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用和+喻向午

误闯文学圈

我是在1978年年底调到武汉文联工作的。这之前，我在汉阳县当了二十二年的業余作者，从来没有谁恩赐一天半天的创作假。来市文联后，做了两年的杂事。1980年至1983年，名正言顺地当了三年多的专业作家。这三年多的日子相当过去的三十年，我忘我地写作，发表了一部长诗、614首短诗、17篇散文随笔。但好景不长，1984年当上武汉作协的副主席，主持作协的日常工作，又成了业余作者。由于不会当领导，所以当时如临深渊、忧心忡忡。那一年接连几天主持会议，过度紧张劳累，突发高血压病，差点猝死了，从此一蹶不振。以后又当坐班的作协主席，还任职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我基本上还是一个业余作者。不同的是，从前当业余作者，十分窝囊。以后业余写作随意自在。但疾病缠身，写作江河日下，不值一提。不过，我1988年以前的业余创作状况，在广大业余作者中倒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妨说说实话。

过来人都知道，以前在基层工作的业余作者，往往被认为是图名图利、不务正业，一般的都命运不佳。碰上政治运动，就会挨整。有的人被迫中途搁笔，有的人被开除、坐牢或者劳教，有的人甚至被整致死。这样的例子很多，说来寒心，不想谈。我能够一直苦苦地支撑下来，是得亏许多好心人的支持和帮助。其中，有文艺界的老前辈，有一些报刊的编辑，也有我的同事和一些普通的朋友。

我的确不幸，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便遭了厄运。这原因就是业余文艺创作。事情还得从画画说起。年轻时，我特别爱画。1956年，我在汉阳县沌口小学任教。业余学习美术创作。不久便在好几家刊物上发表作品。正好，那年中央号召在职教师报考高校。我到县文教科申请报考中南美专。一位主管科员高低不肯。我写信到省文教厅言明我的要求。柳野青副厅长回信说我可以报考美专。我将他的信寄给了县文教科，结果触怒了那位科员。说我越级告状，目无组织，个人主义到了极点。他撤了我代理校长兼教导主任的职，还降了我一级工资，让我声名狼藉，一时抬不起头来。一年后，得到我任教学校的校长杨善义的同意，还是报考了一所美院。虽被录取，但入学未遂。从此，拿起笔作画，就遭白眼，受讽刺打击。深夜呢，我就到长江江滩上吹短笛，拉小提琴，排解胸中郁闷。每每踏上江滩，看到美好的夜色，我就沉浸到了一片诗意的境界之中，让我忘掉了一切愁苦。兴致来了，忍不住哼起了自己信口编的曲儿，一时心血来潮，竟想写作歌曲。就凭着自己在江滩上吹短笛、拉小提琴的心境，写了一首歌唱农业合作化的歌曲《笛儿吹起》。但我谱的曲子，总难表达写词时的心境。我怀疑自己没有作曲的才能。就随意将歌词寄给了《长江歌声》编辑部。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希望有位作曲家看中，能给我谱个曲子供自己唱唱，也就如愿以偿了，但我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月过去，竟然被作曲家弗克谱曲发表在1957年4月号的《长江歌声》上。我倍受鼓舞，紧接着又写了第二首歌词寄给《长江歌声》。那首歌词发表在武汉音协办的词刊《长虹》上，被好几位作曲家谱曲发表，其中陈堂明谱曲的一首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奖。也就是说，《笛儿吹起》，是我为了自己作曲而随意编出的歌词，而尽心创作的《合作社里怪事多》一词，才是我真正的文学处女作。没想到我的处女作居然还得了大奖，因为那时没有中央电视台，歌曲在中央广播电台获奖就是很高的奖励了。之后，我一年中又陆续发表了十多首歌词，多数被谱曲发表。在那一段被人歧视的日子里，这让我在精神上得到一些安慰。按理，我应专心地写下去了，但我画画的心愿还没有完全泯灭，仍抱有一丝幻想，所以决意面对现实走自学绘画的道路。

