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炜　张白桦

罗伯特·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法国文艺社会学家，波尔多文艺社会学学派领袖人物。埃斯卡皮在其著作《文学社会学》中最早提出“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他认为目标读者在脱离原作者的社会环境条件下阅读作品，或者在同一社会条件下阅读被翻译的作品时，一定程度上，会产生背离作家或译作原意的情况。他认为“要想绝对忠实原文，应该要求完全重建作家的心理和社会环境。”然而事实显而易见，我们不可能体会到作者的心理与社会心理，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我们不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创作背景。

“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多的受众进行一次全新的文学艺术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埃斯皮卡，《文学社会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创造性叛逆”是翻译中固有存在的现象，其揭示了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被译入目标语环境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相融、相斥、相背叛的现象。语言是文学作品一种的载体，而一部文学作品正是以这种载体，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中，而译作，通过改变参照体系（语言），使得原作的文化语境、载体发生了变化，进而让该作所呈现的样貌发生了变化。而译作对原作的这一改变，无疑是仓Ⅱ造性的。

《非洲的青山》是海明威的狩猎自传，是他描写非洲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最为真实的一部打猎专书。属于非虚构类作品。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海明威对神秘非洲大陆的向往与瞳憬之情全都倾注于此书中，字里行间都表现出了他对这片土地的喜爱。作为一部纪实性质的小说，书中真实的狩猎场景令人叹为观止。

谢天振的“创造性叛逆”

谢天振（1944-），浙江萧山人，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创始人，国际知名比较文学专家翻译理论家。谢天振的“创造l『生叛逆”借用于埃斯卡皮，并做出进一步的阐发。他指出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仅仅解释为语言符号的转换，这貌似过于简单，“这里的参照体系不仅应该单指语言，还应该包括文化语境。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特别具有研究价值，因为这种创造性叛逆鲜明、集中地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

谢夭振在其著作《翻译研究新视野》中对“创造性叛逆”做了详尽分析。他认为，“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他还指出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其主体除译者外，还应包含受众与受众者所处的环境。

“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中的本质。（张白桦，《趣味英汉互译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5页。）谢天振认为，文学翻译除却语言层面转换，还有“跨文化的创造性叛逆”。这也就是说，译者往往在翻译过程中，考量译入语文化，对源语言进行审美再加工，而加工的过程就是译者自己解读、认知、表述的过程，其文化形态发生了变化；而翻译其中的主体，也就是译作中译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个人审美心理、文学气质，以及认知语言和语言功底，被打上了“再创造”的标签。正是出于译者的主观思想与创作，文学翻译中的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海明威的《非洲青山》

当今社会衡量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该作品在市面的销量多少。而在埃斯卡皮看来，一部文学作品，一定意义上的成功，取决于作者与读者意图的吻合，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共鸣，而这种关联性往往决定了一部作品被翻译的机率大小。简而言之，一部作品所具有的意义与作用，决定着它的受众面大小，反过来，受众面的程度决定了作品被译者选中翻译的机率。也就是，一部作品的受众面与其被翻译的概率呈正相关性，然而，翻译活动中总是有“创造性叛逆”参与的。如果把被翻译的概率作为衡量一部作品的成功性的话，进而，可以推断出，在“创造性叛逆”次数一定的情况下，受众面的大小与作品的成功性呈正相关当受众面一定，“创造性叛逆”的次数越多，作品越成功。

市面上《非洲的青山》的译本只有三个版本，本文所选取的张建平与张白桦的译本是最有代表性的两本。假设市场的受众面是一定的，那么《非洲的青山》的译本相对于其他作品来说，

“创造性叛逆”的次数相对更多，可以说《非洲的青山》本身就是一部值得推敲与分析的文学作品。

张建平、张白桦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谢天振对“创造性叛逆”的进一步解释，为斯皮卡尔起初对“创造性叛逆”的释义与范围起到了补充与完善的作用。他将译本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归纳为四种，即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

《非洲的青山》源语为英语，且原作与译本均以文字形式流通，故不涉及转译与改编，因此这里不做讨论与分析。

个性化翻译。这里所谓的个性化翻译，无非是涉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技巧。译作中所带有的译者个性具体体现在译文的辞藻与形式内容上。选词、成句、成形都体现了—部译本独有的個性。

在原文中多次出现的“damned”一词，是可以体现译者个性化翻译的例证。例如海明威在伺机等待射杀羚羊，与一个奥地利商人康迪斯基（Kandiskv）的对话中：

“Towrite aswellasI canandlearn as I go along.At the same time I have my life which I enjoyed and which is a damned life.”

