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义 周 磊 戴永务

(福建农林大学 1.管理学院 2.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文化产品出口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文化空间的视角

郑 义1周 磊2戴永务1

(福建农林大学 1.管理学院 2.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先从理论上分析文化产品出口在文化空间上的内生交互作用和外生交互作用，接下来基于文化距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测算2007—2014年43个国家或地区(正文统称为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在文化空间上的溢出效应，最后采用兼顾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区分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文化邻近国家间文化产品出口的内生交互作用并不显著；虽然外生交互作用中的教育指数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人均GDP、GDP、信息和通讯技术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所以外生交互作用以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为主；在内生交互作用和外生交互作用的共同作用下，文化邻近国家之间的文化产品出口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文化距离；嵌套空间权重矩阵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紧密交织的全方位竞争。文化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和民生产业，产品既具有经济属性和精神属性，也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点、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关键途径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因此，自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会议决议首次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来，发展文化产业不断地被强调和关注。“十三五”规划纲要更是提出，要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影响持续扩大”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为此，影响文化产品出口和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因素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周升起 等，2013)。

现有文献主要从文化产品的普通商品属性和独特的文化特征两个角度出发，以此研究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基于普通商品属性角度，是从传统货物贸易研究发展而来的，主要关注 GDP、人均GDP、劳动力素质、宽带基础设施、地理距离、共同边界、殖民关系、自由贸易协定、汇率等传统出口贸易决定因素的影响(White et al.，2008；臧新 等，2012；邵军 等，2013；蒙英华 等，2015)。但这些因素主要作为控制变量出现，而更多的研究文献则是从文化特征角度出发，分析文化距离、文化亲近、文化折扣、孔子学院等文化特征变量对文化产品双边贸易的影响。部分研究认为，不同的文化特征会抑制双边文化产品贸易(Marvasti et al.,2005；Fu et al.,2010；臧新 等，2012；曹麦 等，2013；许陈生 等，2013；邵军 等，2014)。例如，Tadesse et al.(2013)的研究结论表明，文化距离抑制了美国各州对73个国家及地区的文化产品出口；刘杨等(2013)认为，文化距离对OECD国家文化产品双边出口贸易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不同的文化特征会促进双边文化产品贸易。例如，Holloway(2014)发现，文化距离的存在会减少美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总量，但对文化产品的贸易量有促进作用；Lankhuizen et al.(2011)在控制了进出口国的人均GDP差距后发现，文化距离对出口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汪颖等(2014)的研究结论表明，文化距离对中国与35个主要国家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还有一部分观点认为，不同的文化特征与文化产品双边贸易存在非线性关系。例如，Moon et al.(2015)、Moon et al.(2016)都发现，文化距离与美国电影出口呈U型曲线关系；王洪涛(2014)认为，文化差异与中国创意产品出口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水平S型曲线关系。综上所述，虽然以上研究的结论存在差别，但这些研究的出发点和结论都说明：两国的不同文化特征是影响文化产品双边贸易的关键因素。

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不同文化特征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然而一些零散现象和典型化事实却表明：国家间的文化产品出口在文化空间维度上存在关联性，一国文化产品出口对文化邻近国家文化产品出口具有负向或正向的溢出效应。例如，中韩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文化差异和文化产品的差异较小：一方面，以电视剧、流行音乐和综艺节目为代表的韩国流行文化的繁荣，挤压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发展空间，但使欧美市场更加关注亚洲的娱乐产品，这反而有利于中国文化产品开拓欧美市场；另一方面，受到韩国娱乐市场和生态产业链的吸纳，韩庚、吴亦凡、鹿晗等中国艺人在韩国出道，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企业投资韩国娱乐公司，虽然导致中国娱乐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要素禀赋流失，但在此过程中国的文化产业也学习了韩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然而，在研究文化产品出口过程中，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假设国家间的文化产品出口相互独立，从而忽视了文化邻近国家之间文化产品出口的空间相关性，可能会导致有偏、非一致或无效的估计结果(张可云 等，2016)。

为了识别空间溢出效应问题和解决空间相关性导致的估计难题，空间计量经济学发展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模型设定、参数估计和模型检验的方法解决以上两个难题。现有应用主要集中于物理空间维度和经济空间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刘霞 等，2014；徐春华 等，2016)，也有少数学者运用嵌套空间权重矩阵研究涵盖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张征宇 等，2010)。但目前研究贸易经济在文化空间维度溢出效应的文献极少。董晓松等(2013)基于省市是否属于同一个文化亚区构建二元连接空间权重矩阵，考察了数字内容产品扩散的空间溢出效应。地区间的文化邻近也是由于地理位置邻近而产生的，所以不同时考虑地理空间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会高估文化空间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此，本文在分析文化邻近国家之间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借鉴Hofstede(2001)的文化距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研究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在文化空间维度上的溢出效应；同时采用兼顾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区分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在文化空间维度和地理空间维度的溢出效应。

