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海艳

一、引 言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在党中央决策的指引下，两孩政策在全国全面推开，相关政策措施陆续出台。全面二孩政策是继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重大人口政策调整，是中国生育政策调整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决定，对中国未来人口形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学术界有关二孩政策放开对社会、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成果较多。（1）人口学者主要关注人口政策调整后的生育行为、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以及人口学效应（马力等, 2014；翟振武等, 2014； 薛君，2016；苗红军，张文君，2016），但他们较少关注其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2）经济学者主要关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婴儿奶粉及其日常用品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并随着婴幼儿渐渐长大还会增加对动漫玩具、儿童娱乐场以及儿童服装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女性大学生的就业难度。无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职场上都存在“性别鸿沟”（蒋雪霞，201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雇佣未婚未育女性职工会减少用人单位的经济收益，因为适婚年龄女性工作一段时间后需要请婚假、产假等，无法在一个岗位上连续工作。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增加了用人单位雇佣女性职工的机会成本，使未生育二胎的女性承受更大的就业压力（宋成俭，渠帅，张心仪，2016）。对个人职业晋升的影响，很多符合条件的育龄女性开始思考“生”还是“升”的问题，有研究发现15% 的女性担心生育会影响职位升迁，二孩生育加剧原本就存在的隐性就业歧视（李劲峰 等，2016）。（3）社会学者认为，生育二孩不仅可能造成女性职工的职业中断，还将迫使女性面临择业过程中被歧视的风险。深入分析诸多就业性别歧视的案例不难发现，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虽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新的生育政策背景下，有关保护二孩生育者权益的条款并未及时补充（康蕊，吕学静，2016）。杨慧等根据《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测算，二孩对家庭与工作平衡性的影响远远超过一孩（杨慧，吕云婷，任兰兰，2016），宋健等亦通过该数据分析了中国已婚妇女的生育状况对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婴幼儿会降低母亲的就业可能性（宋健，周宇香，2015）。

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虽然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中国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后果和效应展开了广泛讨论。可是，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口特征不同，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也不相同，因此这种影响必然具有区域差异性（王开泳，丁俊，王甫园，2016）。现有的研究很少从省域层面进行分析，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多个国家毗邻，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生态环境脆弱，民族种类及其人口众多，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矛盾突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对云南人口和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现有研究并没有相关的回答。鉴于此，本文利用云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基于Spectrum人口预测软件平台，对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云南人口发展进行预测，进而从城乡差异的视角分析人口变动对就业的影响，进一步对农村就业的影响分成边远山区、西部省区和全国层面三个梯次，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有助于促进云南人口和经济社会长期均衡发展。和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有了一定的改进和完善：首先是数据方面。现有研究大多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为基础数据，但是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时间是2016年，时隔6年后的人口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此作为人口预测基础数据缺乏科学性，而本文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将2011-2015年的人口预测数据和实际数据进行比较，进而计算出各个年龄段的人口修正系数，对2016年人口数据进行修正作为预测基期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口预测的准确度；其次，在研究内容方面。不仅分析了人口变动对地区就业的宏观影响，同时也从微观角度阐述了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对女性就业和职业变动的影响；而且还从城乡差异视角分析人口变动对就业影响，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对农村地区的忽视，研究内容更加深入。

本文具体研究内容与逻辑如下：首先，在国家统计局网站收集云南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本研究的人口预测基础数据，通过文献研究方法设定相对合理的人口预测参数，并根据2011-2015年的实际人口数和预测数相比较，确定修正系数对2016年的人口数据进行适当修正，以修正后的2016年人口预测结果作为此次人口预测的基期数据，对云南省2016-2050年期间的人口发展变动趋势进行中期预测，具体包括年出生人口数、人口净增长变动、劳动力人口变动及其抚养负担等方面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从城乡差异视角分析了人口变动对未来就业市场和个体尤其是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最后，基于云南省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带来的一系列变动，站在国家宏观层面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以供有关部门参考。

