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子奇

“炸裂的闪电”：“不俗”的世俗书写
——蔡东小说创作论

明子奇

在小说集《月圆之夜》的后记当中，蔡东这样写道：“《红楼梦》最打动我的地方，就在于它落笔于俗常，作家那么郑重其事地面对日常生活，又用如此精妙的方式完成了这部日常生活之书，想起来就觉得感动。”这集中体现了蔡东的创作观。蔡东将写作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她并不刻意追求创作速度，而是努力将作品打造成“日常生活之书”。这种创作观带来的是作品的精雕细琢，她的作品，精致而不匠气，沉静而不压抑，鲜活而不浮躁。既有对现实的冷峻观照，也有对彼岸的热切眺望，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在创作过程中，蔡东构筑了以日常生活为根基，关注小人物，关注城市生活，关注女性的文学世界。她的作品生活气息浓厚，拥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同时又有着超脱于生活的灵慧，是与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之书”。

一、小人物的日常之书

从日常生活切入进行文学创作，这使得蔡东的作品当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小人物。无论是《往生》中的康莲，《无岸》中的柳萍和童家羽，还是《我想要的一天》当中的麦思、春丽和高羽，都是被生活洪流所裹挟，无法掌握自我命运的卑微个体。“小人物”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在当代文学作品当中屡见不鲜，他们命途多舛，在无奈中挣扎，留给我们的是沧桑的背影。

“我的一天是惯性控制渡过的一天，还是自己选择过的一天？”这个问题对麦思来说是个伪问题。身为大城深圳里的小图书管理员，她拥有选择的权力，却没有选择的能力。当初她放弃在老家任教，来到深圳打拼，为的就是摆脱那表面上平静舒缓，实际上肌理紧密，容不下出离的缝隙的压抑生活。然而，来到大城市的她依然无法得到“想要的一天”，城市虽然有着淡如白水的人际，什么都见过的宽厚，但同样无法满足小人物追寻自我的愿望。麦思的追求其实并不算奢侈，她无非想要这样的一天——“一天什么都不干，却没有一丝‘浪费’的感觉……看似不起眼的一天，却使日子有了张弛和明暗”。这个简单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深圳虽没有老家那种细密如丝，交织缠绕的人际关系，但商业化、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同样可以使常人迷失自我。“想要”与“得到”中间还有两个字，那就是“做到”，麦思并没有真正尝试打破固有的生活样态，因此她只能在痴痴的“想要”当中度过每一天。与麦思不同，春丽显然更具有反叛精神。小说当中的她在某一天突然决定离开家乡，去异乡写作。春丽并不是一个拥有写作才华的人，因此她的挣脱偏离是不被理解和祝愿的。不仅老家留州的人对她的这种行为表示不解，就连麦思也对她生出了不满。小说里的春丽始终未能打破自己的写作困境，但作者无疑肯定了她这种挑战生活的勇气。能不能把东西写好对春丽来说其实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与麦思和春丽相比，高羽这一人物形象其实更为复杂，不同于被生活驯化了的麦思，也不同于和日常彻底决裂的春丽，高羽的性格是典型的“外圆内方”，外在的他表现为沉迷于球赛和游戏的不羁，内心深处，他其实也渴望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小说的最后，妻子麦思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砸开了高羽那个上了锁的抽屉，她发现抽屉里放了两样东西——“一把仿真枪，青春期少年们的最爱；一台望远镜，小小的，小的让人心疼，让人想流泪”。真正让孩子变成大人的是严酷的现实，但不是每个孩子都渴望变成大人。成长是以丧失童真为代价的，高羽想要保留的是那个拥有着童趣的自己，然而现实决定了他只能将过去幽禁在不见天日的抽屉之中。《我想要的一天》道出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声，不同于父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拥有着强烈现代意识，在这种意识的烛照之下，追求个体自由特别是灵魂的自由成为了他们内心最为迫切的渴求。当然，现实决定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得靠“惯性”生活，伴随着平庸前行。