二、文化产品出口空间相关的影响机制

一般商品在不同国家间存在空间关联性，国际产业转移就是空间关联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与一般商品相比，文化产品的多重属性削弱了地理距离等物理维度的空间关联性，放大了文化距离等文化维度的空间关联性。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一国文化产品出口主要通过内生交互作用和外生交互作用影响文化邻近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Elhorst，2014)。内生交互作用又被称为因变量的空间交互作用，是指国家A的文化产品出口直接影响文化邻近国家B的文化产品出口；外生交互作用又被称作自变量的空间交互作用，是指国家A文化产品出口的决定因素影响文化邻近国家B的文化产品出口。无论是内生交互作用还是外生交互作用，都可能会对文化邻近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产生正向或负向的作用效果。由此可知，文化邻近国家之间文化产品出口空间相关的作用机制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内生交互作用下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国的文化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会对文化邻近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产生挤出效应。如图1所示，当国际市场需求曲线为D、国际市场供给曲线为S1时，国际市场价格为P1，此时A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额为Q2-Q1。当A国的文化邻近国家增加文化产品出口，国际市场供给曲线从S1移动到S2，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为P2，A的文化产品出口变为Q4-Q3，显然A国文化产品出口下降了。两国文化产品的差异性会随着国家间文化差异的减小而缩小，两国的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随之变得更加激烈：即两国文化差异越小，一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对另一国文化产品的挤出效应越明显。

图1文化临近国家文化产品出口的挤出效应

第二，内生交互作用下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内生交互作用下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学根源是文化产品消费的网络外部性。网络外部性，是指一种产品对用户的价值随着采用相同产品或可兼容产品的用户数量增加而增大的现象。消费者可以通过分享、交流文化产品价值的体验和感受，以获得额外的效用，所以购买同一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越多，消费者可以获得的额外效用也越大，即文化产品消费具有网络外部性。一国的文化产品与文化邻近国家的文化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兼容的，一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会随着文化邻近国家文化产品国际市场用户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文化邻近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相互带动的效应。

第三，外生交互作用下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外生交互作用下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学根源是区域经济的虹吸效应。经济学上的虹吸效应，是指一地区凭借特定区位优势形成强大吸引力，会将其他地区的资金、人才等资源吸引过来，从而减缓了被吸引地区的发展。人才、资金等要素是决定一国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由于文化产品出口强国文化生态、文化条件和文化机会更为优越，国际文化人才和国际文化投资会不断涌入，尤其是对相近文化国家中的文化人才吸引力更强。因此，文化邻近国家之间的虹吸效应，使得国际文化人才和国际文化投资向核心国家聚集，非核心国家可能会面临人才流失和投资不足的问题，从而抑制文化产品的出口。

第四，外生交互作用下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外生交互作用下的正向溢出效应，经济学根源是文化邻近国家间的模仿学习效应。根据后发优势理论，模仿学习效应是指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生产组织方式模仿、管理模仿、制度模仿等方式学习，以更快获得成本下降，从而取得比较优势。制度、组织管理、技术等是形成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软条件”，模仿学习效应可通过制度模仿、技术模仿等方式习得，但不同的文化环境会制约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而文化邻近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较小，相互模仿学习的动机更强、成本更低、成功的机率也更高。

综上所述，可将文化产品出口在文化维度上空间相关影响机制进行总结，具体见表1，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得如下推论：国家间的文化产品出口会影响文化距离形成空间相关关系，而这将导致传统计量模型出现有偏、非一致或无效等估计结果。

表1 文化产品出口空间相关的作用路径

三、空间模型设定与探索性数据分析

(一)空间模型设定

为了解决忽略空间相关性所导致的估计问题，空间计量经济学将因变量之间的内生交互作用、不同个体干扰项之间的交互作用和自变量之间的外生交互作用引入传统线性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并分别对应构建空间计量中的空间滞后模型(SAR模型)、空间误差模型(SEM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SDM模型)。

(1)非空间模型。传统的线性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为：

Y=Xβ+ε

(1)

