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贵先生的画，论功底当然是实力派。他学的是中国画，所以山水、人物、花鸟绘画的线条、色彩、造型等基本功当然不在话下，若说他的画和别的画家有什么不同，还是体现在他意境的营造上。深厚的文学素养使他的画总是显现出一种强烈的文人气息来。这种文人气，与一些似曾相识的文人画不同。他的山水，彰显出一种豪迈、高洁、大气、端庄的气势，体现的是朗朗乾坤的浩然之气；人物则是沉实、厚重、古拙、奔放，叙述的是人类历史的迁徙和苍凉；他的花鸟中雅和趣蕴含其中，其精神的提炼和升华，是在笔墨铺陈渲染出的点睛之笔来显现神采，满纸超凡脱俗的氛围中闪现着哲理之韵味。

中国文人作画，古来有之。它滥觞于古代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元代赵孟頫称其“文人之画”。中国绘画史将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此后，文人画大行其道日渐风行。这里，不能不说的是，虽然文人画“托画言志”，但也有很大消遣把玩的成分。所以，中国进入了当代社会以后，虽然文人画备受推崇，成了美术学院教学与研究的专业画种，但古代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技艺并没有受到冷落，也作为传统艺术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用一句话说，即使是文人画，偏重写意的“旨趣”也不能无所顾忌离经叛道，其有严格的要求和技法，与当代文人雅兴骤起信笔涂鸦是两码事儿。

敦贵先生的画，应当说有文人画的影子，但并不是他画作的全部。他兼收并蓄，包括古代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技艺，在取其精髓的传承中一丝不苟演绎着。这种中规中矩的绘画语言似乎说明他是用画笔表明自己对中国画的理解和把握，也在说明他对这一国粹的操守和膜拜。

正是敦贵先生这样“不逾矩”的纯正画风，赢得了我由衷的尊敬，愈发体会到他文化方面的素养积淀，觉得他是个真正的文学与艺术双修者。通过他，我联想到中外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的美术家华丽转身升华为文化大家或者文学大师的先例，感到这还是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我曾偶然之中在网上浏览过法国伟大作家维克多·雨果的画作，颇有莫奈、凡·高、毕加索以及马蒂斯的风格。可以肯定的是，雨果若不当作家，无疑也会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网上介绍说，雨果创作的画作有两千多幅，看得出这位浪漫主文学的代表作家生活上的浪漫。我想，这个倒无足轻重，但他的消遣作画为他的文学创作所起到催生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看来，美术对文学抑或对文化的滋补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作家或者说是文学家没有不喜欢美术的——虽然码字的作家或者说文人什么的，善画也算一大特征，若说出大名来，那可是长长的一串，但此时“文人画”与彼时的“文人画”已大相径庭。就美术创作来讲，中国画的“写意”与“写实”本没有伯仲之分，区别的关键在乎创作研习的端正和摒弃沽名钓誉的心态。没有绘画根基的一些“文人画”及其所谓画家，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为什么？很简单啊，不是正宗纯粹的美术家啊。

敦贵先生对中国画的执着和恪守与思想活跃、文笔犀利的敦贵先生判若两人，也使我对他产生了兴趣。我曾和敦贵先生有几次较长时间的接触，他是那种典型的白面书生的样子，清癯的面容加上和蔼的微笑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好好先生。可随着话题深入，他会说出很不一般、很有分量的话来。他的文化视野和见地曾使我很是惊讶，愈觉他沉静的外表下有着自己包括绘画在内的文化上的践行和思考。这使想起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的小说，有多篇被权威的文学刊物《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其随笔和杂文所露出的锋芒包括对黑龙江地域文化独家勘误考证等等，都在说明他与其他画家的不同。

敦贵先生文化上的先锋当然也会对他的绘画艺术留下痕迹。他在绘画上的创新之举，更突出地集中表现在近些年艰辛尝试的“北方图腾”系列上。在这些强烈凸显北方地域文化和历史特征的作品中，他将国画、水彩、油画直至剪纸、皮影、雕塑和装饰画等画风、画技糅合一起，借以张扬北方大地的原始生命力和展现北方民族的强悍和智慧，以叙述故事的独特方式抒發自己对这一片苍天后土的感恩和挚爱。他将这一推陈出新的系列画作冠以“生命的情愫”的总标题，从典型的生活场景引发意念，从中提炼出北方的魂魄，从哲学的高度叩问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

这个系列画作曾使我长久凝望，并对敦贵先生画画的创新与传承、创新与表现这些关乎如何尊重艺术规律的观点和实践上又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印象。

作者简介：曼陀罗，本名张永德。美术、摄影评论家，纪实文学作家。曾任《黑龙江画报》主编，现供职黑龙江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