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江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渗透、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语言，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很多词语都来源于佛教。有些很明显，如“现身说法”“前因后果”之类；有的经过流传衍变，“本来面目”渐渐模糊或被取代，如“小品”（指七卷本的《小品般若波罗蜜经》，与二十四卷本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相对）、“导师”（引导众生入于佛道的人）等。溯源找到后一类词语的来源、本义，既有词汇史的意义，又能加深我们对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具体认识。高列过女史曾撰《“守财奴”源流考证》一文，认为“守财奴”系列词语来源于汉译佛经，就是这方面溯源工作的一例。拜读之后，笔者觉得这一观点还可商榷。

“守财奴”系列词语有守财奴、守财虏、守钱奴、守钱虏、守钱卤、看财奴、看钱奴等。《考证》一文中说：“‘守财奴系列词语，既见于中土文献，也见于时代相近的佛教文献”，并列举了中土文献和佛教文献中相关的最早记载。中土文献方面是《后汉纪》的“守钱奴”和《后汉书》的“守钱虏”，佛教文献方面是旧题东汉安世高译《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的“守钱奴”。《考证》认为：“《后汉纪》《后汉书》成书之时佛教在中土已广为流布，即使是正史，佛教影响的痕迹也处处可见，出现‘守钱奴之类带有佛教色彩的词语，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中土文献中关于“守钱虏”的最早记载应该是东汉的《东观汉记》，其卷十二记载马援之事，云：“援尝叹曰：‘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袴。”《考证》亦转引有唐代《北堂书钞》所引《东观汉记》马援此语。《东观汉记》是东汉时官方陆续编撰而成的，由于是当代人编当代史，故史料价值最高。其第一次编修在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包括世祖本纪、功臣列传等共二十八篇。第二次编修在安帝永初（公元107～113年）年间，增加了记、表及名臣等四传。马援为光武帝时代的名臣，所以《东观汉记》所载其言语、事迹，应该在公元110年左右就已经写定。以后的东晋袁宏《后汉纪》、刘宋范晔《后汉书》都以《东观汉记》为主要史料来源，其关于马援“守钱虏”之语也应该源于《东观汉记》。也就是说，公元110年左右的中土文献中已经出现了“守钱虏”一词。

而另一方面，《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据说由安世高翻译，但是否真是如此，尚值得怀疑，如南朝梁的僧祐《出三藏记集》就将该经列入“失译杂经录”。安世高是安息国太子，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抵达东汉都城洛阳，此后二十余年间翻译了大量佛典，是早期佛经汉译的最知名人物之一。由于他的名气很大，后来的一些译经或伪托是其所译。这里我们姑且认为《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是安世高所译；但即使如此，汉译佛经中出现“守钱奴”也比《东观汉记》晚了至少三十年。

一言之，中国的史籍《东观汉记》最早出现“守钱虏”一词，故其渊源和本义也还是要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去寻找。

上古、中古的中国士人崇尚重义轻财，正史中记载了很多士人把自己应得的家财让给兄弟，或是把财产分赐给乡里百姓的事迹。他们也因此获得乡里赞誉，成为以后被乡举里选而出仕为官或成为宗族领袖的重要舆论基础。如《后汉书》记载廉范“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朱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刘般“收恤九族，行义尤着，时人称之”。因为“轻财”，甚至发生如下的事情：东汉的刘宽“尝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宽车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者得牛而送还，叩头谢曰：‘惭负长者，随所刑罪。宽曰：‘物有相类，事容脱误，幸劳见归，何为谢之？州里服其不校。”这种“轻财”已经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了。而与此相对，《世说新语》有“俭啬”门，记载“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一类的事迹。撰者把“俭啬”列为第二十九门，褒贬不言自喻。在这种崇尚“轻财”的时代风气下，对有财而吝于施舍的“守財”之人的批评声很大，所以马援才会称之为“守钱虏”。

“守钱虏”之“虏”可能与匈奴有关，表示贬斥轻蔑。秦汉时，匈奴常侵犯边境，掳掠人民和畜产，即使在和亲的情况下，这种侵边掠财的行为也没有停止；又经常因为贪财而做出违背礼义之事。如《后汉书》记载：光武帝时，“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乃遣芳还降，望得其赏”，故汉人认为匈奴贪财好利，颇以耻之。臧宫等上书说：“匈奴贪利，无有礼信”，代表了当时人的普遍看法。因此，马援所说的“守钱虏”可以理解为不好施的贪财之人，如同不知礼义的蛮夷，其重点在于对贪财之人及其行为的批评。

如果允许继续推测的话，我们认为汉译佛经中的“守钱奴”应该是源于《东观汉记》等史籍，而不是相反。因为翻译佛典的人大多精通中国史籍，马援“守钱虏”之语虽然不如西晋王衍“阿堵物”之类那样著名，但也必为士人所知晓。译经中借用这样的固有词语，不但信达雅，而且更容易为士人接受和理解，无疑是明智之举。这种佛经翻译过程中中国固有词语被佛教化的例子很多，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的一个侧面。至于为何“守钱虏”变成了“守钱奴”，则可能与汉传佛教的早期境遇有关。当时天师道等势力对佛教的传入和壮大极为不满，称天竺人为“胡”“夷狄”，造《老子化胡经》，记述老子到天竺并教胡人信佛之事。因此当时的佛教徒可能对“虏”“胡”“夷狄”一类的蔑称颇为敏感和忌讳，故在采用马援之语时又略加改动。当然，这样的解释已有过分推论之嫌，且就此止笔罢。

作者单位：扬州城大遗址保护中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