二、人口预测数据与方法

（一）基础数据与方法说明

本文利用2010年云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提取了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量、死亡率、生育率、出生人口性别比等数据进行人口预测。预测主要内容是基于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带来的云南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由于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时间是2016年，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滞后了6年，因此不能直接将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作为人口预测的基础数据，为了提高人口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本研究中的人口预测基期（2016年）数据是根据2010年的云南人口普查数据预测结果进行适当地修正，即将2011-2015年云南省实际人口数据和本预测数据进行比较，进而得出相应年份的修正系数，并将这五年的系数进行平均得出一个综合修正系数，以此综合系数为校对依据把2016年的人口预测结果进行修正作为人口预测的基期数据（如表1所示）。最后，将修正后的人口预测结果导入Spectrum软件进行人口预测，在此基础上首先对云南人口规模和结构进行分析，然后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人口就业形势进行深入讨论。

根据2011-2015年的人口预测数据和实际数据的对比来看，人口预测数据的准确率高达99%以上，人口预测数据和实际数据之间的差距比较小。因此，可以根据这五年的实际数据和预测数据的对比将2016年的人口预测结果进行适当地修正，以作为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的人口预测基础数据，这就避免了以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导致的数据滞后问题，同时也在面上具有全覆盖特性。

（二）参数设置

1.总和生育率。据六普数据计算，2010年云南省总和生育率（TFR）为1.41，考虑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2017年到2021年间除总和生育率逐渐上升到2.1以外，可能还有一部分过去30年政策不允许生育二孩的育龄夫妻，将在这五年中补偿生育第二个孩子。因此总和生育率将会在2.1以上，五年时间消化完补偿生育以后，总和生育率回到更替水平2.1并保持到预测期结束（2050年）。

表1 2011-2015年云南省人口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的对比情况

图1 2016—2050年云南人口增长

2.平均预期寿命。平均预期寿命以2010年云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女性77岁、男性71.5岁为基准。根据联合国不同水平的出生平均预期寿命的平均年增长步长的经验值，推测各年云南省分性别的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每年增加0.25岁，一直增加到2020年，女性79.5岁、男性74岁，以后保持相对稳定。

3.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设定以2010年云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111.92为基数，到2020按线形插值递减到107，2020-2050年保持107的水平。死亡模式采用科尔德曼西区模式。

4.生育模式。由于人口生育模式在短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假设生育模式在整个预测期内保持不变，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不再变动。

三、云南人口预测结果

（一）出生人口变动趋势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从每年的出生人口规模来看，在“十三五”期间，由于受补偿生育因素的影响，出生人口数将出现持续上升的趋势。2016年1月1日全国正式执行全面两孩政策，云南与全国同步实施，即只要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夫妻，自2016年1月1日起均可登记办理二孩《生育服务证》，生育第二个子女。据云南省卫计委的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在云南落地实施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全省共出生全面二孩人数561个，其中昆明市出生人数最多，共137个①。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大致在2020年左右出现一个出生人口高峰，年均出生人口规超过78万人。

导致人口出生高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补偿性生育。一部分城镇70后的育龄妇女刚好赶上全面二孩政策的末班车，这部分人群大多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考虑到自身生育能力限制的缘故，大多会抓紧之间在政策放开后的头几年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根据国家卫计委调查二孩生育意愿的年龄分布模式测算，2016年云南生大约有26万人登记二孩生育，再考虑到继发性不孕比例大约占15%的国际标准，补偿性出生人口规模可能在22.1万人左右。

其次，生育属相偏好。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刚好是猴年，错过了2015年的羊年生育低谷，民间流传着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传统说法，羊年出生的孩子没有猴年出生的命运好，大家比较忌讳属羊的孩子，而2016年属猴是民间比较喜欢的生育属相，羊年过后的猴年原本就可能会有出生人口增加的现象。因此，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年龄较大育龄妇女的二孩补偿性生育和扎堆生育，导致了出生人口高峰。人口预测结果显示，二孩政策放开后云南出生人口规模急剧增长，政策放开当年（2016年）出生人口数就突破60万，此后持续增长到2020年78万左右的出生人口高峰。