《月圆之夜》

《无岸》讲述了人到中年的故事。“四十五岁这年的一个晚上，柳萍宣告自己的人生失败。”女儿的留美录取通知书意味着她的人生即将归零。高额的学费可以让一个中产家庭重又堕入贫穷。巨大的压力使得她不得不放下身段，厚着脸皮向后勤办的何主任申请周转房。平时不懂得经营人脉的她此时显得分外窘迫，面对何主任的有意刁难，她只能在哭过之后采取“精神胜利法”。仙风道骨和闲云野鹤此时全然无用，反而带有了讽刺意味。面对年纪轻轻便因压力过大而童颜白发的女儿，她不得不振奋精神，寻求新的解决办法。百般无奈之下，她选择了和职场失利的丈夫童家羽进行“受辱训练”——丈夫扮演蛮横无理的何主任，她则小心应付着可能出现的所有状况。在这扭曲的“情商口才培训课”当中，官场失意的丈夫获得了领导所能享受的尊严，而柳萍则在变态的排演当中获得了奇异的快感。不管是身为中产还是身处底层，小人物是无法真正做自己的。儿女的一次升学便能将柳萍他们打入另册，难以翻身。生活的重荷可以让已过而立之年的他们无法挺立，可以让身处不惑之年的他们陷入迷惑。

再长的路途也有终点，告别青春，走过中年，在慢慢老去之时，身为小人物的“他们”，命运是否有所变化？“我老了，但我又要当妈了”。《往生》当中康莲一句发自心底的呐喊道出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六十一岁的康莲本来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可是身患老年痴呆的公公却成为了她心头重重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已过花甲之年的康莲拥有着悲苦晚年该具备的一切条件：子女不在身边，丈夫工作不顺，公公身患重病，妯娌不负责任，自己的身体状况堪忧……一切都是在挣扎之中才勉力维持下去。对一位青壮年来说，照顾八十一岁的痴呆老人也是个难以胜任的艰巨任务，更不用说康莲自己也到了需要人照顾的年纪，因此，在崩溃的边缘，康莲一次次想到了让老人死，但是，不同于薄情寡义的妯娌王乐云——老爷子就是在她家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康莲避不开良心的谴责：“老头是她的一粒赘疣，一处增生，一颗粉瘤，已经长死了，和血脉连成一体。在内心最幽深也最脆弱的地方，当恶念像幽蓝色的火苗往上蹿时，她自卫一般……浇灭它，踩息它。”她开始向往“往生”——死亡的另一种说法。这个词穿透深重的黑暗，击破内心的绝望，令康莲神往不已。“往生”这个词陌生可怖，却又成为了康莲坚持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她本已不堪生活的重负，死便也没什么好怕的了。小说最后，当公公离开人世的时候，她也瞬间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恍惚间仿佛走向了往生。然而，生活没有轻易放过这个苦命的女人，或者说生活希望继续挽留她，所以，在药丸的气味中，在丈夫的怀里，她明白自己还要继续熬下去。康莲是不幸的，可她的这种不幸又很普遍，她仿佛是历经沧桑的古木，层层年轮昭示着一名普通老人琐碎而又悲苦的人生。

在蔡东的笔下，各式各样的小人物并非面临着大灾大难，相反，他们所遭遇的那些琐碎同样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从青春到老去，每个平凡的个体都遭受着各式各样的磨难，在乱糟糟的日常之中，他们是真正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二、城市生活之书