1958年下半年，我正在汉阳县大办钢铁的前线黄陵矶日夜苦干，突然接到通知，调我到县里文教局报到，说是专门给县文教局办的内刊《汉阳文教》画封面。因为我当时在黄陵矶画了很多壁画，被县文教局的吴济平先生看见，要我给《汉阳文教》画一幅封面画，我给刊物画了一张封面，受到了好评。到县里后，我被安排在县文化馆当美术干部。我真是喜不自胜，以为画画的时机到了。哪知到文化馆还没安顿我的住处，就通知我到县委“亩产万斤丰产片”的涂家嘴去蹲点做宣传工作。其实，到了那里并不是要我做宣传工作。每天只是忙于开会，收集生产情况，了解群众思想情绪，给丰产片办公室里的笔杆子提供一些汇报材料。再就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日忙夜也忙，仍然是欲画不能，我大失所望。苦闷中，抽点儿睡觉的时间偷偷地写起诗歌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认识到现实的环境不可能让我继续学习绘画，不如学习一点别的东西，充实自己。我将写的诗寄给了湖北省文化馆办的一张小报《湖北文化报》，开始发表短诗。当时，《汉阳报》的记者张国翰也在《湖北文化报》上发表诗歌，他想出诗集，数量不够，约我与他合作投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两人合编了四十多首诗歌，题为《欢乐的农村》寄给了湖北人民出版社。不久，一本薄薄的诗集《欢乐的农村》，就于1960年4 月出版了。出乎意料的是，其中只选了国翰的两首诗，其余的都是我的。也就在同年，我又与李作华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合出了一本《公社儿歌》。

第一本诗集问世，应该说是张国翰策划的结果。此时我已调到汉阳县一中教图画。“大跃进”时代，学校以劳动为主，经常停课。我教的是副课，基本上没有上课。加之学校的领导依然认为我是个有问题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像个不拿工分的农民，校内校外，总在“劳动锻炼”，处境日益恶化。《欢乐的农村》虽然给我带来一点意外的欢乐，很快就烟消云散。不久，我就又被强制安排到“文教右派农场”开荒种地。

一干好几个月，因爱好画画，一路走来，得到的极少，丢失了很多很多，我百般无奈地要与美术创作告别了！

创办《汉阳文艺》

我从沌口小学调到汉阳县文化馆做美术创作辅导工作。不久，借用到《汉阳报》当了短暂的美术编辑，后调到汉阳一中当美术教员。在汉阳一中工作的三年，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三年，受尽歧视甚至侮辱，饥饿，劳累，贫困，蓬头垢面，低三下四地做人。我同刘富道在参加汉阳一中六十年校庆时，曾经写了 一首打油诗：“当年管用和，教画教唱歌。不画也不唱，成天干农活。锄头手上握，扁担肩上磨。上的劳动课，盘的泥巴坨。恋爱不谈了，害怕有老婆。”原来，1957年，一位女士给我介绍了一位女友，她是代课老师，名叫冯启云。经过一段时期的交往，我与她产生了友情，也萌发了爱情。后来，在我的动员下，冯启云到武汉读书去了，我调到汉阳一中教书。处境每况愈下，怕影响她的前程，就断然与她断绝了来往，她误会了我，对我一直怀恨终生。

我本来是美术老师，可是当我拿笔画画被校领导看见时，他鄙夷地对我说，又想投稿搞几个钱啊。省里办美展，筹备处通知我参加，学校的领导却不准假。我身为美术老师，却不让我画画参加美术活动，真是咄咄怪事。

我虽说是堂堂的汉阳县最高学府正儿八经教中级师范的教员，但月工资只有29元钱。（我原本月工资35元5角，被无理地降了一级工资。上世纪50年代湖北省中学教师的最低工资为48元。）正如高中部的一个学生调侃我说的那样——管老师是全中国最不值钱的老师。虽说有点儿稿费，也少得很。我在汉阳一中工作三年，发表了三幅插图、一幅速写、一幅诗配画。除诗配画是自由投稿外，其余都是经过学校领导批准后给报刊帮忙画的。另外发表过几首短诗。稿费总共不到100元。从1956年开始发表美术作品，到1960年发表诗配画，整整5年的美术创作，先后在《湖北教师》、《农村俱乐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湖北画报》、《漫画》月刊以及《汉阳报》、《孝感报》等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给我带来过喜悦和慰藉，但更多的是痛苦和难堪。我不得不忍痛割爱，再也不搞美术创作了。但一有机会，我就偷偷摸摸地写诗。

