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广宏

笔者通过对中国水利史的长期研究，初步体会到传统文化精髓的包容性、延伸性、优效性；故献此刍荛之言，以为引玉之砖。

文史哲科的统一

水利是中华本土科学。当世界大部分人还在黑暗中时，中国人就开始治水平患，把黄河这条多沙易徙的害河，改造成中华民族的摇篮，并没有像《圣经》里的诺亚，在洪水面前驾起方舟逃跑。大禹以前，已有许多先贤努力驱除水患。大禹集其大成，不但用“疏”，而且用“滞”、用“阻”，用“分”，谱写出一部“中国治水学”。禹从江河上游治理到下游，左岸治理到右岸，不留死角，里头就蕴含着一种“统一”。《尚书·皋陶谟》大禹说“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就是证明。

中国人的科学不是单打一的“科学”，内部包罗万象，如《禹贡》本是最早记述大禹治水科技的文献，但主题却讲述洪水制服以后，如何让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集中到冀州帝都，作为贡赋，指出该走的水陆交通线；同时提出“五服”管理方案，让边远地区承担起各种义务，维持中央的权威性。这究竟是科技、是经济，还是政治——其实是全部融合在一起，使当时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高度统一。

《禹贡》按地理特征划分“九州”，说明四千年前就产生了“大一统”观念，反对分裂，这并非出自主观意志，而是客观形势之必然。因为全局性治水，必须打破氏族分割的界线，全盘指挥，统一号令，集中调派人财物；如果下游不让上游疏浚，左岸反对右岸导流，这个水就治不成。于是大禹一手执干戈，一手执绳墨，谁不听命，就消灭谁。禹父鲧的失败，便由于受部落牵制，只能局部治理，治标而不治本；禹的成功则在于消除了分裂，集权行令，彻底根治水患。试看九州都设有巨大的蓄洪渊薮，黄河入海处又新开九条泄洪河道，需要占好多土地；如果地盘还让氏族私有，便完全不可能实现。

大禹治水方针，引导出一些政治理念。《国语·周语上》说“厉王虐，国人谤王”，周厉王即采取钳制手段不让百姓说话。召穆公以治水方针来劝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是说，群众的怨气，应当像疏导洪水那样宣泄出来，不能阻塞，否则爆发出来不好收拾。从此“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名言，便成为历代帝王的座右铭。

同书还记有周幽王时，“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用“气”这种物质因素做出解释，“天地之气”不能失其序，“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地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山川水土是国家的资源，水源枯竭，山地发生灾害，群众缺乏生活来源，必然起来造反。本来地震成因属于科学范畴，却被融入阴阳哲理，延伸到政治经济，成为文史哲科互相渗透的典型。

百家争鸣的时代，讲究语言技巧和辩论手段，于是出现“名家”，研究逻辑思维，为科学理论奠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属于数学极限定理；“飞鸟之景（影）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则是电影拍摄原理。几大篇《墨经》涉及几何学、力学、光学内容，其实那时仅仅作为语言工具而存在。顺便提到，史学圭臬《史记》《汉书》，同时也是语言学和文学之巨擘。

纯文学仍然离不开科学。传统格律诗的脊梁是古老的音韵学，发展到宋词元曲，融入了乐律学，完全能唱。奇妙的是，诗词还与书法、国画水乳交融，诗词意境重在弦外之音，抽象而不具象；书画创作依然是这个宗旨，山水画决非风景照片，花鸟画含有多方面寓意，而写意画更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文学艺术直接与哲学联姻。

追求长生不老的古人，烧炼矿物以求金丹，诞生了化学初基；后来内丹术推到前台，从而出现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这部奇书。文学上是韵文诗歌，哲学上是八卦五行，化学上是铅汞水火，医学上是气机运行，跨学科地包容蕴蓄。道家养生书《黄庭经》，王羲之抄过好多部来换鹅，成为书法经典，全是七言诗体裁，如：“上有黄庭下关元，后有幽阙前命门。呼吸庐间入丹田，玉池清水灌灵根。”后世内丹家循此惯例，论述养生术的作品大部是诗歌，如道教南宗初祖张伯端《悟真篇》：“药逢气类方成象，道在虚无合自然。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今人谓之生命科学。

不用再赘述了，传统文化确实是文史哲科的统一体。

都江堰是典型案例

本土科技走实证化道路，与西方的实验求证不同。传统数学书里基本上是些例题，不多讲定理定律；医术书里多半是名医脉案和方剂大全，不多讲生理病理；土木建设比照已建工程样板，师傅教徒弟修桥就看成功的桥，修塔就看成功的塔。钱学森所谓“唯象科学”，就指本土科学的实证性。