对蔡东的文学创作来说，深圳无疑拥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她的绝大多数作品均取材于此城；另一方面，她的作品又反过来被打造成深圳文学的地标。深圳作为一座后起之城，伴随着改革开放迅速崛起，经济的腾飞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得这座“没有过去的城市”在文化上难以跟进，与北京、上海相比，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打造独属于深圳的城市文学便显得尤为迫切。虽然如此，简单地将蔡东的创作归入到深圳“城市文学”当中是不甚妥当的。无疑，蔡东在有意识地构建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学”，但是，她也承认“城市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存在许多破绽，事实上，虽然蔡东自己没有说，但其实她并无心去素描深圳，她只是想借深圳这座城来写出市民的生活，写透人心。有人将蔡东的写作概括为“双城模式”（汪雨萌：《双城困境——蔡东小说论》），在她的小说当中，既有着对大城深圳的观照，也有着小城留州的感观。因此，可以说蔡东“城市文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均不在城市，而在于生活，在于人心。

深圳作为新城可以没有过去，但从天南海北来到深圳打拼的外来人却不可能没有过往，他们在深圳的人生经历，就是被这座城塑造和培养的经历，他们和这座城在磨合当中发生的故事，是蔡东创作的源泉。在作家的眼中，深圳“霓虹妖娆华灯如昼，欠缺气质，但不乏激情，像一个梳亮大背头、嘴里吮根牙签的男人，身上有新鲜猪肉的气味，永远踌躇满志。”这样一个充满朝气的城市用繁荣吸引着人们，就像一个帅气的男子用活力吸引着年轻姑娘一样。在蔡东的小说当中，深圳是一个大熔炉，这里“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移民与遗民甚至夷民杂居、物质与精神厮杀、灵魂与肉体纠缠、解构与建构时刻都在发生”。在这座城市中，存在着两种人——过客与居者，前者因各式各样的原因来到深圳，有的是为了追逐爱情，如《天堂口》中的王果；有的是为了找到工作，如《毕业生》中的郁金；有的是为了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我想要的一天》当中的春丽。但是他们的结果却又如此的相似：《天堂口》中的王果最终也没能守住男友铁帅，在繁华的城市里丢失了自己的爱情；《毕业生》中的郁金因为相貌上的缺陷，始终在苦苦寻找工作，无法在城市扎根；《我想要的一天》当中的春丽最终发现即使身处五光十色的深圳，她也无法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只能继续向远方追寻。过客们并非不想留在深圳，而是无法随着这座城市的脉搏一起律动，最终只能悄然离去。与过客相对，居者真正做到了成为一名“深圳人”，然而即便如此，居者也无法安居，他们的灵魂依旧漂泊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无岸》当中的柳萍和童家羽，已经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深圳人，但是一张薄薄的入学通知书便能让他们饱尝周边环境带来的深深恶意；《净尘山》当中的潘舒墨住在下沙村的农民房中，深圳虽然大而繁华，但世界对他来说就是一座贫民窟。“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深圳是一座跑在快车道上的城市，想要彻底融入她的怀抱，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是如此的艰难。“深圳不是人的天堂，只是天堂入口”，不管是过客还是居者，其实都是在天堂口向里张望。

与深圳相对，留州是蔡东笔下的另一座城市。这里经济相对落后，生活相对单调，人们的思维也相对保守。与深圳这座大城相比，留州无疑是小城，大有大的难处，小也有小的不堪。留州虽然不像深圳那样高度资本化，人情关系淡漠，生活节奏快，但却也不是一方净土，蔡东撕破了小城温馨和谐的幻像，将其下的万丈深渊展现了出来。《月圆之夜》当中的余建英通过开小作坊赚钱，受雇于她的外甥女却不慎被机器轧断了三根手指，由此，一场亲情与金钱的较量慢慢展开了。随着物欲的不断膨胀，至亲之人对簿公堂，温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勾心斗角，结局是两败俱伤。《布衣之诗》透过一篇不断被修改的新闻稿揭开了孟于两家的一场血案，而起因仅仅是翻修房子。《往生》当中的康莲毕生劳苦，晚年还要照顾老年痴呆的公公，只能在无尽的折磨中向往着往生。在当代文坛上，乡村与小城常作为大城市的对立面出现在作家的笔下，它们象征着温馨与诗意，满足着人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求。蔡东用写实的笔法，无情地打破了人们不切实际的幻想，道出了小城当中人们难以言说的生存困境。