其中：Y是nt×1维的因变量矩阵；X是nt×k维自变量矩阵；β是k×1维的待估计参数；ε是nt×k维的扰动项，且ε～N(0,σ2INT)，即ε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独立同分布。此时，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可得到无偏估计量。然而，当个体的某种属性值与邻近个体的某种属性值相关，即存在空间相关性时，此时将违反样本独立性假设，由于传统的线性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有偏，统计推断将不再有效。

(2)空间滞后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反映的是因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具体设定模型形式如下：

Y=ρ(IT⊗WN)Y+Xβ+ε

(2)

其中：⊗是Kronecker乘积；WN是n×n维的空间权重矩阵；IT是t维的单位矩阵；ρ是待估计的空间滞后参数；ρ(IT⊗WN)Y为空间滞后项，表示影响机制中的内生交互作用；其他参数等同于传统的线性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若ρ显著为0，则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不存在内生交互作用；若ρ显著为正，则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存在内生交互作用下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反之，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存在内生交互作用下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3)空间误差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反映的是误差项的空间相关性，其具体形式如下：

Y=Xβ+μ,μ=λ(IT⊗WN)μ+ε

(3)

其中：λ是待估计的参数；μ是误差项；λ(IT⊗WN)μ为空间误差滞后项；其他参数等同于传统的线性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若λ显著为0，则不存在导致不同个体误差空间相关的遗漏变量，模型估计与传统线性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无异；若λ显著不为0，则存在遗漏变量使得个体间的误差空间相关，则需采用空间误差模型。

(4)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在空间滞后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的空间交互作用，可以同时反映内生交互作用和外生交互作用，具体设定形式如下：

Y=ρ(IT⊗WN)Y+Xβ+(IT⊗WN)Xθ+ε

(4)

其中：θ是k×1维的待估计参数；(IT⊗WN)Xθ即为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表示影响机制中的外生交互效应；其他参数等同于传统的线性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若θ显著为0，则模型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此时不存在外生交互作用；若θ显著为正，则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存在外生交互作用下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反之，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存在外生交互作用下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若(θ-ρβ)显著为0，则模型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

(5)模型的比较与选择。当数据生成过程为空间误差模型或空间滞后模型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无偏非一致的；当数据生成过程是空间杜宾模型时，采用空间误差模型或空间滞后模型将得到有偏的估计结果。因此，在模型的选择上，本文参考Elhorst(2014)的建议：首先，从具体到一般，即估计传统的线性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以检验究竟是采用非空间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其次，在拒绝了非空间模型的情况下，估计空间杜宾模型以检验其是否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最后，若空间杜宾模型不被拒绝，则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若前述检验都建议采用空间误差模型或空间滞后模型，则选择该模型。

(二)变量描述与数据说明

(1)空间距离权重矩阵。Hofstede(2001)的文化维度理论是测算国家文化特征的有效办法，这一理论分别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自身放纵与约束6个维度对国家文化特征进行测算。由于前5个文化维度提出较早，应用也更为成熟，多数研究仅采用前5个维度的数据，所以本文也采用Hofstede(2001)最新测算的前5个维度的数据作为国家文化特征，并借鉴Kogut et al.(1988)测算国家间的文化距离办法，设定具体公式如下：

Vk

(5)

其中：CulDistij表示i国与j国的文化距离；Iki表示i国在第k个维度的国家文化特征得分；Ikj表示j国在第k个维度的国家文化特征得分；Vk表示各国在第k维度国家文化特征得分的方差。

借鉴刘霞(2014)计算两地区地理中心位置的空间距离权重矩阵的方法，构建涵盖两国文化特征的空间距离权重矩阵，并令λ=0，由此可以得到：

(6)

最后，参照国内外多数学者的研究，同时为了便于对实证结果进行解释，需要对空间距离权重矩阵进行标准化，使得矩阵每一行的元素之和为1。

(2)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在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之后，最终得到2007—2014年中国、美国、英国等43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样本量为344个。。借鉴蒙英华等(2015)、刘杨等(2013)等的研究，本文的因变量为各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额，文化产品采用《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基于2007年协调制度(HS)代码的定义，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可知，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素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相关支持产业是影响文化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王晶，2016；方慧 等，2012；臧新 等，2012；刘杨 等，2013)。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将自变量设定为GDP、人均GDP、信息和通讯技术、教育指数、知识产权指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具体数据来源如下：

GDP作为经济规模的代理变量，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GDP和人均GDP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分别为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和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

信息和通讯技术作为相关支持产业的代理变量。本文借鉴蒙英华等(2015)的研究，该变量由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internet)、每百人固定电话用户量(mobile)、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phone)、每百户家庭拥有计算机的家庭数(computer) 4个指标构成，即：ICT=[(phone+mobile)×computer×internet]1/3。