（二）云南人口增长趋势

年出生人口数仅仅反应了当年的出生人口，但不能反应人口增长变动趋势，只有通过出生人口数与死亡人数、总人口数的对比，才能够清晰地反映人口增长情况。因此，我们根据人口预测结果，计算了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

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之间的不同组合形成人口再生产的基本类型。经过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云南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再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预测结果显示：在21世纪中期以前，云南人口出生率的将在2020年以前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2021年后增长率降低；而死亡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缓慢增长；自然增长率将持续降低，到2045年左右云南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即人口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届时可能面临着人口萎缩的危险。适度的人口增长速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而过高的人口增长导致的人口膨胀和过低的人口负增长导致的人口萎缩都不是人口再生产的理想状态。

（三）云南人口净增长

在“十三五”期间，云南人口处于持续增长，每年的净增人口规模不断增加，2017年净增人口只有32.6万，2020年净增人口超过44.7万,从2021年开始净增人口开始下降，一直降低到2044年，净增人口不足1万人。到2045年以后，云南人口增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人口正增长转变为人口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过程将意味着人口数量绝对减少，加剧人口老龄化，未来劳动力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人口供应将会减少，社会的养老保险金交纳金严重不足，整个经济领域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不论是就业还是养老都可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劳动力资源不足，导致服务性、生产性工作没人干，劳动力成本相对增加。人口负增长还可能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老年人越来越多，社会生产效率下降，社会抚养负担加重。当前云南经济发展压力较大，主要原因是人口进入新常态，而全面二孩政策将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出生人口，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缓解未来养老压力，但全面二孩政策起到这些效果的前提是，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目标人群真的生育了二孩，而且从宏观的国家生育政策到微观的个体生育行为之间至少还需要跨越两道鸿沟：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况且全面二孩政策也只是起到延缓老龄化进程，而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老龄化发展趋势。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在积极探索道路，欧洲国家都把鼓励生育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重点之首要战略，提出为欧洲的人口复兴创造条件。因为生育是人们的个人选择，政府只有通过消除阻碍生育的因素来影响出生率。年轻人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就不会结婚，结婚了工作与家庭生活不和谐，也不会考虑生孩子。因此，许多欧洲国家政府通过经济激励、提供服务和调整工作时间三个方面来鼓励生育，这些措施也许对中国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推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劳动力人口变动

图2 2016-2050年云南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

劳动力人口是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主体，人具有生产和消费二重属性，但是作为生产者是相对的，而作为消费者却是绝对的。个体从出生到死亡无条件的成为社会消费者，衣食住行游购乐都一切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都离不开物质资料的生产，可是作为生产者却是相对的，只有到了一定年龄阶段才能成为社会的劳动者，为家庭和社会生产做贡献，劳动力人口规模的变动对社会经济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家庭总收入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二孩出生无疑增加了家庭的经济开支，影响家庭消费结构。比如，用于旅游、教育、培训、进修等方面的开支就会相应地缩减；此外，父母为了抚养孩子还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而影响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尤其是母亲多生育一个孩子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将会大大提高，可能直接影响到个人职业地位的晋升。

人口预测结果显示，未来10年左右云南劳动力人口规模将持续增长，劳动力资源在短期内不会短缺，虽然当今国内学者就中国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民工荒”这一热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时代已经消失，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且日益演化成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但是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并非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不足，而是由于地区差异、产业结构差异所造成的供需不对称，未来10年左右云南不但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且还有劳动力剩余。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短期内不会存在劳动力人口短缺的问题，但从人口预测的结果来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带来的人口增长具有时限性，从2027年以后云南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劳动力人口规模减少的问题。虽然劳动力人口减少并不一定带来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科技可能取代一部分劳动力人口），但是长时期的劳动力人口规模递减必将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到21世纪中期云南劳动力人口规模将从3545万递减到3160万，劳动力人口数量不断减少。这对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劳动生产对体力劳动的依赖性较高的地区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尤其是当前许多劳动力人口外出流动比较普遍的农村地区，劳动力不足将会变成事实，其实云南的部分农村地区现已面临着这样的生产困境。

