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梅

享乐主义、元写作与段子的智慧
——评李敬泽的《咏而归》

李雪梅

读《咏而归》，是一种如沐春风般的享受，评《咏而归》，则可能是一种冒险。它是一本“书之书”，却有别于流行的批评方式。它是经典阅读，却不同于一般读经论道的套路。它是散文集，却又杂糅了古代笔记、现代小说、随笔和杂文的写法。这样一种难以定义的写作，也给批评出了一道难题。在此，我想首先借用一下毕飞宇的“爆料”，或许这是走进李敬泽文字最便捷的一种途径：

这个人绝不像大多数人所看到的那样温文尔雅，在精神上，他狂野，嚣张。他有享乐的冲动，这个享乐就是撒野。如果说，历史是一堆即将燃尽的篝火，敬泽恰好从一旁经过，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敬泽他一定会扯断一根树枝，然后，用这根树枝把猩红的篝火洒向天空，任狂风如潮，任炽热的火星在漆黑的夜空星光闪耀。那是他精神上的焰火，他定当独自享受独自逍遥。

《青鸟》

李敬泽是偏爱“享乐”这个词的。他有一本书的标题就叫“冰冷的享乐”，在书后的跋中他直言喜欢“享乐”，还专门拈出来让朋友们想一个书名，甚至差点取名“乌鸦的享乐”，因为“‘享乐’这个词是深红的，正好该由‘乌鸦’的黑来配它”，最后灵光一现定下“冰冷的享乐”这个书名，其实更是绝妙。因为人们通常理解的“享乐”不过就是沉迷在声色犬马的热烈生活中，常常被误解和滥用为浅薄的快乐主义，无不散发出颓废或不道德的意味，而“冰冷”一词无疑将他钟情的“享乐”与此划清了界限，在“冰冷”与“享乐”这个极富张力的组合中，一个看似陋俗不堪的词顿时生出无尽雅趣。这次的书名“咏而归”源自《论语》，其中依然充满着“享乐”的意味，但褪去了“冰冷”的外衣，多了些洒脱、暖意与温情。毕飞宇在“爆料”中将这种享乐的冲动解释为精神上的撒野，具体到《咏而归》，我更愿意理解为是在与古人对话中触及自身丰饶的生命体验时的欢愉，在发现历史背面的秘密时的狂喜，在品味现代生活时放飞灵魂的自由。厨川白村在《观照享乐的生活》中说：“以观照享乐为根柢的艺术生活，是要感得一切，赏味一切的生活。是要在自己和对象之间，始终看出纯真的生命的共感来，而使一切事物俱活，又就如活着照样地来看它的态度。”厨川白村说的是艺术和生活的关系，也正是李敬泽面对传统和经典的态度。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更是一个时代大课题。但是，没有回到元典的本真阐释，何谈弘扬和继承？李敬泽在一次访谈中说他“向往的是一种朝向元典的元写作”，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所有问题，在《左传》里均可以找到踪迹。那是民族的元典，如此有力，展示出强有力的语言与强有力的精神。可惜的是，春秋时代斩钉截铁的问题，被当代人搞得非常复杂和暧昧。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如果没有从元典里吸取滋养，它后来因为各种训令形成的价值观就是可疑的。”当下流行的经典阅读要么是将经典异化为标准化知识强制记忆，要么是以陈旧的价值观对经典进行功利性解读。无论哪种方式，都时时不忘现成的法则和通行的道理，生怕不能“正确”解读经典，反而无法体会其中真意，只能离经典越来越远。把杜丽娘尊为反礼教的斗士，把林黛玉的眼泪解释为在与封建礼教的艰苦斗争中感到孤独迷茫，李敬泽认为这样读《牡丹亭》《红楼梦》，“都未免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吃也吃了，不知滋味也”（《赏心乐事谁家院》）。置身事外如何懂得其中真味？李敬泽以沉浸其中的享乐主义，创造了一种打开经典的新方式，那就是将阅读当作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过程，这种对话会产生一种设身处地的情境，而不是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设身处地，会与古人亲密互动，看到他们鲜活的一面，而不是被固化的刻板印象。在他笔下，遥远的春秋战国似乎并未相隔三千年的历史，古人和今人似乎共处在一个时空，是面对面的亲近。《板桥杂记》中风月场上的个人见闻、《酉阳杂俎》里人在历史的黑夜里放纵、《东京梦华录》里汴梁热烈的生活气息、古时剑客的自由精神，民间歌谣的丰厚情感，提供的是一种大历史之外的小历史，是正史背面的故事，是扑面而来的生命热情。当元典被教科书变得越来越无趣的时候，李敬泽却转身与古人亲切交流，乐在其中，重新发现历史真相和人性之初，为阅读经典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以新的方法论实现他的元写作主张。这样，阅读经典就成为一种“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命乐趣，恰如周作人所言：“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那些古代先贤在《咏而归》里都被还原成活生生的人，因为是“人”而非绝璧无瑕的“圣人”，所以他们也有人的欲望和弱点。他剥去孔子身上层层叠叠的光环，说“孔是个有趣的‘子’——热爱生活，讲究吃穿，时常发点儿牢骚包括背后讲人小话儿，他还是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喜欢高雅音乐，也喜欢流行音乐，听得兴起摇头晃脑，三月不知肉味”（《孟先生的选择题》）。他从“舜往于田，号泣于天”的场面看见舜置身荒野时孤独而软弱的灵魂，就连充满了神性光芒的佛也会患背痛，吴王僚也是因为爱吃烤鱼的弱点才给了专诸行刺的机会。他们就像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人性的强大和弱点袒露无疑。相反，那些看似刀枪不入全无弱点的人则往往会远离了真实的人性。孔孟之间，他视孔子更可爱，因为孔子有人性的弱点，而孟子全无弱点，在他眼里，孔子是一个平和中带点怪脾气的老人，洞穿世事，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则是一个威严精悍、长一脸络腮胡子的中年人，时时准备着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姿态苛责别人。孔子因为更接近于我们对“人”的认识而显得更加可爱，孟子则始终高高在上难以接近。又如乐羊，他以为喝下用儿子的身体做的肉汤就是强大的表现，敌人就找不到他的弱点，但“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所以乐羊虽然打了胜仗，却把自己变成了野兽，他不再是“父亲”，也不再是“人”，因为他放弃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立场，这是任何时代任何宏大的理由都无法否认的“非人”存在。