教育指数(Education index)作为劳动力素质的代理变量，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历年《人类发展报告》，由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两个指标计算而得。

知识产权指数作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代理变量，数据来自历年的《国际产权指数报告》(International Property Rights Index)。产权联盟(the Property Rights Alliance)在每年发布《国际产权指数报告》中，从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和侵犯版权三个维度测算知识产权指数，用以衡量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三)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需要检验文化产品出口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采用最常用的全局Moran′s I指数检验文化产品出口的全局空间相关性。全局Moran′s I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7)

2007—2014年文化产品出口的Moran′s I值及其Z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可知，Moran′s I值均为正数，并围绕0.10小幅波动，Z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不同文化差异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存在强烈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即一国文化产品出口会促进文化邻近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

表3 全局Moran′s I指数及检验

*2-tail test

四、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

(一)空间模型的选择检验

表4是基于非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在此过程中也运用LM空间滞后检验、稳健LM空间滞后检验、LM空间误差检验和稳健LM空间误差检验等方法，以选择究竟采用非空间模型、空间误差模型还是空间滞后模型。模型(1)是不存在任何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模型(2)是控制了空间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模型(3)是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模型(4)是控制了空间和时间双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表4的最后四行是对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进行LM检验和稳健LM检验的结果，具体结果如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M空间滞后检验和稳健LM空间滞后检验都拒绝了不存在空间滞后的原假设，LM空间误差检验和稳健LM空间误差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部分拒绝了不存在空间误差的原假设，所以应选择空间模型，即做出从具体到一般的模型选择。

为了估计空间杜宾模型是否能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要运用LR检验验证空间杜宾模型是否存在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空间固定效应的LR检验统计量为918.80，自由度为43，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了不存在空间固定效应的原假设；时间固定效应的LR检验的统计量为17.69，自由度为8，在5%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了不存在时间固定效应的原假设，即存在空间和时间双固定效应。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应在空间和时间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空间滞后效应和空间误差效应。

表4 没有空间交互效应的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括号内是P值。

表5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小括号内是t统计量，中括号内是P值。

表5的模型(1)是考虑空间和时间双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模型(2)运用了Lee et al.(2010)的参数偏误修正双固定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模型(3)是考虑到空间随机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首先，Lee et al.(2012)构建适用于一般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Hausman检验，以用于选择随机效应或者固定效应。Hausman检验结果(统计量为28.733，自由度为11)表明，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而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其次，Lee et al.(2010)指出，当模型包含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时，所有的参数估计都是有偏误的，并提出了相应的偏误修正方法，模型(2)就是对模型(1)进行偏误修正后的估计结果。最后，运用Wald法和LR法对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的显著性进行检验，模型(1)和模型(2)的检验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了空间杜宾模型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原假设，因而应选择空间杜宾模型。综上，应采用兼顾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二)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解

传统的线性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假设个体间不存在空间相关性，自变量变化不会影响因变量变化，所以特定自变量的系数可以解释为：一国特定自变量对该国因变量的影响。但由于存在空间相关性，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可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指一国自变量变化对该国因变量的影响；间接效应表示一国自变量的变化对其他国家因变量的影响，即外生交互作用。文化产品出口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分解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根据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结果估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结合表5和表6可知：第一，人均GDP对本国文化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负影响，但对文化邻近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有显著的正影响。具体而言，人均GDP的系数及其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17.413和-17.505，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刘杨等(2013)的估计结果一致；人均GDP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和人均GDP的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86.42和83.822，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第二，GDP对本国文化产品出口和文化邻近国家文化产品出口均有显著的正影响。具体而言，GDP的系数及其直接效应系数均为0.07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刘杨等(2013)、汪颖等(2014)的估计结果一致；GDP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和GDP的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34和0.029，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第三，教育指数对本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文化邻近国家文化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负影响。教育指数系数和直接效应系数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但教育指数的滞后项系数和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26113和-25481.54，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四，信息和通讯技术对本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文化邻近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有显著的正影响。信息和通讯技术系数及直接效应系数在10%的水平上均不显著，但信息和通讯技术滞后项系数及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36.941和36.125，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五，知识产权指数对本国和文化邻近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均不显著。第六，内生交互效应(w*export)在10%的水平不显著，表明一国文化产品出口对文化邻近国家文化产品出口的内生交互作用不显著。