（五）劳动力抚养负担

在全国层面，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本文的人口预测结果显示，政策放开以后云南人口老龄化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仅在短期内减缓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而没有降低老龄化水平。因为当前的二孩政策带来的二孩生育只是改变现有的人口结构，二孩出生导致少年儿童的比例不断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增长较慢，但是并没有改变（减少）现有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实际上，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不仅没有减少劳动力人口的养老负担，反而增加了劳动力人口的少儿抚养负担，进而增加了劳动力人口的总抚养负担（图2所示）。

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标志着进入了人口老龄化时期，201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2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1%。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速度之快，社会抚养负担之重，均居世界前列。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危机，政府对生育政策的改革提出了要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人口结构发生的相应的变化，2016年云南少儿抚养比是25.47%，老年抚养比12.51%，社会总抚养比37.99%，到2050年云南少儿抚养比为29.81%，老年抚养比为36.26%，总抚养比将达到66%，劳动力人口的抚养负担不断加重。从图2可以看出，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人口老龄化程度依然在递增，只是在2027年以前的增加速度较慢，从2028年开始增长速度有所提高。

由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保健条件逐渐完善，人口寿命还将继续增长。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养老负担，老年抚养比在全面二孩放开以后仍然持续增长，尽管少儿抚养比在预测期内相对比较平稳，但是劳动力人口的总抚养比仍然呈快速增长的趋势。社会总抚养比的数值越大，意味着抚养压力越大，劳动力结构越差，人口红利越低。

四、人口变动对就业的影响

图3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人口与就业的影响过程示意图

人口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离不开劳动力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人口，另一方面一切物质资料的生产也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没有劳动力人口就没有经济生产，没有人口就没有需求，没有需求就不会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作用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也会影响人口变动。生育政策是调整生育行为、影响人口变动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生育政策将会产生不同的人口规模与结构，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进一步又会对劳动力就业市场产生影响。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和就业的影响过程，如图3所示。

由于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具有特殊的地理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同时云南还是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少数民族种类以及少数民族人口规模最多的省区，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不论在经济发展和文化方面都具有西部地区的许多共性特征。因此，本文选取云南省作为西部地区的代表，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但考虑到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对城市与农村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将其分开讨论。

（一）人口变动对城市就业的影响

从宏观层面来看，二孩政策放开以后，短期内的出生人口剧增，对城市就业市场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出现了新的消费需求，有利于培育经济和就业新增长点，扩大就业容量。针对人口增长，培育婴幼儿及孕妇照料、母婴机构、幼童用品、教育辅导等产业。影响最大的是婴幼儿日用品的需求量将会迅速增长，如奶粉的消耗量明显增加，刺激奶粉企业的生产。还有，随着城市生活水平与质量的不断提高，孩子培养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向现代精细型转变，非常注重婴幼儿的生活质量，经常带孩子游泳或者到一些动漫娱乐场所游玩，许多城市婴儿游泳馆爆满，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部分游泳馆工作人员短缺，为劳动力人口带来了广泛的就业空间。除短期的婴幼儿日用品，还有一些耐用消费品的更新换代，比如换车换房，一些家庭原先没有考虑到第二个孩子出生带来的一些困境，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原有的房屋结构难以满足新的家庭成员居住需求，此外还有小汽车，小汽车在城市的普及率非常高，汽车虽然只是人们的代步工具，但是二孩政策放开后许多家庭的小汽车已经不能容纳新增的家庭成员，虽然只增加了一个孩子，但是城市上班族根本没有时间自己照顾孩子，需要父母来帮忙照顾，因此还可能考虑换车。换车、换房直接推动了汽车行业和和房地产行业的经济发快速展，大规模的房屋建筑吸纳了大量的工人，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但是从长期来看，当前的出生人口增加，可能导致大约20年以后的劳动力供给显著增加，出现劳动力人口高峰，在就业需求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加剧了就业竞争。

