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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迷宫似的绮丽花园
——读李敬泽《咏而归》有感

2018-01-09

长江丛刊 2017年36期
关键词:李敬泽颜回杜甫

张 贞

一座迷宫似的绮丽花园
——读李敬泽《咏而归》有感

张 贞

诗人奥登写到他与阿伦特《人的境况》一书的戏剧性相遇时曾经说过,“有时候,我会遇到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好像它就是专门为我而写的。如果这是一部艺术作品,那么其作者似乎创造了一个我等待了一生的一个世界;如果这是一部‘思想’作品,那么,它似乎正好回答了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 读李敬泽的《咏而归》,则能共享这两种美妙的趣味,既让人心有戚戚焉,又解答了一些一直以来思而未得的困惑,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制造了几个迷宫,让人反复沉吟、欲罢不能,并且迫不及待地要寻找、探讨书中之美。

《咏而归》之美,首先在于对精神之美的执着与追求。正如作者在跋中所说,“编这一本《咏而归》,不外乎是,引古人之精神,接通此时之人的心与眼,使心有所安,使眼有所归” 。隔着遥远的历史时空,古人和今人最能心灵接通的,便是精神世界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了。在这场充满奥妙的、深邃的生命之旅中,作者开篇就盛赞了孔子对真理之道的认识和践行,强调中国精神的关键在于拥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而这种真理和精神会穿透各种迷雾缭绕的历史事件,在时间和文化的传承中暗自运行。随后,在《寡人有疾》一文中,作者又把孟子描绘成一位“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准备以雄辩的言辞考验和召唤你的良心”的理想主义战士,认为孟子是那个时代的良心,他的勇气、机智和热情,是后人再怎么努力也忘不掉的。而在《勇》一文中,作者综合了古时三位勇者(北宫黝、孟施舍、孔子)的事迹,提出真正的勇之底线是“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决心独自承担责任和后果”,用这样的标准来审视当下,一些看似在众人堆里呐喊、动辄代表千万人代表大多数的行为,根本就不是勇,而是怯懦,例如键盘侠在网上的言论。至于善,作者在《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善不是一个有关获取的故事,而是关于舍弃;善之艰难,尽在于此”。但是“善”的力量是震撼灵魂的,就像几千年前那个在荒野上仰天长哭的舜,孤独无依,天地无言,但是灵魂在颤动。

尊严、理想、勇气、善良,是李敬泽在《咏而归》里反复提及、不断赞美的古人传承下来的精神美德,读这些文字,能让我们产生向往、自我审视、追求美好,颇有“养吾浩然之气”之功效。

当然,李敬泽对古人的理解并不仅限于此,《咏而归》里面的那些短小精悍的文章,充满了他参透世间百态的智慧。他在《风之著作权》中谈《诗经》的佚名作者问题时,非常睿智地提出了作者不署名的一种解释:这些作者因为“无名”反而拥有了另外一种话语权——“因为无名,一个人的声音就不再是‘我’的声音,一个人就变成了不可指认的‘我们’,而当他放弃他的名字时,他获得了另外一种权力:他汇入‘民间’或者‘大众’,他就是‘民间’或者‘大众’。”为了让人们更深入地感受这种“沉默的力量”,作者在《说难》一文中提出“要学会说话,先要学会对说话的恐惧”,并认为韩非就是古代的福柯,而且比福柯更严峻:“话语就是权力,你说的话注定成为一种神秘而危险的巨大权力的回声或倒影……”读完福柯,我们明白了话语的权力;读完李敬泽,我们则领悟到沉默的力量。

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就在读者为这种关于“沉默的力量”的畅想而拍案叫绝时,作者笔锋一转,说《诗经》的佚名作者们未必有如此复杂的想法,他们不署名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不觉得著书立说、出名露脸是什么风光体面的事,没有后人那些所谓的版权版税意识,“真理如风,正如诗歌如风,如果有一个人长发飘扬,他不会认为这风属于自己,他不会给这风署上标明产权的名字,也决不会因此而骄横虚荣”。读到这里,笔者不禁莞尔一笑,想起托尔斯泰在《霍撕托密尔》中借一匹马来写“私有制”的荒谬——人不是以做的事而是以说的话为依据,而且规定关于某一事物只有一个人能说“我的”,拥有最多数量“我的”事物的人被认为是最幸福的,但实际上,“我的”这个概念毫无道理,很多人并不真的拥有所谓的属于“我的”事物,也不和那些事物产生真正的联系。就这一问题而言,李敬泽和托尔斯泰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远距离审视当下生活的陌生化视角,让我们可以脱离对当下名利的追逐,想一想古人的质朴,也想一想天地间默然运行的真理。

当然了,作者并不会用说教的口味来阐释这些道理,他只是提出观点,用充满趣味和想象的语言阐释这个观点,然后问一句:“这就是古人的想法,不知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头还是后头?”

