家、兵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传统学问于一体，讲求用势之道、用人之道、用兵之道、用笔之道，强调谋略与忠诚。这些都与高昂的国家意识和坚定的大一统观念相融合，并影响到后世戏曲及小说《三国演义》的形成。其智慧被广泛运用到政治斗争、军事教育和人生历程等各方面。

在行文风格上，本辑的五种著作保持了《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一贯的学术品位和追求。它以闻一多《唐诗杂论》、朱自清《经典常谈》、张荫麟《中国史纲》、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等文化史上的经典著作为学习对象，以雅俗共赏的方式实现了知识的普及化和趣味化，摒弃了琐碎的考据和学院气；但它又不是一般化的大众通俗读物，更不是游谈无根违背史实“娱乐至死”的“戏说”故事。其所展现的是丰厚的知识积淀、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崭新的方法视角。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对经典的解读蕴含着急切的现实目的，那就是激发起读者了解和体察经典原著的热情。即如本辑“总序”所言：“借助其所开启的窗口，以我们现代人的新眼界，或得以再重新触摸了解那些壮观景况、美好风光，引发起深入体察的兴味”。在这点上它与以上那些雅俗共赏的经典著作有着共通之处。诚如朱自清《经典常谈·序》所说：“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同前几辑一样，本辑仍然坚持图文并茂的形式，借助于精致而恰当的插图，在理性的阐述之外，给读者尽可能多的感性的触摸和真实的现场感。我们衷心希望，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开放性和可持续性的学术品牌，《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能继续选取那些在中国文化史上有“话题”意义、有“永恒”力量的主题，分辑推出，以形成文化史意义上的中国的面貌，“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

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