1961年又回到文化馆时，我已出版了诗集《欢乐的农村》和《公社儿歌》。县新华书店有我的书卖，偷偷摸摸干的事已公开化了。于是，汉阳县文化馆的杨崇礼和熊必杰馆长要我做文艺创作辅导工作。我本来不太喜欢文学，还是想画画。但我得服从领导安排，就勉强干起了这个行当。人海茫茫，怎么个干法？心中无底。当时是困难时期，文化馆的干部忙于“生产度荒”，一时难以顾及业务。一年之后，要干本行业务了，我不能只挂一个文艺创作辅导的空头衔，一时心血来潮，想办一个文艺刊物。只向馆长说了一下。馆长同意了，说干就干。我就自编自刻自印自装订了一个油印小册子——也就是在1962年，堂而皇之办起了《汉阳文艺》。第一期是如何组稿的，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是一切由我包干，稿子编好了，也不给馆长过目。册子印成后，随便向一些学校和公社散发赠送。不久，居然有人投稿来了，我好喜欢。逐渐有了少数的业余作者。馆长很满意。但我人在文化馆工作，总是被其他部门抽调到乡下蹲点住队，无法顾及《汉阳文艺》。只有回到文化馆时，再办它一期。因此当时的《汉阳文艺》是个不定期的刊物。后來，吴耘同志调到了文化馆，她在《汉阳报》和广播站当过编辑，很能干，油印钢板字也刻得好。这样，我不在文化馆时，她就自编自刻自印自发行《汉阳文艺》。我和她轮流坐庄，办了一个时期。觉得油印刊物太落后了。就将油印册子改为一张不定期的铅印小报，资金由文化馆出，有时也找有关单位资助。铅印刊物发行后，来稿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于是，通过它，我幸运地结交了一批喜爱弄点儿文墨的朋友。我知道，在县文化馆搞文艺创作辅导，只熟悉诗歌散文小说之类的作品是不行的，更需要你了解说唱之类的通俗文艺作品。本来，对于传统戏剧和曲艺，我毫无兴趣，很不熟悉。我平素根本不看戏，也很少有机会观看曲艺演出。但文化馆最需要的就是戏曲方面演出的小型作品。因为上面常常要搞群众文化艺术汇演、调演，农村的节日、假日文化室搞活动也特别需要这方面的演唱材料。我身为基层的文艺创作辅导干部，不能等闲视之。不得已只好带头干，硬着头皮往这方面钻一钻。没有兴趣也得干，谁叫你搞这门子事情，不然，你怎么去辅导别人。经过查找书面资料，几番学习研究，什么快板、数来宝、湖北小曲、公安说鼓子、长阳南曲、山东快书、京韵大鼓、河南坠子等等，有所了解，并身体力行，写作发表出版了这方面的一些作品。正是由于我在报刊上比较早地发表过美术、诗歌、曲艺歌曲等等作品，汉阳县的一些爱好文艺人，写诗的、写文的、画画的、写戏曲的、曲谱的，都成了我的亲密朋友。我十分关注他们，力所能及地给他们一些帮助。我为某些人改过诗稿文稿曲艺稿，向一些刊物推荐他的作品，并推荐他们到县文化部门工作。《汉阳文艺》一直不定期地在出版。后来，汉阳县改为武汉市蔡甸区，《汉阳文艺》就改名为《蔡甸文艺》，版面扩大，作者增多。几十年来，开始在上面发表作品的一些业余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就，有的引人瞩目。如插队到汉阳县的知青董宏猷，成为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当上了武汉作协的主席；当地的民办教师赵国泰，成为名诗人评论家出版社总编辑；农村女青年李景荣，发表故事作品，成为全国著名的故事员，她和参军的文艺骨干陈昌虎都参加了1965年全国业余青年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后来成为汉阳县的局级领导干部；民办教师萧诗斌，出版了长篇小说，是有史以来，汉阳县第一个出版长篇小说的人，后来成为县文化局干部；插队女知青刘玲娅，发表过一些文艺作品，后当上《武汉科技报》社长；较年轻的有农村知青谷未黄，成为诗人，后在长江日报社工作。本土知青徐坚，后在武汉市文化局从事戏曲创作。此外，还有一些汉阳县本土的的文艺骨干，农村青年涂前飞、熊贵军，教师柳诗炎，后来都成为县文化馆的馆长。回乡知青徐金海，教师李育杰、袁希安、涂喆、民办老师萧耀湖、农民段茂国、工人安光耀、农民宋德春、美术作者潘直亮、汪文斌、周忠盛等等，这些业余作者有的发表过一些文艺作品，有的出版过诗集，有的后来成了名画家，有的当上了文化馆的干部。他们都是我亲密的朋友，我也的确为他们做过一些有利的实事。如“文革”中，民办教师肖诗斌写了一篇长篇小说《娘子湖的春天》，基础较差，我积极推荐给湖北人民出版社当时负责文艺编审的肖云生先生，肖云生出面给他请创作假，出版社给他发工资，帮他修改作品，直到该书正式出版。后来，我趁到武汉市文化部门开会的机会，向市委宣传部的有关领导报告肖诗斌的实际困难，武汉市破例下达一个国家干部的指标，将肖诗斌安排在县文化局工作，并解决他在县城里的住房。肖诗斌积极写作，后来又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不幸的是，作者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当然，这些业余作者有所造诣，成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他们自己努力学习的结果，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只是在文艺创作上带了个头，给了他们一些影响，也为他们做了一些推荐和力所能及的工作，使他们有机会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学习提高创作能力，多数人因学有所成，成为优秀的文艺人才，走上了工作岗位。