蔡东的城市文学并不纯粹，城市并非是她真正想要表现的对象。她的作品凸显的是城市之中人们孤独却又自闭、冷漠却又焦虑、迷惘却又浮躁的生存样态。

三、平凡女性之书

蔡东对日常生活有着极为独特的审美表达，她有意避免从宏观上对日常生活进行整体描摹，而是以女性特有的敏锐与感性体验，打捞生活中的心碎与心软。在她的笔下，诞生了一批处在不同年龄段，身份各不相同，拥有不同生命体验的平凡女性。

“对那些不隐讳自己的女性身份的作家而言，写作与其说是‘创造’，毋宁说是‘拯救’，是对那个还不就是‘无’但行将成为‘无’的‘自我’的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话语’之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蔡东自己也曾这样说过：“我是生活的信徒，从没停止过向生活赋魅……我何其幸运，能藉由书写化解心底淤积的无名肿毒，能自内向外地安静下来。”蔡东笔下的女性或多或少地带有她自己的影子，她们是蔡东日常信念的化身。这些女性主要分三种类型：探求灵魂归依的女性形象，被环境绑架了的女性形象，渴望爱与被爱的女性形象。

（一）探求灵魂归依的女性形象。

无休无止的平庸日常将美好的女子变成了沧桑的女人。蔡东的笔下有着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做了大半辈子家庭妇女，每天纠葛于日常的鸡零狗碎，却仍未放弃对灵魂归宿的探求。

《净尘山》中的劳玉有着一个看似出尘绝俗实则软弱避世的丈夫和一个事业还算成功然而身体严重走形的女儿。人如其名，她正如一块经过时间洗练的温香软玉，历经了半世劳苦。人生已经走过了大半，女儿的婚姻便成了她心头的一桩大事。在内心身处，她有着对丈夫和女儿的不满：丈夫的无能和女儿减肥的屡次失败一次次挑战着她的精神限度，使得她精疲力竭。因此，她一直渴望着一个安放不安灵魂的仙境，那就是净尘山：“多少年了，我们一直想去留州西郊的净尘山住两天。山顶上有一座湖，有一尊释迦牟尼像……推开窗子，是一大片绿色的湖水，湖面上落满了花瓣。”她渴望着苦日子能熬出头，可是，当她看到女儿带了一个同样弱势的男朋友潘舒墨回到家中的时候，压抑多年的感情在顷刻爆发了：“呵，这一身的本领，能出名吗，能变现吗……你会做家务吗……你会带小孩吧，我是说，你以后会学着带小孩吧……”这次家庭冲突仿佛是一个早已安排好的借口，使得劳玉离开了家门。净尘山其实是不存在的，作者也并未交代劳玉到底去了哪里，但她想要寻找的其实就是一个精神归宿。与劳玉相类似，《往生》当中的康莲也是历经沧桑，只能将精神寄托于往生。康莲的往生与劳玉的净尘山其实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

在蔡东的笔下，还有着这样一种探求灵魂归依的女性形象，她们没有将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事物，而是在探求与挣扎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在现世中寻找所依。《我想要的一天》当中，在平庸日常中挣扎的麦思和不断寻找新生活的春丽其实都是寻找归依的形象，那“想要的一天”就是她们的归宿。《木兰辞》当中的李燕整日在柴米油盐中穿行，失去了作为女人该有的魅力。直到遇见了与自己出身相似的邵琴，才重又发现自己，邵琴一句：“女人也像明前茶，好日子不长。如果精心保鲜，倒能喝到来年呢”点醒了她，她重拾生活的信念，找到了灵魂的归依。《出入》当中的杨玫无法忍受碌碌无为的人生，希望通过参加“锻造人格魅力、搭建高端人脉平台”的培训班使自己脱胎换骨，在毕业典礼的集体狂欢中，她幸福地感到自己“修成正果了”。无疑，这种受极端功利主义引导的“修成正果”是变态而扭曲的，但将灵魂寄托于“入世”的信念也未尝不是另一种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在蔡东的小说当中，几乎没有哪位女性将男性当成归依的对象，这体现出作者鲜明的性别独立意识。