将以上实证结果与已有的研究进行对比可知：本文在考虑文化产品出口的空间关联性之后，GDP、人均GDP等传统贸易决定因素的直接效应与未考虑空间关联性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同时进一步测度出一国人均GDP、GDP、教育指数、信息和通讯技术等因素对文化邻近国家的溢出效应。

(三)基于嵌套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验

以上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均加入了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可以有效控制国土面积等不随时间变化遗漏变量和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等不随个体变化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估计偏差。文化产品有显著的地理特征，不同国家文化相近往往由于历史上地理位置较近而产生，所以空间权重矩阵不控制地理邻近因素可能会遗漏重要变量，从而高估文化邻近对文化产品出口影响。为了验证地理邻近的影响，本文基于CEPII的GeoDist数据库提供的两国间的地理距离，参照文化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构造方法，构造出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并对地理矩阵空间权重矩阵下控制了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非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LM空间滞后检验、稳健LM空间滞后检验、LM空间误差检验和稳健LM空间误差检验，P值分别为0.102、0.639、0.095和0.563。Elhorst(2014)认为，不同的空间单位的同一变量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减，当加入时间固定效应后，容易减弱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显著性水平可以适当提高，即有一定的证据表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的文化产品出口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表7 基于嵌套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区分文化邻近和地理邻近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借鉴张征宇等(2010)的做法，采用兼顾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具体公式如下：

(8)

从表7可知，人均GDP、GDP、教育指数、信息和通讯技术的空间滞后效应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ψ=0)并不显著，但随着文化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在嵌套空间权重矩阵中重要性的增加，t统计量的绝对值也在逐步增加，空间滞后效应也愈发显著。例如，人均GDP的空间滞后项t统计量从0.19增加到2.48，从10%的水平下不显著，逐步变为1%的水平下显著。此外，取任何值，内生交互作用、知识产权指数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以及知识产权指数、教育指数、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均不显著。综上所述，文化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在嵌套空间权重矩阵中起主导作用，证实了文化邻近国家之间存在文化产品出口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首先，本文理论分析了文化邻近国家之间文化产品出口在内生交互作用和外生交互作用下的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其次，采用Hofstede(2001)的文化距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定量测算43个国家2007—2014年文化产品出口在文化空间维度的溢出效应；最后，针对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可能存在的相关性，为避免未控制地理距离导致的遗漏变量偏误，进一步采用兼顾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与启示：

第一，总体而言，文化邻近国家之间文化产品出口的空间溢出以外生交互作用下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主。文化产品出口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不显著，而人均GDP、GDP以及信息和通讯技术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文化邻近国家间文化产品出口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外生交互效应的正向影响为主。因此，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文化繁荣为中国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应把握欧美国家兴起的亚洲文化热潮。

第二，具体而言，外生交互作用中的教育指数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人均GDP、GDP、信息和通讯技术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应注重开发文化邻近国家的潜在市场，留住人才和吸引投资创造宽松环境；借鉴日韩等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从模仿学习中实现跨越发展。

第三，人均GDP对本国文化产品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GDP对本国文化产品出口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内消费者对文化多样性需求必然会不断增强，应正确地看待国外文化产品的输入；同时，应加快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增强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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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SpilloverEffectofCulturalProductsExport:BasedonthePerspectiveofCulturalSpace

ZHENG Yi ZHOU Lei DAI YongWu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Firstly, the endogenous interaction and exogenous interac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export in cultural space are analyzed theoretically. Secondly, the spatial weight matrix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cultural distance,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cultural products exports in cultural space in 43 countries from 2007 to 2014 i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spatial Durbin panel models. Finally, spillover effects of geographic space and cultural space is further distinguished by Nested Spatial Weight Matrix which takes both cultural distance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 into accou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dogenous interac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export between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 not significant. Although education index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by exogenous interaction, per capita GDP, GDP,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by exogenous interaction. So the exogenous interaction is dominated by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Under the endogenous interaction and exogenous interaction,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cultural exports between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 dominated by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cultural products; export trade;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 cultural distance; Nested Spatial Weight Matrix

2017-07-09

郑 义(1988--)，男，福建仙游人，博士，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周 磊(1989--)，男，辽宁营口人，博士，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戴永务(1977--)，男，福建尤溪人，博士，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气候变化政策对中国木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71203027)。

* 福建农林大学杰出青年科研人才计划项目“信息级联效应下网上零售食品厂商质量行为研究”(xjq201633)。

F753

A

1001-6260(2017)11-0013-11

10.19337/j.cnki.34-1093/f.2017.11.002

(责任编辑 张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