倒霉的《绕道》

1962年的一个晚上，武汉的文人在江汉工人文化宫小聚。《武汉晚报》的孙昌前老师带我找到了湖北人民出版社的邱祥凯老师。面对这位长者，我显得很腼腆。邱先生对我却像老熟人一样，十分关切地对我说，你在我们出版社出过诗集，最近有作品吗？有就给我。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说写了一些，回去我给你寄来。其实，当时我仍在汉阳县一中任教，挨霉受气，夹着尾巴做人，心情沮丧，哪有心思写诗。但邱先生这么一说，又给了我一点希望，就大胆地说了谎话。

回校后，我偷偷地开夜差，历时一个多月，赶写了四十多首诗，题为《鱼米新乡曲》，寄给了邱老师。他很快就回信说可以出版。我窃喜，就急忙自己赶画了封面寄给了他。但时隔不久，他来信要我到出版社去，说是有事商量。原来，该诗集终审没能通过，理由是业余作者不能单独出诗集。邱先生问我，愿不愿意与别的作者合出一集。我问他与谁合出？他说是刘不朽。当时我虽然没有与刘不朽见过面，但我很喜欢他的诗，就愉快地答应了。1963年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不朽和我合集的一本诗集《山寨水乡集》。他写的是山寨，我写的是水乡。其中就有我写的《绕道》一诗。时隔不久，即1963年10月号的《诗刊》上的“一得诗谈”栏目中，刊载了署名贺兰的短文，对《绕道》提出了批评，说这首诗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表现了作者对革命对爱情的错误观点。有两位读者不同意他的批评，写了反批评的文章寄到《武汉晚报》。于是，当年11月13日的《武汉晚报》，刊出署名东宏冉、舟雨亭的文章《揭示了崇高的心灵美》，为《绕道》辩护。同时也刊出《绕道》一诗和贺兰的批评文章，开辟“笔谈《绕道》”专栏，展开讨论。直到次年1月8日讨论结束。讨论开始时，说好说坏正反两面的文章都发表。之后就一边倒地只发表批评批判的文章。1964年 2月号的《诗刊》上，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章《思想感情语言及其他──从<绕道>的讨论谈起》，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带总结性地对《绕道》进行了批判，认定《绕道》就是一首坏诗。

其实，《绕道》是一首很平常的短诗。写一位区委书记到县里开会，在路上碰到一对谈恋爱的年轻人，他怕惊扰了他们，就绕道过去了。内容明白，主题十分明晰。正如一位参加讨论的作者俞伯周所言：批评者完全忽视了作品的主题是表现作为主人公的区委书记形象。由此纠缠到“约会”上……作者在这里歌颂的不是约会，而是借此烘托主人公的形象……在我看来，作为一个革命前辈的区委书记，革命就是让人民、让后代生活得更甜蜜。这种思想是崇高的，不容否定的。然而，在讨论中，有些人并非一般作者，而是有相当资历的文化人和作家、文艺理论家。

本来是开展讨论，结果变成了大批判。这恐怕是发起这场讨论的周代先生始料不及的──周代先生生前曾多次为此事向我道歉。只因那时正值国内开始“批判修正主义”，极左思潮泛滥。政治气候使然，讨论根本不可能公平公正地进行。

感谢《长江文艺》

有一次开会，《长江文艺》的沈毅先生问我，怎么出了诗集还不见你向《长江文艺》投稿？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写作水平差，怕上不了《长江文艺》。这是实话。因为听人说，《长江文艺》是第二“人民文学”，主要发表有一定名望作家的作品，再就是工农兵作者的作品。自我衡量，本人不够格。沈毅先生再三鼓励我把稿子寄给他。正当我在《长江文艺》刚发表几首诗后《绕道》就挨批了。