张建平：写得尽可能地好，边写作边学习。同时我还有我乐于享受的生活，那可是个好得要命的生活。

张白桦：尽我所能地写作，一边写作一边学习。与此同时，我还过着我享受的生活，还是他妈的蛮不错的生活。

不难看出，张建平的译本更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在表达上，更贴合原文句式，追求形式上的对等。而张白桦的译本更倾向于归化的翻译策略，在句式上，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damned”一词在译者译文中的选词上，张建平的趋于文雅，而张白桦的虽说粗俗，但更贴近一个真实的猎手形象。endprint

谢天振认为，译者所采取的归化与异化的策略，都是其译本的一种个性化翻译。异化有其忠实原文，追求形式意义对等的特点。归化有其为读者考量，不打断读者阅读流畅性的特点。这些都是译者的个性化追求。译者在从事文学翻译时，其译本中所体现出的译者翻译策略与原则，正是“创造性叛逆”中个性化翻译的体现。

再如，原文：“The damned wind started to go a round in a circle.It blew our scent every direction.No use to sit there broadcasting it.Tf the damned wind would hold.Abdullah took an ash can today.”

张建平：那该死的风打起了旋。真该死，把我们的气味吹向四面八方。坐在那散发着气味，有什么屁用啊。该死的风停下就好了。阿布杜拉带了个盛灰的罐子。

张白棒这该死的风开始在周围转着吹。把我们的气味吹得到处都是。坐在那儿散发气味有屁用？要是这该死的风停下就好了。阿布杜拉今天带了一罐灰。

张建平显然保留了原文的大部分形式，语言凝练。张白桦则更倾向于中国式的行文方式。两个译本乍看，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仔细推敲两位译者的选词，就能看出端倪。原文中定冠词“The”，张建平译成“那”，而张白桦译为“这”，读者与译作的距离明显从译者的选词中体现了出来。张建平所达到的形式对等是他译本中的“个性化”，而张白桦归化的策略亦是其译本的“个性化”。张建平忠实了原文，形式上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对等，而张白桦的选词拉近了读者距离，并保留了《非洲的青山》作为—部纪实性质的自传体小说的真实性，没有使其在语言符号之间转化的过程中流失太多。

无论是前者对原文形式的保留，还是后者拉近读者距离的技巧，都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中的个性化翻译。

漏译与编译。在谢天振看来，漏译分为有意识的漏译与无意识的漏译两种。无意的漏译多为一言半语，通常不会产生什么文学影响，有意的漏译同节译相似，而节译与编译都属于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故将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并作一类，选取两种有代表性的漏译与编译进行分析。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迎合译入语读者心态，适应目标语读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对接受译入作品的模式与语言方式，往往采取误译与漏译的翻译技巧。这种技巧具体表现在故意不忠实于原文或违反原作意图的翻译。谢天振认为绝大多数的类似情况属于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但同时他也肯定了有意漏译的研究价值。如原文第一部分第二章，海明威与当地黑人土著姆科拉在狩猎一只鬣狗的场景对话中，有一段对于伊斯兰教这样的描述：“The Mohammedans and all religion were a joke.A joke on all the people who had them.'

张建平：“伊斯兰教和所有的宗教都是笑话。一个关于所有相信宗教的人的笑话。”

张白桦：“一切宗教都是玩笑。是对所有信教人的玩笑。”

在张白桦的译文中对“Mohammedans”进行了删减，并标注了注释：此处因对伊斯兰教有不尊重的表述，故有删节。显而易见，这种有意识的漏译是对译入语受众的考量。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统计，中国大陆穆斯林人口约3000万人。这种现象，显然是为了迎合信奉伊斯蘭教读者的文化心态与接受习惯，选择了故意漏译，也即节译。

节译与编译往往是译者为迎合受众的品味，为与译入语国家的习惯、风俗相一致，为便于文化输入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等因素的考虑。在某种程度上，编译属于节译的一种，旨在弄清原作的线索，删除与主线索无关痛痒的语句、段落、甚至篇章。但编译之所以被提出，而不是被归类到节译中去，是因为他们并不完全属于包含关系。编译与节译的本质性差异在于，节译中的句子都是按照原文直接翻译的，而编译中的句子，既有原文直译，也有译者根据原文加入自己的理解所进行的编写、改写，更有甚者，出于译者的某种需要而进行的添写。

原文第四部分第十三章里海明威与姆科拉有这样的一段对话：“Withwater better，”he said.“You black Chinamara”

张建平：“最好兑上水，”他说。“你这中国黑鬼。”

张白桦：“最好兑点儿水，”他说道。“你个中国黑鬼。”

两者的译文，均采用了异化策略。但在张白桦的译本中对原文进行了标注，并在注释中写道：直译为黑皮肤的中国人，是一种对中国人的蔑称。

这种添写，正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在中国文化逐渐由边缘向中心文化靠拢的趋势下，向西方霸权文化提出挑战的话语权的体现，正是众多译者所需要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过程总是伴随着“创造性叛逆”进行的，译者自身所处的环境，会造成其对原文的理解产生违背原作意图的客观背离，这无疑是一种对原作的“背叛”。而翻译也是“创造性”的，它让译作有了区别于原作的崭新面貌。“创造性叛逆”的提出，无疑打开了翻译向更多方面、领域研究的新视野，为翻译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