当然，在将古代先贤还原为“人”，正视人性弱点的时候，李敬泽并非意在戏说或贬低，反而更能在设身处地的情境中自然生发出“大敬”的情怀，因为同样是“人”，他们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他认为《春秋》《左传》里的那些人都是巨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起点。《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中，面临陈蔡之厄，弟子发出“如此可谓穷矣”的哀叹，孔子凛然说道：“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李敬泽认为：“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从此，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孔子之言犹如黄钟大吕不绝于耳，人生并非实现利益的过程，而是一场殉道的精神修炼，这是向孔子致敬，更是对当下这个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最好的回应。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李敬泽认为他是中国最具悲剧感的英雄，因为他一旦做出选择，哪怕孤身一人也毫不退缩，不惧承担所有的后果。在惯常以集体主义为准绳的成规面前，李敬泽却极力推崇伍子胥这种或许只有鲁迅可与之为伴的绝对“个人”。连孔子都称赞相国子产是在乱糟糟的春秋时代实行王道的典范，李敬泽却反其道认为被子产陈尸示众的律师邓析更应该得到纪念，因为他虽然常常以铁嘴坏事，却是最早把法律带给民众并为此牺牲的人，这也是对当今大行其道的以成败论英雄这一论调的巨大反讽。

他不以道德的律令任意褒贬古人，相信秦汉之前的时代是有趣的。在他看来，黑暗狂暴的力量无处不在的那个时代，是人类顽皮胡闹的童年，系出本能，虽然状况百出，混乱不堪，却令人不断回望，流连忘返。在“哭秦廷”这一“外交史上的奇迹”中，伍子胥和申包胥两个好朋友相爱相杀，这样的“朋友”和“人”，“春秋之后不复见”，“他们凭着血气冲出了我们的边界，任我们的智慧、我们精致的啰嗦兀自空转”（《哭秦廷》）。伍子胥孤独的复仇，申包胥不竭的泪水，都是源于“血气”，血气虽然危险，却是一个人依从内心做出的选择，是绝不妥协要一条道走到黑的决绝。而今的人们却常常在现实的法则面前瞻前顾后，血气早已成为稀有之物，至于网络上那些“藏在人堆里的勇”，其实是怯懦的表现，也是人性萎缩的表现。《吕氏春秋》里的盗跖尽管拳头硬，却并不认为自己真理在握，真所谓盗亦有道，所以李敬泽忍不住要和他一起喝酒，“谈谈各自的时代”，盗跖哪里会想到，在当下这个时代，拳头是常常直接碾压真理和公义的。子公有特异功能，食指跳，美食到，百跳百应，因为美食的诱惑他杀死了好吃独食的灵公，子公的任性可能令现代人无法理解，可是李敬泽说：“我不敢确定活在这个时代是否幸福，但我认为该时代必定可爱，它将像我们的童年一样被长久记忆和传诵”（《活在春秋之食指大动》）。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再经历朝历代的改造，直到被皇上肆意虐打时大臣的脸上还挂着“幸福的微笑”，一整套秩序建立起来了，曾经暴脾气的热血豪杰是上道儿懂规矩了，可循规蹈矩也伴生了老奸巨猾和奴性当道，无可挽回走向了死气沉沉的暮年。现代人都以为自己变得聪明了，嘲笑春秋时代那些天真汉和老实人。可这种聪明人眼里的愚蠢，不正是最本真的“人”？这种破坏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道的任性胡闹，不正是人们内心深处向往的趣味人生？恰如厨川白村所说：“我常常这样想：抡了厨刀，做了强盗，而陷于罪者，其实是质朴，而且可爱的善人；至少也是纯真的人。可恶得远的东西，真真可怕的东西，岂不是做了大臣，成了富翁，做了经理，尤其甚者，还被那所谓‘世间’这昏聩东西称为名流么？”