《绕道》挨批的时候，我已调回县文化馆。仁慈的杨崇礼馆长，见我特别吃苦耐劳，他交给我的任务总能出色完成，因此对于我的业余写作网开一面。但上级文化局里有人却总把我看作另类。《绕道》挨批，对我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认为我不仅政治思想落后，而且文艺思想也成问题。我的处境更加不妙。那时发表作品是要政审作者的。凡是政审函件到了文化局，我的作品就注定刊不出来。但本省的有些报刊，依旧发表我的作品。特别是《长江文艺》，就在我挨批不久，即1964年3月，发表了我的组诗《麦箫曲》。这组诗引起当时诗歌界的注意，得到好评。当年8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老诗人丁力的评价文章，予以表扬。给我挽回了一点面子。也就在当年6月号的《长江文艺》上，又发表了周景堂的文章《渔米新乡谱新曲──评管用和的诗歌》，肯定了我几年来的创作成绩，为我鼓劲打气。后来，我又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唱词《一包茶》，刊物很快就刊出夏雨田的文章《一篇好唱词──读<一包茶>》。此后，《长江文艺》编辑部为了提高我的寫作能力，发函到县里，调我临时到编辑部边学习边工作数月。还有一次发函到县里，调我到省作协进行短期写作。只是一次也未能得到有关部门的应允。《长江文艺》另一位诗歌编辑何鸿先生，怕我的名字在刊物上出现过密，遭人猜忌非议，特地给我取了一个“蔡纯”的笔名发表作品。他还私下找我谈话，告诉我，县文教局有人写信到编辑部告状，说我没有生活，在家闭门造车，没有放过筏，写放筏，不写我县的事而去赶时髦写老革命根据地的事等等。他说写这信的人可能不怀好意，但是自己也要戒骄戒躁，谨慎为人，千万莫得罪领导机关里的人。以后，编辑部还请老诗人徐迟给我谈话，鼓励我好好创作。省作协又极力推荐我参加1965年的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大会。说实话，没有一些刊物和好心人的支持和帮助，在《绕道》挨批后，我的写作肯定是要夭折的。因为我本来就一向自卑，挨批后，好像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情绪低落，思想动摇。常常寻思：自己还有其他长处，应付文化馆的工作还不是一个弱者，何苦要搞这十分危险的写作呢？

尽管省、市有些刊物想为我尽量提供写作条件，但我的主管部门中，某些人有别的看法，因此无论哪个文艺团体请我参加笔会、学习班之类的活动，或为我请创作假，一概遭到拒绝。那时，我写作歌词、诗歌和说唱文学的势头较好，的确有好几个省文化团体和单位想调我去，给县发过商调函，有的还来人到地区文化局当面商谈。其中有省文化馆、省歌舞团、省艺术学院、省人民出版社、长江日报社、武汉歌舞剧院等等。但结果可想而知。在那个一切都讲政治第一的气候下，一个挨过批判的人，其生存境况实在窘迫。

我是幸运的

上面说过，那个年代，业余作者往往受到歧视和虐待，是不幸的。但幸运的是，只要他一露头角，就会受到文艺界老前辈的关心与呵护。就在《绕道》挨批不久的1964年4月9日，中国作协武汉分会、武汉市文联和《武汉晚报》编辑部召开小型座谈会，讨论了我的作品。当时身为中国作协武汉分会主席的诗人骆文亲临会场主持会议。通过讨论，大家都认为我是本省较有成绩的业余作者之一。几年来，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江汉平原上出现的大量新人新事新气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时代的精神。但也有一些诗思想性不高，个别诗篇如《绕道》有错误思想倾向。鼓励我要艰苦地长期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写出好作品。这是当时作协分会为一个非会员召开的座谈会。我既感荣幸，也感到十分惭愧。这对于一个在基层处境不好、十分自卑的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支持和鞭策。我知道，尽管我受到批判，文艺界的前辈们和一些文艺工作者还是十分关心爱护我的。我因此没有自暴自弃，下定决心，无论下面的环境如何对我不利，我也要坚持写下去，争取有所收获。