我从事水利工作，学的是外洋理工，并没找到“本土水利学”那本文字化的书来读，具体的书是一批古老渠堰，那是挖掘深邃理论的泉源。幸运的是，我能够直接接触都江堰实体，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从理论到实践，里面一点舶来品都没有。

都江堰自公元前256年建成起，综合利用功能一直长存，两千年不但未毁未败，灌溉效益还直线上升，成为世界奇迹，令全球称道不绝。当初，李冰修堰是为了开展航运，当时的航道就等于现在的高速路；兼能分洪减灾，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并有漂木、灌田、转磨、游乐之利，今人称之为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工程，体现了“重统一”的思维。因为其中大量文化内涵有待挖掘，我就把历朝历代的有关记载，哪怕片言只字都全部集录，借助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的平台，与西华大学合作出版《都江堰文献集成》古代卷和近代卷两大册，作为研究传统文化的基本资料。

都江堰里头有科学，有哲学，也有史学和文学，堪称集其大成。

都江堰的科学内涵，无须多说，按良性比例天然分水分沙，就是一例。近代堰首鱼嘴顺坝将岷江一分为二，左边内江較宽，冬春水少，岷江主流线偏左，内江能够大量进水，满足成都平原广大农田的栽插要求；夏秋洪水来临，水面升高，主流线变为偏右，使大量洪水和泥沙排入稍窄的外江，内江进水由60%降为40%，再经过飞沙堰、宝瓶口的阻拦，洪水泥沙对平原灌区毫无影响。这种随时间调整的有利功能，纯属天然，不假人力，特别奇妙。endprint

都江堰的哲学内涵，主要是天工替代人工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高超境界，具体来说便是“乘势利导，因时制宜”，二王庙里有此碑刻。“乘势”在于四川江河众多，偏偏选择岷江作为水源，就因为盆地东西是两个天地：东部丘陵区气候温湿，雨量多，地下水少；西部高原区气候干寒，雨量少，冰雪多。岷江恰恰在这两大地理单元中间，洪枯水位变幅最小，水量异常稳定，很少波动，从而得以采用开敞式无坝引水，保证了“利导”。这种开敞引水，使堰首工程极其简单。堰首处盛产竹木，河道内卵石粒径大小均匀，能够就地取材，构建“卵石竹笼”，节省了大量运费。蜀人创造的竹笼为圆柱形，直径约一米，长度约十米，浑身是两个拳头大的空洞，抬到河道内，把捡来的卵石从空洞里塞进、填满。许多竹笼捆扎堆叠起来，能够很快构成各种形状的堤或坝，工程无须旷日持久。由于这种竹笼是半透水性质，所受水冲力小，不像圬工（砖石结构）容易毁坏，体现了“拳头打棉花”的道家奥义。

由于开敞式引水，只须把竹笼堆成鱼嘴形，便能将水道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总干渠分为左右干渠，干渠又分为左右支渠，支渠再分为左右斗渠，如此延伸出千枝万脉，形成巨大的树枝状水网，把成都平原全部覆盖，既不要尖端技术，也无须能工巧匠。现代分水工程要建节制闸、进水闸、泄洪闸，而过去都江堰分水仅仅用一系列简单的鱼嘴。有位赵教授曾对我说：“古人没有今人聪明，不会修闸控制，浪费了许多水量！”我回答说：“古人并不比我们笨，不修闸，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如果李冰修了闸，今天就没有都江堰了。”他非常诧异，不解其故。我解释说：“请您想想看，设了闸就要建立管闸的班子，工资福利一律由官府支应，一旦改朝换代，官员逃跑，管闸的人没有饭吃，四处流浪，闸门就打不开了，引水工程也就停摆了，今天还能有都江堰吗？”不设人工操控的闸，让水自己去管自己，虽然浪费一点水量，却换来了千年古堰长存，这就是传统哲理的胜利。

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的古堰，外形并不大气美观，完全没有世界一流工程的风度。上世纪初，有位国际友人慕名而来参观都江堰，因为他们国家的课本里就夸耀过这千年古堰。当他踏上堰首魚嘴竹笼堤时，还问陪同的中国官员：“都江堰在哪里？”官员回答：“你站的地方就是都江堰！”他一下子迷惑起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国人的理念是，情愿被褐怀玉，不愿买椟还珠。