从微观层面来看，二孩政策放开后可能会对个体职业生涯规划产生影响。二孩政策放开影响最大的是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在城市分布较为密集，而且多为双职工家庭。许多城市职工家庭为了生育二孩，放弃晋升机会，许多70后的高龄育龄妇女刚好赶上了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末班车，在备孕过程中为了减轻工作负担，主动放弃晋升机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备孕上。据我们在云南的调查发现，一部分高校教师，为了生育二孩自愿申请放弃行政职务。家庭和工作对于城市职工来说就像是一对跷跷板，花在家庭中的时间多了必将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大量时间花在了备孕和养育孩子上，在职称的晋升和事业发展方面就会受到限制。还有，这部分育龄女性劳动者在完成生育后，再次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重新就业，这对女性的就业岗位开发、就业培训、就业服务等提出了挑战。建议相关部门应该针对育龄妇女阶段性就业特点，加强再就业职业培训，加大对女性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尤其是对于女性职工来说，虽然国家法律规定延长了女性职工的产假期限，但是一部分女性职工休完产假后回到单位上班容易被边缘化。全面二孩政策取消了硬性的生育时间间隔，完全由育龄夫妇自主安排生育时间，这种灵活的生育安排也给一些育龄妇女带来一定的困扰，容易陷入生育困境，不断地在休产假，影响正常的工作秩序。部分大龄、高龄育龄女性集中退出劳动力市场，将对当期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尤其对那些使用中青年女性劳动者比较多的用工单位而言，招工难的问题可能比较突出。为此，国家人社部门应当正确引导有关行业、企业做好用工规划，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提高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度，加大对育龄女性的职业发展规划指导。

对于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劳动力人口来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带来的生育高峰，虽然增加了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机会，但是也加剧了女性大学生的就业难度，一部分女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容易遭到单位的不平等对待，单位人事部门在招聘员工时会因为录用女性劳动力人口的机会成本较高而歧视，建议单位人事部门在招聘大学生毕业生的时候坚持性别平等、能者上任的原则，不能歧视女性大学生。

（二）人口变动对农村就业的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导致的人口变化对农村就业影响，在不同的区域可能具有不同的效应。对于像云南这样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西部省区而言，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农村劳动力就业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西部边远省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思想保守，生育观念比较传统，“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可能导致农村育龄妇女出现超生偏好。在西部一些农村地区，存在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实际生育率始终比政策生育率偏高，实际生育率=政策生育率+1，即政策允许生一个的时候，农民往往想方设法生育两个孩子；当国家生育政策允许生育两个的时候，人们往往又产生了三个甚至更多的生育需求，这种现象在云南等一些偏远的西部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他们认为现在国家生育政策放松了，超生最多交几千元的罚款就可以解决落户、上学等一系列的问题。全面二孩政策降低了超生家庭的心理成本和物质成本，刺激了农民的生育数量偏好，结果导致农村出生人口（包括超生二孩）也显著增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超生人口增多导致短期内的家庭抚养负担加重，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农村机械化水平较低，以体力劳动为主，农村劳动力的补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第二，西部偏远山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较为普遍，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带来的出生人口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出流动。段成荣教授将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单人外出流动阶段。流动人口利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以短距离流动为主，大多数青壮年流动人口单身外出，农忙季节依然回家，没有脱离家庭生活；第二阶段，夫妻共同流动阶段。随着流动范围扩大，跨省跨区域流动成为主体，流动人口基本脱离农业生产，不少家庭中夫妻双方均外出务工经商，子女留给家里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第三阶段，核心家庭化阶段。青壮年流动人口在外地站稳脚跟后，并且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安排子女随迁，在流入地生活、就学；第四阶段，扩展家庭化阶段。