1973年5月，《湖北文艺》上刊出我的诗《春的声音》，编辑部及时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吴耀崚编辑对我说，你写出这样的诗很难得。座谈会上，大家对《春的声音》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会后，《湖北文艺》还印发了一个座谈纪要。当时《湖北文艺》的负责人是王淑耘老师。在那时政治气候十分严酷的情况下，对一个曾经挨过批判的作者予以表扬，这样做的确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果然，不久，就有人批评《春的声音》是什么“自然主义”、“知识分子腔调”云云。本来，当时的武汉大学中文系还打算请我去讲课，谈诗歌创作的，后来取消了。在武汉大学深造的工人诗人张良火对我说，你不要到武大去讲课了，有人要批判《春的声音》。我感到莫大的悲哀——那时节，多少人都是在争做批判一切的“随风转”啊。

1977年，《湖北文艺》编辑部又约请著名诗歌评论家李元洛专评我的诗歌创作，文章刊发在《湖北文艺》上。当年下半年，王淑耘老师对我说，想把我调到编辑部来，正在跟县里联系。不久，我参加湖北省第四届文代会。我作为创作有成绩的业余作者被大会安排发言。老作家徐迟又一次找我谈话，询问我的生活与写作情况，了解了我所面临的困难。有趣的是，那次会后，省作协开会，我被选为理事。同时被选为理事的还有刘不朽。但我们两人还不是省作协的会员，处境十分尴尬。我和刘不朽连忙找到沈毅老师，说明情况。沈毅老师感到意外，因为我和刘不朽一直是湖北省有影响的诗歌作者，却还不是会员。他哪里知道，当年省作协发展会员的重点是工农兵中的业余作者。我和刘不朽都写过申请，但由于我俩的身份不是工农兵，也就在重点之外了。当然，会后我俩及时补写了加入省作协的申请书，也就解决了入会问题。省文联恢复后，为调动我，王淑耘老师加紧与县里联系。这时的汉阳县已划归武汉市了，省文联要调我，也促使武汉市委宣传部想将我调往市文联。但汉阳县有关部门还是以种种借口不让我走。市委宣传部几次来人与县里商谈，才有所松动。我要感恩武汉市委宣传部。我到市文联了。

时隔不久，骆文、王淑耘老师把我叫去谈话，我心中忐忑不安，因为我怕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到省文联而要到市文联去。但两位老前辈只字未谈调动的事情。他俩是约我去谈我寄给《长江》丛刊的一篇小说稿的。在紫阳路的一间小房里，我坐在骆文和王淑耘老师的身旁，骆文老师逐字逐句地读我的那篇小说稿。当读到不妥之处，他俩就提出意见，同我商量如何修改。就连一个字也不放过。我的小说中，写到一棵“木子树”，骆文老师说，應该是“木梓树”吧。我向他解释说，我这里写的不是梓树，而是乌桕树，土名“木子树”，也叫“油子树”。我不禁想起另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小事。就是在批判《绕道》后的不久，《长江文艺》召开一次业余作者的座谈会。会场上发给每位作者一份当月出版的《长江文艺》。我打开刊物一看，扉页上印有一个小小的插画，刊上文字注明为“菱叶”。我随口说：“这哪里是菱叶，分明是茨菇嘛。”不想这话被骆文老师听到。他走到我的跟前，仔细询问了一番。没想到在下一期出版的《长江文艺》上，为这小小的失误作了文字更正。当时我想，这点失误算什么，不予更正也无关紧要。作为刊物的主编，骆文老师是多么地认真负责啊！在我的心目中，骆文老师是一位十分令人尊敬的长者。这次他亲自与我商量修改小说，真比我当学生时老师批改我的作文还要认真仔细。这件事令我终身难忘。说实话，并不是我写的那篇小说好──当时我写小说还是刚刚开始，十分幼稚，那篇小说在两位老前辈的指导下，经过反复修改才得以发表。

还有一件事我也是念念不忘的，我突发高血压病不久，骆文老师闻讯，安排我到东湖疗养院去疗养。因一些不好说明的原因，虽然未果，我还是一直心存感激之情。的确，我是不幸又是幸运的。一个偶然的游戏之作，意外地步入了并非我想要走进的文学领地。处于逆境中的我，在这片陌生的领地里蹒跚学步，走走停停，一直能够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中途还有幸当过三年多的专业作家，真是难得啊！

又进“误区”