这种戛然而止又余味无穷的写作技巧,在《咏而归》里比比皆是。《隐于屠》中,作者写“奇人隐于民间”,写秦汉之前的时代,人们对才能、身份和命运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想象,相信奇迹,相信奇人常出没于农田、厨房和肉店,例如聂政。就连司马迁,对这类人这些事也充满兴趣,用笔书写着黑暗狂暴的力量。但是,结尾却是“司马迁把它写下,然后,急忙忘掉”。读到这里,想必很多人都会驻足沉思:是什么让司马迁被这些奇人奇事所感染,又是什么驱使他“急忙忘掉”?作者并未详细阐释,而读者感悟到的,则又因人而异,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又一次验证了。

《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里,作者写子路和自贡在非议孔子,而且是当着颜回说的,那么,颜回是什么反应呢?“颜回择了一根儿菜,又择了一根儿菜,放下第三根儿菜,摇摇晃晃进了屋”,随后,孔子就推琴大怒,把子路和自贡召进屋进行了一番教育。在这里,作者对颜回的描述十分有趣,他并没有直接写颜回的心理活动,而是用白描的手法写颜回的动作行为,你若不注意,它便是推动情节、构成叙事的一部分,但你若停留下来,细细品味,就能捕捉到颜回掩藏在动作行为之下那复杂的心理变化:听完,可能想马上冲进去告诉老先生,但似乎又觉得告状这一行为不妥,于是择了一根儿菜;然后又觉得这俩人的思想太有问题,还是要告诉先生,于是又择了一根儿菜;再想想,思想教育事大,个人告状行为不妥事小,对,这样的选择是对的,于是放下第三根儿菜,进了屋。当然,短时间内的心理变化还是有反复的,所以是摇摇晃晃地进了屋。你看,这就是李敬泽文笔的魅力所在,他的文章就像一座迷宫似的绮丽花园,你刚被它的亭台楼榭所惊艳,转过身,那一树树的花开和小桥流水又让你流连忘返。

如果说亭台楼榭是精神之美和情感之美的话,那一树树花开和小桥流水就是充满了智慧的想象与趣味。他想象孔子是个热爱生活、讲吃讲穿、时常发点儿牢骚的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孟先生的选择题》);认为道拓是个不纯粹的土匪,会饶有兴致地把拳头收起来,对着真理嬉皮笑脸胡搅蛮缠(《与道拓喝酒》);畅想杜甫的声音如大地般辽阔、沉厚(《江河及其方向——杜甫一千四百年》);调侃春秋时代是人类顽皮胡闹的童年,可爱且将被长久记忆和传诵(《活在春秋之食指大动》)……

在某种意义上,李敬泽的趣味与想象是超越了雅俗之争的。他曾经说过,“‘纯文学’是一种建构,它并非自然之物,它是中国现代以来一系列争执、权衡、机遇和选择的结果,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全景中它是一种罕见的例外。而现在我们正回到常态,回到杂花生树的自然环境中去,雅俗杂陈、相克相生,在这样的环境中,‘纯文学’老大帝国式的幻觉必被打破,它必要师敌长技以制之,必要更敏捷、更强健、更宽阔。” 所以,他会用家常化的语言来渲染古人之道德精神之美,也能切实感受到民间情歌之美——那些鲜活生动的画面和辞句直让人觉得“简明、朴素的生命有刺目的浓艳”(《这个晚上的歌声——〈漫画情歌〉》),捕捉到乡土生活之美——一个农夫去集上卖了菜,买了酒,喝醉了就想躺下,于是就躺下了,他的妻子坐在他身边静静等着,这便是桃花源中人了(《桃花源别考——“天下第一弄”》)。

在用想象与趣味构造的超越了雅俗之争的艺术迷宫里,作者探寻的是人性之根本。他在《英雄要离》和《其谁不食》中都说到“自小而大一以贯之”的标准,认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说人话、办人事”。到了《江河及其方向——杜甫一千四百年》,他称赞杜甫的意义在于把目光对准了民间和百姓,杜甫的政治理想、伦理世界和审美追求,正来自于人类的基本情感,“在杜甫的笔下,大地不再仅仅是精神的大地,大地回到人间,恢复了、获得了它的人间性”。

李敬泽在谈到创作时曾经说过,“真正好的作家,应该是移情的高手,这就要求他有一颗同情的悲怜的心,他不是只关注自己,而是要懂得放下自己,去洞察和体贴周围的人和事,然后把这份带着他独特体温的体贴和悲怜变成文学,变成作品。……因此,作家最重要的能力不只是文字的能力,而是发现世界的能力,感受世界的能力,对这个世界时刻保持一种敏锐公正的洞察力和毛茸茸的新鲜感的能力” 。从这一观念出发,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作为诗人和儒者的杜甫,他的感时忧国、他对天下和平与公义的关切、对人的正当生活的呼吁既是出于理念和心性,更是源于他最深刻的生命体验”,只有把心与身放在苍生之中,放在黎民中间,才能获得根植于大地的力量,并且深刻感染到后来者。而《笑林广记》,则是因为记述了“天理遮蔽下的人欲”而打破了人和人之间的一切隔阂,它产生于民间,来自于生活,满足了人们对于艺术和快乐的最质朴的需求,从而让千年以后的人还能毫无障碍地得到快乐。

这种观念让作者徜徉于历史与历史、历史与当下之间,既能用古人的精神来启迪今人,又能用当下的文化去诠释传统,还能在不同的历史人物之间寻找那心灵契合之处:《三岔口》一文中,作者分析张良的故事有多种可能性,但太史公却专断地为一个可疑的神话戴上了合法的冠冕,他“宁愿张良的一生完美如戏,因为完美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一个伤心的梦”。所以,他们之间决不能看到对方,他们被历史和词语的误读隔绝开来,“但他们必将感到对方的存在,被对方驱迫和统治,于是他们尖锐地感到了自己的存在”。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共鸣,让我们不再孤独,不再迷茫,而是在同情和悲怜中获得自我的身份认同。

从古人之精神追求到充满智慧与趣味的艺术人生畅想,李敬泽的《咏而归》正如同他在“跋”中所说的那样,让人兴之所至,迤逦而下,百转千回,寤寐思服,从家国天下出发,归结到春水春风、此身此心,而又能思接千载,悄然动容。正所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张贞,文学博士,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武汉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新媒体研究。目前出版专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并完成教育部科研项目1项、省市级科研项目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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