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华

摘 要：

孙犁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孙犁开始创作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是孙犁创作的前期，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95年孙犁封笔，这是孙犁创作的后期。孙犁创作前期和后期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二个时期创作的目的不同，孙犁的前期，是作为“革命的代言人”而创作的，而孙犁的后期创作则是“为人生”的。

关键词：孙犁；代言人；为人生；前期；后期

一、作为“代言人”的 前期创作

在中国古代散文中，孙犁最喜欢的是柳宗元、欧阳修的文章，最推崇的是欧阳修。孙犁说，散文应当是载道的文学。他还说，解放区的作家应该是人民的代言人。“载道”和“人民的代言人”是同一个意思，是他自觉的追求。

我们可以具体地来分析一下，孙犁的代言人身份是如何实现的。

代言人的身份的实现，首先在于对生活的选择。生活是复杂的，美丑兼备的。作家的所见所闻，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和丰富复杂的生活相比，作家的体验，只可能是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即使这样，作家写进作品之中的，也只可能是作家自己的现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一小部分。作家把那些生活写进作品，是他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他进行淘汰和鉴别的结果。甚至可以说，作家所有的技巧，都表现在选择方面，尤其是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如果说自然主义作家是生活的旁观者的话，那么，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就是生活的引导者和教化者，他扮演着教师的角色。“隱恶扬善”是教师教育学生的基本原则。孙犁常被引言的话有这样二段：

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文艺报》1980年6—7期）

这正是孙犁前期创作的原则和指导思想。这个知道思想，既符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符合孙犁的“天理良心”，决定了孙犁前期作品的以歌颂为主的特色。《白洋淀记事》中的29篇小说和31篇散文，除了《懒马的故事》《钟》以外，都是以正面人物或先进人物为主人公的。可以说这些作品的作者，是党的代言人，或者是人民的代言人。歌颂光明，鞭挞丑恶，配合党的方针路线，是这些作品创作的目的。

代言人身份的实现，还在于对各个阶层、各个党派的形象的描绘。从形象学的角度说，孙犁的前期创作也符合他作为党的代言人的身份。形象学是欧洲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由比较文学大师让·玛丽·卡雷创立，现在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很显眼的名词。任何时代，人们对社会的想象都是以分类和命名为基础的：穷人、富人、君子、小人、布衣、王公、将相、学者、文人、书生、作家等等，都是集合概念，是对人进行分类和命名的结果。在中国现代，许多古代的概念变得陈旧而被废弃，新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巨变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而出现，在现代知识大厦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诸如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汉奸、日本侵略者等等，就是此类概念。这些逻辑思维的产物，形成了历史总体性和强大的社会意识，紧紧控制着知识生产体系。文学生产作为知识生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主流意识的控制。

孙犁的创作，以描写冀中根据地的生活作为重点。冀中，是孙犁的家乡，是孙犁终身难忘的地方，是孙犁心灵中的一方绿洲。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对孙犁这个专业作家来说，冀中生活就是他创作的源泉。

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冀中的几股主要力量，首先是国民党政权，这是当时中国名义上的合法政权；其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第三是日伪政权及日伪 力量。这三股力量，都有其领导层，即其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是位于延安的中共中央，国民党的力量也是国民党中央，日伪政权的领导力量是日伪政府。

孙犁的小说中，写到高层人物的很少，他写得多是普通的人民。他前期小说的一个总目的是为抗日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中共政权是个缺席的存在，但是在孙犁的小说中这个缺席的存在者却有着一种巨大的力量，它是推动中国前进的一个看不见的手，它紧紧掌握着人们的精神，从而左右着人们的行动。这个力量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幕后的隐蔽性，它是一个缺席的在场；二是力量的巨大性，它有操纵一切的能力；三是神圣性和崇高性。相反，孙犁作品中的敌人，大都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无能，不得人心，如《钟》里的大姐夫；二是邪恶性、残酷性，如相同作品中的林德贵、老尼姑等等。

二、为人生的后期创作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95年孙犁封笔，是孙犁创作的后期。这个时期，孙犁写小说不多，他把主要精力用在写散文上。孙犁后期创作的成就远远超过前期。有人把孙犁前期后期创作的变化总结为“从善到恶”“从热到冷”“从情到理”，的确是精当之言。（赵福生：《飘忽的彩虹》，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82-200页）但我认为，除了这些变化之外，还要一点，就是从“代言人”到为人生的转变。

真正的文学都是为人生的。即使是为艺术的一派，他们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人生的。孙犁的求学阶段，正是为人生的文学观念盛行的时期。他参加抗日战争以后，形势发生变化。抗战中国特殊条件下，为人生的最重要的形式就是为政治。

从长远来看，为政治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任何政权，当然都会要求文学为其服务，至少不对其构成威胁。但失败的没有权威的政权从来就不会成功地推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政策。因为文学追求的是真理，二政治追求的是统治的稳定。文学艺术具有永和性，而一切政治都是暂时的和临时的。

孙犁后期创作是为人生的。这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首先是对真理的追求。对真理、知识的追求，必然伴随着幼稚热情的一步步减缩。孙犁前期作品的热情到晚年逐渐减退，冷静到严肃。虽然孙犁不悔少作，但清醒的理智在他后期创作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从热情呼号到冷静说理是他创作的一大转变。

其次，从党的立场转变到个人立场。党的立场和战争的立场要求作家歌颂人民的大公无私，不计代价，为理想信念而战斗的精神。而个人立场，则是基于利害关系，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效的理性精神。前者需要的是宗教狂热，后者需要的是世俗理性。孙犁后期创作着重表达的是人生经验和生存智慧，是为人生的文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天津日报社领导让孙犁当文艺版顾问，后来有升格让他当整个报社的顾问，孙犁问：“加钱吗？”对方说不加。孙犁说：“我不干。”他把这个故事写进散文中，向读者传达的完全是个人的人生经验。这样的作品中极左时期是不可能问世的。

个人立场决不等同于展示人的低级趣味。一切伟大的作家，其个人立足点的高尚、胸怀的悲悯与阔大，是其所以伟大的决定性原因。对于新时期的作家而言，个人立场的觉不是从党的立场、政治的立场退却，而是向着人类的立场、宇宙的立场进军。孙犁后期散文写借给自己《红楼梦》、后来又被无辜杀害的刘四喜，写丈夫在抗日时期牺牲而自己在解放后被开除出党的荷花淀女英雄，写童年的伙伴、被父亲送给外国教堂换取几块洋布的“菜虎”的女儿，写死了儿子，孤身一人的干巴，都表现出作家广博、慈悲的人道主义情怀。《高跷能手》中写一个一到日本给天皇献艺为荣、至死不悟的老头，作者既有同情，又有批评，也表现出作者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作家的后期创作，既站在个人立场，不以党派的是非为是非，又表现出一个优秀作家对世界前途的关心，对人性奥秘的孜孜不倦的探求。

（作者单位：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