如果说，我第一次误入文学圈子，是不自觉偶然的行为，那么，又一次进入“误区”——当上武汉作协的领导，则是极不情愿的，的确是为形势所迫，身不由己。

1978年湖北省文联恢复后，武汉市文联也相继恢复。在省会城市的文联中，武汉市文联有点儿特殊，拥有一批老的专业作家：武克仁、姚雪垠、李蕤、李冰、曾卓、莎蕻、楚奇，“文革”后，又新增了我和王精忠。共有十人。因此，文联领导决定成立武汉作家协会。1982年5月，武汉作家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省直辖市一级的作家协会。李蕤当选为主席，李冰、曾卓、莎蕻、马国昌、管用和、刘富道当选为副主席，姚振起为副秘书长。由莎蕻短暂主持了一段协会的日常工作后，便要我主持日常工作。我刚刚尝到当专业作家的甜头，创作势头正旺，实在不愿当作协的副主席主持工作，因为我不适合当领导，嘴笨，怕主持会议，更怕上台讲话。但又无法推脱。在我主持工作时，王精忠任秘书长。他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我索性提出武汉作协实行秘书长责任制，主席团同意了，我也得过且过，少一些负担。只是每天要上班，不断地开会，没法写作了，苦恼得很。

武汉作家协会是武汉文联的二级单位，作协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超过四人，有时还缺额。经费开支少得可怜。最多时，一年才一万元，还包括出差费。我在作协主持了两届工作，历时十多年。作协的工作和开展的活动是在武汉文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并争取了一定社会力量的支持。从1982年到1989年，武汉作协第一届主席团任期历时7年，这期间，做的都是开创性工作。万事起头难，作协的工作不尽如人意，当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创作队伍不断壮大，文学创作空前繁荣。武汉作协的会员由原有以中国作协和省作协的会员为基础的170余人发展到413人。这一时期， 出版了各种文学作品专集将近百本。不少作品在中央、省市级以上和一些刊物上获奖。如喻杉的短篇小说《女大学生宿舍》、姜天民的短篇小说《第九个售货亭》、曾卓的诗集《老水手之歌》、曾卓的散文集《听笛人手记》、田野的散文集《挂在树梢上的风筝》、董宏猷的报告文学《王江旋风》，都获了全国性的文学奖。获湖北省文学奖的有68篇。另据不完全统计，获各种刊物文学奖的有132篇。

最值得一提的是，武汉作协成立后，大力招揽了一些有创作实力的写作人才。文联领导考虑到文联的作家大部分是老作家，就想从一些冒尖的业余作者中，物色一些接班人。由作协主席团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建议——创办武汉文学创作所。这个建议顺利地得到了上级的批准，这可是全国首创，破天荒地对武汉文联的专业作家进行改革，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专业作家制度。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已有的十位老作家都是作协驻会作家，不规定创作任务，写多写少全凭自觉。新吸收的中青年作家都进文学创作所。在进文学创作所之前，先在《芳草》杂志当一段时期的编辑，然后过渡到文学创作所。进入创作所的新作家，规定每人每年要有一定的创作任务。若创作任务完成，年终按月发给工资和为数不多的奖金。若在一些著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作品的，如《人民文学》、《诗刊》、《收获》、《十月》等，则另外给予奖励。否则，只发给基本工资，不予奖励。文创所给每位青年作家一间写作室，书桌、书柜、床铺、电扇、台灯、洗脸盆等等生活必须品一应俱全，还配备有复印机，请了临时工为文创所的作家服务。这在当时文联办公室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

为文学创作所物色新人和具体的筹办工作，由我和杨书案负责。杨书案担任文学创作所的所长。作协经老作家和文联领导商议，先后为文学创作所吸收了中青年作家李绍六、周翼南、姜天民、董宏猷、池莉、刘醒龙、胡发云、陈应松等人。初创时，还吸收过叶明山、汪洋、万文洲等人。最早由我提出的名单里，还有方方、王大鹏、周元镐、王伟举、黄学农（笔名雪垄）。王大鹏要进武汉电视台，不来。方方因某老作家有不同意见，也没有来。其余的则还要观察一些时日。当时，武汉文联主要负责的领导人是书记陈本才。为了物色人才，他经常问我，目前最有成绩的最有影响的作者是谁？于是我就向他提出一些人，再由党组做出决定。不过，当时我们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决不挖省文联省作协的墙脚。如陈应松在公安县文化馆时，就与我有交往，他的诗写得好。后来他进武大作家班学习后，分配在省文化厅戏工室写戏，感到很苦恼。我问他愿不愿意到市文联来，他说乐意来，我就及时向领导汇报，将陈应松调到了武汉市文联。不久，就当上了专业作家，评了文创一级的职称，并享受武汉市政府专家津贴。后来，因其他缘故调到了省作协。

