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洪亚

八岁那年，春节刚过，人们都还沉浸在节日喜庆的氛围里，鸡未叫头鸣，爹便一把从热乎乎的被窝里光溜溜将我拽了出来，起来起来。以为是梦，揉了揉眼，发现睡我身边的哥也被爹揪红了耳朵。爹背着铺盖卷，一手攥着我的小手，一手牵着比我大五岁的同母异父的哥。深一脚浅一脚极不情愿离开了安徽老家，那个贫困的小村庄，身后，是母亲止不住的唠叨，还有那双凝视着我们远去的不舍而又绝望的眼神。

就这样，当了六年村长的爹，主动卸任了。只记得，在那个记工分的年代。“分、分、分，是社员的命根”，一点都不假。每天晚上，吃过饭，几个村干部都聚集在我家那间大北屋，摆上几把长条凳，东墙上挂着一块大黑板，房梁垂吊的两个60度的灯泡也被爹偷换成了明晃晃的100度。待人到齐，坐好，爹便郑重其事地将角落的一个挂着一把大铁锁的铁皮箱，用拴在裤腰上的钥匙打开，一双大粗手从箱里捧出一个木匣子，然后轻轻将盖掀起，小心翼翼取出一个厚厚的本子，封面工工整整书写着“社员记工簿”五个黑字，本子的每一页都密密麻麻清清楚楚记录着全村各家各户出工情况。爹再三嘱咐我和哥，他不在家时，谁都不许进这屋，更不许动这个“宝箱”。我书包里好多本子呢，谁稀罕！爹狠狠瞪我几眼。通常，农村习惯把劳动一天叫一工， 成人壮劳力一工最高分为十分，称为“足工”，按个人表现，有的九分八分不等。女人减半，未成年人大多记两分三分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