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杨

摘 要：

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做出了深刻变革的要求，社会资源集聚的制度安排与配置方式及社会整合的速度理应同步于社会分化的进程，实则相去甚遠。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间力量的异质化发育在一定范围内溢出政府权威管制而产生自由泛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探索新的社会整合路径以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之力，为实现中国梦凝聚中国力量势在必行。

关键词：社会整合；中国力量；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本在市场利益驱动机制下自由泛化，社会力量发育多向分散与国家行政调控未能实现有效跟进，最终导致我国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利益集团为维持自身优势、屏障外界的利益分割逐渐衍生出了阶层固化藩篱。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对于自身利益的谋求使得我国社会整体力量向心力薄弱。因此，如何在新时期完成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积极引导社会力量的发力方向，成为党和国家必须担负起的历史使命。

现代集权国家为我国实现社会有效整合提供了基础性建设：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自上而下的权威的唯一性、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等等，国家的长期大一统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政权建设的规划性与持续性的传统是我国进行社会整合的坚实奠基，社会层面的群体分化并未动摇整合基础。社会整合是国家深化改革、完善国家治理、增强国家能力亟待完成的任务，由于我国传统的政治特色：政府家长制的权责模式及民众高度的群体认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仍然需要以国家权威为依托建立社会“经济政治一体化”机制。[1]

1.以阶层间有效互动的组织化内核为依托

建国之初，国家统一全国财政统归中央划拨，在全国范围内肃清反革命，将国家权力收归中央，大大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能力。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在城市实行单位制，并行之科层组织制度，以国家权威推行，曾取得了出色的社会整合效果。社会结构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由国家控制各种社会资源与机会的“总体性社会”[2]；又因整体性社会体制的建立，社会成员必需资源的获得基本上是通过人民公社和单位制的层级体制进行配给，国家只需通过控制了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和城市中的单位就可以从宏观上实现对民众的领导和支配，总体性社会的管理与分配体制有效地抑制了社会分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机器日渐钝化，民众获取资源的方式更多地表现为自由市场交换的结果，政府资源控制的弱化直接带来政府权威的羸弱，更是国家能力的不足。市场化的经济模式产生了不同的收益群体，在背后的受益机制和动力系统的影响之下衍生了不同的社会利益阶层，而优势阶层企图固化收益机制的尝试和劣势阶层相对剥夺感的逐渐强烈使得看似风平浪静的社会表面实际上暗流汹涌。

由于社会发育程度不高，具体表现为现中国社会民间自组织群体规范缺失，具有明显或隐性的逐利色彩；社会基层组织自生能力不足，难以承担起民众自主解决问题的职能；家庭发展小型化而表现出因家庭间生活观念难以相容。几种最重要且常见的社会组织主体因其自身局限在现阶段不能承担起实现社会整合的重任，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期的必要的采取自上而下的、以国家权威体制为主推手的整合方式。

1.1优化科层制的国家组织制度

深入思量，转型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程度高、社会主体利益诉求多元化，整体中国社会仍具有强大的向心力，社会依旧形成发展合力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一以贯之的科层制的国家组织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核心是：中央政府拥有行政统辖规划的权力，特别体现在人事安排和资源调配上的权力”[3]。国家从科层制的稳定持续中获得了巨大的国家权威：政令的统一与畅通、人事的任免权、无与伦比的资源集聚能力代表了强大的社会服务、控制能力和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能力。国家更是因为科层制推行而在社会建立了强大的社会组织网络——官僚体制，官僚体制内部层级分明，权责明了，专业化的官僚、合理的分工组合产生行政高效率；中国金字塔形的官僚体实际上因科层制的推行而成为国家政治资源的权级分配体制，官僚的向上负责制紧凑地将国家政治权威统归中央，政治资源的顺级而下为国家权力取得了支配性地位；科层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行政机构具有极高的覆盖率，国家政治权力就此拥有了强大的渗透能力；超长的行政监督体系、严明的科层管理紧紧把持住了国家行政体制内部的资源流动，引起人民对国家行政权力无限向往。

科层制的国家组织制度为国家实现社会整合带来实现大规模社会整合和控制可能的同时又因其冗长的政治权威控制链条而使得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具体实行缺乏灵活性。考虑到国家实现社会整合的对象是整个拥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所有社会阶层，我们应尽力把科层制非人格理性的刚性政策执行力控制在人民利益允许的程度之内，协调国家整体要求与不同阶层利益意愿。

1.2发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社会化组织网络的优势

据统计，中国共产党现拥有将近8900万名党员，超过440万个基层党组织。[4]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庞大，组织机构严密，党组织涵盖范围广，对公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具有领导动员作用。中国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社会网络为支撑实现社会整合的优势在于其执政党身份，国家制度建设意志可以很大程度上根据共产党的组织脉络延伸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韦伯认为，权威的“妥当性”来源之一就是合理并运行状况良好的制度，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为国家实现社会整合的制度建设与更新提供了基础性组织保障，其合法化的组织运行程序更是为国家整合措施带来了权威力度。再者，中国共产党员数量庞大且有明显的先进性，是党各项社会政策的执行者；是国家规则、法规的维护者；是沟通社会不同阶层交流互动的中介人。共产党员来自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却又摒弃了阶级的局限，时时为国家发展奉献自身，为社会成员事先垂范，是国家实现社会整合的巨大财富。中国共产党组织应利用其自身的执政党地位，协调各类人民团体间的利益矛盾，突出组织化利益诉求，强化利益表达理性，促进社会各领域利益群体沟通交流、精诚配合，形成共建社会主义整体和谐局面的良好导向。