文创所除了吸收青年作家外，还率先在全国实施了合同制作家制度。历时四届，有43人次获得聘任。合同制作家不脱离原有的工作岗位，规定每年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八千字的作品，完成任务后，每人补助一千元。后来，我们见《武汉青年报》的编辑邓一光创作势头很好，征得他单位的同意，将他临时调出来，到武汉作协专心创作，每月发给他500元的工资。邓一光不负众望，一到作协，就写出了《父亲是个兵》，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就将他调入了文创所。后来他又写了长篇小说《我是太阳》。

为了发展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和诗歌创作，由作协主席团提出创办了《少年文学报》和《武汉诗坛》报。《少年文学报》由原《芳草》的诗歌编辑戴绍泰负责。美术编辑谢智良和以后的主编江全章都是我推荐的。该刊创刊不久，发行量十分可观，赚了一些钱，买了一辆客货两用的汽车。《武汉诗坛》是内刊，由我任主编，主要发表武汉地区诗歌作者的作品，介绍武汉地区的诗人。每期只有一百元的經费。实在没有办法办下去，我就设法与其他机关单位合出。即交一个版面给合作的单位，武汉文联每期出一百元钱，不够的由合作的单位补上。在那段期间，我带病工作，身体吃不消，不得不停止了一些文学创作。我本来在歌词创作上很有优势，在“文革”前，我就发表了一百多首歌词，大多数都被谱曲发表了，其中不乏著名的作曲家，如王莘、张文纲、黄准、沙梅、莎蕻、梁寒光、欧阳谦叔、施光南、黄虎威、李名方等。获得了十多次奖。由于我在这方面的成就，1981年我省在全国率先成立歌词创作委员会，我当选为湖北省歌词创作委员会主任。徐迟、骆文、曾卓任顾问。以后我还当选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的理事。我和作曲家合作的歌曲，我省的著名歌唱家蒋桂英、刘家宜，都在广播电台演唱过，如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广电部奖励的《水乡谣》，在湖北和全国都产生过影响的《一花引来万花开》。有的歌曲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如1986年的春晚，我和施光南合作的歌曲《勿忘我》，由著名歌唱家彭丽媛演唱，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50周年时，作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歌曲精品展播，在中央电视台东西南北中、“每周一歌”等栏目由另一位歌唱家高英演唱，还出版过音像制品。以后《勿忘我》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并作为音乐评级第七级的歌曲演唱曲目。当时，我不断地收到一些歌词刊物的约稿信，但实在没有精力再写下去了，无可奈何，不得不停止了我喜爱的歌词创作。

《武汉诗坛》办了几年后，管理报刊的一位负责人不准我们与其他单位合办，我也就借此台阶下台，停办了《武汉诗坛》。《武汉诗坛》，共出版42期（以后的《武汉作家》内刊，继续用此内部刊号）。

1989年 6月，武汉作家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我当选为主席，杨书案、李德复、刘章仪、涂怀章、董宏猷、池莉当选为副主席。由于我一直是带病工作，便由董宏猷副主席驻会协助我主持日常工作，姚振起为副秘书长，以后又调任彭建新为秘书长。

我还当了两届湖北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协助省作协做了一些事情，但实在微不足道。

我的这些年，基本上还是一个业余作者。不同的是，从前当业余作者束脚束手，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十分窝囊。以后业余写作随意由心。你写，没有人说你不是，你不写，也无关紧要。但疾病缠身，写作江河日下，由积极写诗，到断断续续写一点篇幅不长的散文，算是凭良心还在做一点儿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情，实在不值一提。

有人十分羡慕我，说我中年时来运转，当了武汉文联武汉作协的领导，成了个官儿。是的，武汉作协主席、武汉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芳草》杂志主编。一大堆的头衔，名誉的确令人羡慕。但可惜的是，我正当壮年时，最最宝贵的写作时间，都白白浪费在一些“重要会议”和繁杂的行政工作中去了，无可奈何地失去了一些创作的时间。这就叫做“扁担无捺，两头失塌”哩。

而我一生真正最大的遗憾是考取了美术学院而没有进入美术学院学习。为了圆我年轻时的画梦，1998年退休以后，我就基本上停止了文学创作，迫不及待地重新拿起画笔，在治病的同时，抽时间专心专意地画了一些画，还出版了两册画集，加入了湖北省美术家协会。虽然我的画画得不怎么地，也不配当画家，但总算了结了我一生的心愿。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