当前，中国流动人口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因此还有相当一部分儿童留守在老家。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刺激的超育现象必将制约着农村劳动力人口外出就业，因为处于哺乳期的孩子不宜立即脱离父母的照顾抚育。据我们在云南农村地区的调查发现，一些年纪较轻的农村夫妇外出打工一段时间因过度思念孩子而返回老家从事农业生产，新生儿成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一个绊脚石。可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获取的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甚至唯一收入，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农村超育偏好增加了剩余劳动力的外出成本，减少了外出流动带来的经济收益。即便是父母把新生儿带到流入地，也只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消费和生活开支，因为当前许多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流而不工的现象比较明显。据2014年云南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随迁孩子是影响女性就业的主要因素，在流入地每增加1个孩子，女性就业概率将降低20%左右（梁海艳 等，2017）。因此，不论将孩子留守在老家还是随迁到流入地城市，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劳动力人口外出就业的可能性。

第三，新生儿短期剧增，会导致幼儿园和小学教师需求量增加。西部地区经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影响，劳动力外出情况比较普遍。但是很多家庭还没有达到举家外出的阶段，大多数家庭只是男性劳动力人口外出。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妇女在家无聊，生二胎也算是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但是人们担心生养二胎后，有限的教育资源被“稀释”，从而导致孩子的教育质量不能保证。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担忧，从我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来看，2001-2016期间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从2001年的114万递增到2016年的765万。②目前，中国的就业形式非常严峻，单靠城市就业岗位是不可能吸纳完的，有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须到农村地区工作，而农村的孩子多了，原来的学校资源就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教师的需求量也就会有所增加，以此带动农村就业。

第四，增加医疗卫生资源的需求量。随着人们健康和安全意识的提高和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城市生活方式逐渐蔓延到农村地区，即便是农村地区育龄妇女生育孩子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村里找一个有经验的“接生婆”就把孩子生下，农村妇女生育孩子也会选择到就近的县市医院生育孩子。农村居民可以和城市居民共享国家医疗卫生资源。因此，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农村人口的增加，增加了城市和农村医院妇产科医生和医疗卫生资源的需求量。

第五，为人口迁移城镇化补充劳动力资源。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化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现在农村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数量并没有相应增长，而且不少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或者上学，农村人口平均年龄越来越大，农村青年劳动力人口的外出对于农村的农业发展肯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许多农村地区的 “土地抛荒”现象比较严重，浪费了有限的土地资源。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全面二孩政策调整，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为人口迁移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候补人员”。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将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农村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大量企业把生产线延伸到农村地区，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总而言之，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不论对于城市还是农村，都将会对人口和就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咱们要有全局意识和长远的战略眼光，真正理解国家生育政策调整的初衷。

五、结论与建议

文章分析了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对云南人口规模、结构变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城乡差异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人口变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云南省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将在5年左右的时间达到出生高峰，此后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将会趋于不断减少，但是在2045年以前云南人口将一直保持正增长，2045年以后由于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因此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2）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云南省15-64岁劳动力人口绝对规模在2026年以前保持稳定增长，2026年以后劳动力人口规模出现了减少，届时劳动力人口的抚养负担将会变得更加沉重。“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递进速度，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力人口的老年抚养比将持续攀升；（3）“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短期的出生人口剧增，出现了新的消费需求，有利于培育经济和就业的新增长点，扩大就业容量，对城市就业市场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体职业生涯规划产生消极影响，尤其是女性职工的职称晋升可能受到更明显的限制。育龄女性劳动力在完成生育后，再次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重新就业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女性的就业岗位开发、就业培训、就业服务等提出了新的挑战。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云南省短期的出生人口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本省未来义务教育发展规划带来挑战，迅猛增长的出生“高峰”之后便会出现迅速的出生人口“低谷”，在应对学龄人口高峰过后，部分学校可能面临着学校资源闲置、浪费、教师超编等新的难题，若近期不增加师资力量，则又面临着学生拥挤的问题，生师比结构不合理。为此，建议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对云南未来义务教育发展提前做好准备，加强基础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积极应对新的教育发展形势，做到未雨绸缪。