2.塑造和谐共生社会认同系统，凝聚整体共识

认同既可以表示单个人在心理上的趋近性和行为支持，又可以表现为单个人对群体成员或周围环境的身份相似性和利益一致性或对周围社会的归属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社会认同应该是以官方的观念制度为标准，即以具有传统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理顺和整合政府和民众、社会群体间关系过程中发挥出应有的认知性阐发功能和价值性引导功能。

2.1增强社会流动，促进社会认同系统和谐共生

多元的社会阶层必然导致多元化的社会认同，阶级内部成员根据各自占有的社会资源和机会而完成自身社会阶层的认知与定位，社会各阶层社会待遇与现状的差异给予了所属阶层成员不同的客观支持和主观感受，阶层成员的价值判断对其对于自身处境和发展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阶层受益程度不尽一致，更甚至因此而形成群体差异的稳定边界，劣势阶层寻求更高社会认同的不利和优势阶层对阶层边界的维护为社会秩序失范和群体冲突埋下了祸根。

改革开放为社会各阶层成员形成和谐共生的社会认同进行了铺垫：统一开放的市场、通畅自由的思想环境、除国家部分限制外可凭能力获得的社会资源等等。国家政权的控制从越来越多的领域逐渐撤出为不同阶层成员实现社会流动提供了政策支持，而自由的社会流动则成为塑造整体性社会认同的重要路径。首先，自由的社会流动对阶层固化藩篱形成巨大的冲击。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多地取消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限制，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已在部分城市试点推行，户籍制度的此项改革意指提高中国广大农村居民的社会认同，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认同系统。其次，基于社会居民自由的社会流动是塑造居民身份多重身份认同的路径选择。自由的社会流动给予了居民多重社会角色扮演的机会，复杂交叉的社会认同之间的交流与协调为社会整体共识的诞生提供了契机。

2.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

碎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各阶层价值观没有统一的参照标准，社会整体联动能力不足。现阶段，我们应坚定不移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地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5]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深层次内涵，是植根于中华历史文明的凝练表达，对公民的思想、行为取向进行了规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宣传与学习应结合其自身的合理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推动作用。加强各阶级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不能仅仅指望物质利益的激励和政治力量的权威服从，而真正需要的是民众的内省式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恰恰是一个合适的手段。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起到对社会主義核心价值观宣传的方向保障，更因其方法的渗透性、传播载体的多样性、教育客体的全面性等优势起到良好的知行转化作用。

3.增加居民财富，倡导社会公平，推进协同共进

3.1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居民普遍受益的财富积累机制

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代表了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强劲有力，关乎居民财富生产与积累的效率，是社会的持续发展性参照，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建立居民普遍收益的财富积累机制的土壤，良性社会结构的形成与稳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社会的高程度发展：社会中间阶层的培育与壮大、底层贫困群众的温饱解决、社会各利益群体间利益互补等。同时，依托于高效率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而实现的居民普遍受益实际上增加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对国家的满意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居民财富的增加提供了多样化渠道。但是，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新常态”经济形势下如何使居民仍能普遍受益，是实现社会功能性整合的严峻挑战。

居民普遍受益的财富积累机制，符合我国“藏富于民”的时代要求。对缓解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和培育社会中产阶层具有明显的作用。中产阶级具有较温和的政治态度和较强的经济实力，是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有效整合的积极支持者。居民普遍收益的财富积累机制建立的目的是要缓解居民逐渐拉大的收入差距，保障居民合法参与收入分配的权利，鼓励居民财富的积累，扩大社会中间阶层的比例并因此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向“供给侧”改革的物质基础。

3.2推进社会公平建设，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为目标，保障社会各阶层共享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利益权利并获得相对较合理均衡的分配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改变了建国之初追求分配结果高度均等化而损伤居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转而鼓励一批有能力、有条件的人和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做法释放了居民发家致富的追求，同时规定了居民共同享有公平的发展机会并需遵行合法化的制度规定可以产生合理的收入差距。由此可见，建设社会公平并不是要形成绝对平均的分配格局，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收入差距，并继续遵循现阶段科学的收入分配方式，坚持多劳多得，并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社会公平首先需要国家从法律和制度上予以支持，营造社会各阶层政治平等的制度环境，平等地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及保障居民享用社会资源的权利。居民在政治层面的平等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保证。其次，秉持“共享”发展理念，使社会各阶层居民经济权利权归实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系统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以求在实现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使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增进团结。最后，弘扬公正平等的社会价值，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人民尊严的培养需要人民更加富裕、社会环境清明、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需要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内化为人民效行的价值遵循。

除此之外，在探索新时期的社会整合路径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历史逻辑，以使社会整合进程紧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而不窒息活力；必须要遵循顶层设计的思路贯通，以使社会整合各方面措施上下有序、协调推进。积极探索社会整合在当前中国社会实现的有效路径，可以效抑制社会不同力量的多向化发展趋势，有力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力量的全局性供给。

[参考文献]

[1]王邦左 谢岳.社会整合：2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使命[J]，学术月刊，2001（1）.

[2]孙立平 王汉生 王思斌等.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 1994（2）.

[3]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J]，开放时代 ，2011（10）.

[4]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M]，2017（3）.

[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6（190）.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河北 保定 07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