都江堰的经济管理学内涵，集中表现在“岁修制度”上。李冰在秦国的功利主义环境下建堰，必须遵循“速效”原则，要用最小的投入，换取快速的回报，因此工程尽量简陋，使用廉价的竹材、普通的劳力、简易的技术。当然，竹材的寿命不长，但工程效益的快速产生，这种损失实际上微不足道。为了弥补工程质量之不足，决定每年进行一次整修，谓之“岁修”，时间择在小雪节至清明节，这时水位最枯，便于水下施工；农事最闲，有大量剩余劳力可以投入，得到天、地、人三才的助力。岁修有明确目标，相传李冰曾留下“深淘滩，浅包堰”六字诀，作为具体要求：一是清除洪水带来的落淤砂石，恢复过水断面；二是更换被水冲蚀的竹笼，恢复建筑物原有功能，但不能把堤坝筑高，必须维持原状。淘淤挖出的沙石并非废品，可以就地堆放，用来加固和垒砌河岸。后来在岁修的基础上，还发展为五年一大修、十年一特修的体制，使简易工程岁岁常新。有位日本朋友问我：“都江堰为什么这样长寿？”我说：“年年换血呀！如果你一年换一次血，不也会青春永驻吗！”

师法自然，少作人为控制，即在贯彻岁修制度上也是如此。在平原灌区内，渠堰无论大小，一到冬季水枯，人人都知道“岁修”必须开展；如不开展，大家就要饿饭。这种制度业已融入民俗，如同端午包粽子，中秋做月饼一样，无须官府出通告，民主推举的堰长就会敲起祖传的铜锣，用水农户便纷纷拿起锄头箢箕，前来听从堰长调派，补渠堰的竹笼，挖渠堰的湃缺。无论政权归属于谁，只要兵火不烧，都不足以阻挡千渠万堰岁修制度的延续，这就是《老子》所谓“百姓皆谓我自然”。这也许就是古堰永存的奥秘所在。

都江堰的史学内涵，表现在代代都有李冰出现，而且敢于变革，从不泥古。《益州记》说今双流牧马山台地，曾经“凿石二十里，引取郫江水，灌广都田，云后汉所穿凿者”，敢于在岩石区开渠。三国时诸葛亮创行军管制，以1200人组成维修保卫一条龙的管堰队伍，亦兵亦农。元代末年吉当普设计修建了嵌插铁件的砌石工程，来代替卵石竹笼，以减少民众岁修负担，堰首改建成永久性鱼嘴，上面铸有1.6万斤的镇水铁龟。明代被洪水冲毁后，卢翊便起来反对再建这种昂贵的铁石结构，恢复竹笼加岁修的模式，从此就分为革新派和复旧派，争论了一两百年。到了嘉靖年间，施千祥设计出一种新型鱼嘴，两条铁牛首合尾分，形如“人”字，动用了11座化铁炉，50多口大坩锅，由一千几百个炉工、泥工、铸工忙活了一天一夜，烧掉13万斤柴炭，总重6.7万斤的两条铁牛终于顺利铸成，写下中国冶金史上光辉的一页。

不过，由于地基不牢，铁石工程半个世纪后仍然被毁，卢翊、阮朝东对这种做法予以严重的问难，但主张铁石者仍大有人在。这一番工程结构争论，不但是都江堰史的大事，还是中国科学史中闪光的一页。清代水利家几乎都是复旧派，岁修不仅坚持李冰六字诀，而且还将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直到光绪初年，总督丁宝桢决心新建砌石锚铁工程，动用库银13万两；但他运气太差，建成后次年洪水便冲坏一角。丁宝桢和同僚们因此受到降级处分，罚赔工银，令他一贫如洗。

民国时一批国外留学的“海归”专家感到与西洋工程相比，都江堰结构过于落后，于是专门编制了“都江堰技术改造规划”，试图把古堰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小型引水闸坝，漂漂亮亮。虽然只把鱼嘴改为石材加混凝土结构，岁修如常，但“技术改造”的口号一个世纪以来从未间断。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曾计划把都江堰改造成紫坪铺水电站的反调节小水库，由于受到学者和群众的一致反对，才维持住联合国命名的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总之，都江堰历史的内涵满溢曲折起伏，情节生动。

毋需多言，都江堰本身就是文史哲科的统一体，值得人们就地研究。

简短的结语

虽然水利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支，却渊源极古，不断受历史时空的考验，因此很有代表性。我们从都江堰水利文化里，可以真正看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及长期葆有的文化凝聚力、历史影响力和科学创造力。

我想，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阐发文化闪光点，增强文化软实力，增加群众认同感，因此需要大家共同鼓吹。2014年，我写的《都江堰创建史》由巴蜀书社出版，盼望志同道合的学者们继续编写都江堰发展史、科学研究史、经济管理史，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努力。

我希望不同学科的学人，能从各自专业的源头上发掘传统文化精髓，寻找值得传承的优秀遗产、学术体系，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振兴具有中华特色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并以创造性地转化，创新式地发展，把跨越时空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升华为民众的精神追求，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