第二，和全国一样，云南的晚婚晚育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全面二孩放开以后高龄孕产妇数量增多，医疗卫生部门需要科学应对高龄产妇生育风险。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将会有一批高龄产妇进入政策视野，而且随着晚婚晚育观念的深入发展，高龄产妇、孕妇的“能见度”越来越大。鉴于高龄产妇可能发生的种种风险，高龄产妇及其家人切不可麻痹大意，应具有务实的态度，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特定的对策，做到防患于未然。建议高龄产妇，在怀孕前和怀孕期间适当地进行一定的身体素质训练，以增强内脏功能，减少妊娠合并症的发生，减少生育意外风险。

第三，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从云南人口发展变动趋势来看，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仅仅起到减缓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为此，一是，从实际出发，做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尤其把老龄政策放到应有的位置，做好应对老龄化的各项准备，国家层面要不断完善社会养老以及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降低消耗的基础上，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为适应老龄化高峰期到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把发展老龄产业摆到重要位置，制定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和优惠扶持政策，引导和促进老龄产业发展。四是，积极开拓老年人需求市场，转变老年人口消费观念，培养老年护理专业技术人员，以提升老年产业服务质量，满足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需求。五是，在国家财政力所能及的前提下，逐步提高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

第四，需从国家法律层面，适时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和弹性工作制。人口老龄化已经不再是区域性的局部问题，而是整个中国人口发展的一大趋势。须从国家制度建设层面，结合各省实际情况和老年人的特点，分年龄、多渠道开发老年人力、人才资源。首先，依据老年人预期寿命普遍延长及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状况，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其次，应充分尊重老年人的年龄特征、身体状况和个人意愿，分类区别对待，进一步制定具体的弹性退休机制和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同时对老年人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制也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劳动积极性。

第五，针对育龄女性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制度，增加哺乳期妇女的产假和育儿假。兼职工作在欧盟成员国中被广泛应用于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尤其对于女性更是如此，可以借鉴欧洲国家的经验。随着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摆脱家庭桎梏走入了职场，女性劳动力人口不仅承担着“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责任，同时还要为增加家庭经济做贡献。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来的的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大，因此夫妻可以通过调整工作时间来协调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对于双职工家庭，公司或单位根据个人的特殊需求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工作时间。国家可以从调整产假方面提高孕产妇的福利待遇，对于高龄孕产妇不仅可以享受国家法律规定的产假，同时也可以在局部地区试行半年左右的育儿假，然后逐渐推广。

注 释

① http://news.163.com/16/0328/07/BJ7Q3VN300014AEE.html

② 数据来源：http://www.eol.cn/html/c/2016gxbys/

1.康蕊、吕学静：《“全面二孩”政策、生育意愿与女性就业的关系论争综述》，载《理论月刊》，2016年第12期，第155-161页。

3.马力、桂江丰：《中国完善生育政策战略研究: 基于“十二五”期间放开“单独”的思考》，载《人口与发展》，2014年第2期， 第53-66页。

4.苗红军、张文君：《全面二孩”政策的人口学预测分析》，载《长江论坛》，2016年第5期，第 77-81页。

5.宋成俭、渠帅、张心仪：《预测二胎政策对中国女性职业影响》，载《法制博览》，2016年第21期，第 14-16页。

6.宋健、周宇香：《中国已婚妇女生育状况对就业的影响—兼论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的调节作用》，载《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4期，第16-23页。

7.王开泳、丁俊、王甫园：《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及区域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载《地理科学进展》，2016年第11期，第1305-1316页。

8.薛君：《用孩次递进比模拟“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 以湖北省为例》，载《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3期，第 30-42页。

9.云南省统计局：《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二号）》。

10.杨慧、吕云婷、任兰兰：《二孩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的影响—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载《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2期，第1-9页。

11.翟振武、张现苓、 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 ，载《人口研究》，2014年第2期，第 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