李敬泽自称是鲁迅的信徒，从小读大先生的书长大。胡兰成曾借爱玲的印象谈鲁迅的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读《咏而归》至会心一笑处，往往忍不住想象李敬泽在写到这些文字时，可能也是同鲁迅一样“跌宕自喜”，他也知道有人会发笑，其中有自得，更多的或许是一种站得高看得远的轻松和从容，是一种人格的张力，更是一种“把日子过成段子”的智慧。“把日子过成段子”，是李敬泽自己都不记得什么时候说过的一句话，却广为流传。虽然他明确表示此说并非为当今的段子大流行张目，但段子能超越言说的禁忌，带来单纯的快乐，实为一种避免焦虑至死的智慧，这种智慧也赋予他的文字一种特别的趣味。

这种趣味首先在于打破既有规范而展现的自由活力，用李敬泽的话说，就是“不拧巴”。现代社会的人们顶着各种压力，要么在繁忙而单调的生活中谋求进取之道，要么在灯红酒绿的放纵中迷失自我，怎么能有余裕来赏味人生？纠结于一把碎裂的紫砂壶的价值的教授，又如何能体会顾景舟专注的艺术世界？巨大的现代性焦虑吞噬了生活的乐趣和文化的多样性，办公室里的屈原们矫情地发着牢骚，网络上藏在人堆里的英雄们假装怒发冲冠，城市建设把整齐划一当作与世界接轨，整个社会在利益的驱动下狂奔向前。在他看来，中国人以“头悬梁锥刺股”为尊实为“变态”，“两千年来太上进，自己把自己逼拧巴了”（《君子之睡眠问题》）。他绕开习见的功利性阐释，以一种近乎游戏的精神自由出入经典。因此，他敬重古圣先贤，却并不因此板着面孔教训别人，往往轻松触及要害，点到即止。《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中，舜几次遭受陷害，却仍不忘善念，当人们都习惯性地跟随孟子称颂舜的美德时，他却出其不意直指要害：“舜是如何逃过谋杀的？”他有自信，所以也能自嘲，谈到“勇”，他直陈网络上的发泄与暴力围观并非真英雄，但也并未标榜自己的高尚，最多能做到“近乎勇”的“知耻”。他以古讽今指陈时弊，并非怒目圆睁做正人君子状，而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谎言饲养的王》讽刺绝对的权力，他想象公玉丹最后时刻仍不忘对王撒谎的快乐：“这个人一直是由谎言饲养得这么胖，现在再喂他最后一口……”这种“段子”般的快乐，不是庸俗的逗笑，而是智慧的外显，是参透生命的奥秘后的余裕，是洞穿世事后的豁达。

毕飞宇说：“‘好看’是这个人特别在意的一件大事，他有两句口头禅，‘做人要好看’，‘吃相要好看’。——对了，写作也要‘好看’。”《咏而归》的确是“好看”的，李敬泽自然不会写自己鄙夷的“难看”文字，这是一种阅读的快乐，是一种写作的快乐。貌似随意，实则用心，看似戏谑，实则严肃，这也是一种写作的智慧。

李雪梅，湖北枝江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研究，近年来在《文艺争鸣》《当代文坛》《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和参与多项省级以上教学与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