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在甘地到来七年后，两个中国年轻人也先后来到这座小楼。一位英俊、多情、才华横溢、声名显赫，在中国，他以写作轻盈、梦幻的诗句，追求不羁的爱情著称，象征了一代中国青年对自由生活的渴望，他是徐志摩，也是泰戈尔四年前中国之行的主要陪同者，为他安排行程，现场翻译，还在报纸上写文章热情赞颂他。

对于泰戈尔来说，1924年的中国之行期盼已久却不尽如人意。多年来，他期望印度、中国与日本，能够在精神上融合，东方智慧或许能够纠正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的价值偏差，后者太过重视物质创造与力量扩张了。

这种感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加剧。战争的残酷、无意义，像是宣告了歐洲价值的破产。“欧洲人是一种有系统有组织之自私民族，只有外部的物质生活，而无内部的精神生活，而且妄自尊大。”泰戈尔1921年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说，他担心欧洲“欲以自己之西方物质思想，征服东方精神生活，致使中国印度之最高文化皆受西方物质武力之压迫，务使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所有相异之点皆完全消失，统一于西方物质文明之下，然后快意，此实为欧洲人共同所造之罪恶”。

在几年来的环球旅行中，泰戈尔不断重复这种论调，它激起了很多共鸣。在那个迷惘、幻灭的时刻，东方与西方、物质与精神，这简单的对比捕捉到了时代的情绪。很多西方人渴望这陌生的东方智慧，而对于东方人来说，它则是一剂安慰，他们已在西方的阴影下生活了太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