（二）被环境绑架了的女性形象。

在蔡东的作品当中，女性往往是承担苦难的对象，虽然她们尝试着挣扎与反抗，但往往囿于社会环境和传统伦理的束缚，最终只能在痛苦中轮回，难获新生。

在《无岸》当中，柳萍一直在苦苦挣扎，但却永远无法到达幸福的彼岸。一张入学通知书便能将她那宁折不弯的腰压弯，开始无尽的“受辱训练”。而在她的生活中，一切都是糟糕而又不可避免的。同事之间永无休止的攀比和勾心斗角使得她将所有的心力都投入到女儿的教育事业上，而承担女儿的高额学费又为她将痛苦继续下去提供了借口。柳萍无法摆脱城市生活带给她的压力，因此她只能“挥金如土、尽享荣华，又伤痕累累、以身饲虎，生祭了这座城。”《月圆之夜》当中的余建英因为丈夫的桃色事件而不得不从市林业局内退，回到薛庄办造粒作坊养家。不幸的是，受雇于她的外甥女小芬偏偏被机器轧断了手指，余建英本来便不太平的生活由此像断指一样被搅了个稀碎。在小城留州，这个曾经在市里任职的知识女性被层层关系网裹挟着，再也无法脱身。最终，“断指风波”过去了，但她明白，自己这辈子都不清白了。《往生》里的康莲和《昔年种柳》里的周素格也是被环境绑架了的女性。前者要照顾痴呆的公公，后者要照顾失去自理能力的丈夫。“照顾”这件事几乎占据了她们生活的全部，使得“绑架”被具象化。本能上，她们拒斥这种“绑架”，但在伦理上，这又是无可避免的。因此，这种“绑架”便又有了更为复杂的内涵。

（三）为爱所扰的女性形象。

每个人都有被爱的渴望，蔡东小说中的女性尤其如此。在蔡东的小说当中，既有求爱而不得的女性，也有得爱又失爱的女性，还有不断寻爱的女性。

《净尘山》里的张倩女因为身体肥胖而始终无法找到真爱，虽然她也曾尝试减肥，但每次都还是以失败告终。当与境况窘迫的潘舒墨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她打心眼里明白二人与其说是因为爱情，倒不如说是因为共同利益走到了一起。一个人的外貌无法被轻易改变，但外貌的确会对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母亲的离家出走，张倩女最终也没能守住这段感情。当又一个天亮到来的时候，她感到了深深的厌倦，这种厌倦透着对爱情的绝望。《天堂口》中的王果通过网络认识了其貌不扬的工科生铁帅，并与之产生了爱情。异地恋加姐弟恋无形之中给二人的交往带来了很多麻烦，当王果来到铁帅工作的深圳时，他们一起品尝了贫贱夫妻所能体验到的一切哀愁。相濡以沫过后是各自分飞，铁帅最终无力承受王果带给他的爱情，而王果也只能在得爱又失爱之后将这段记忆永远沉入心底，爱情最终没能避免从理想堕入现实。《窄床》里的温兰渴求绵长的爱意和与爱人的相互依偎，然而她的这个愿望却始终没有达成。并非没有男人爱她，而是她对爱有着极为特殊的要求——最悲哀的事其实不是无法获得爱，而是获得的那种爱无法与自己的心之所想相契合。童年时期温爸的出轨给温兰带来了畸形的影响——温爸和陈玉军家奇异而香甜的拥眠成为了她心底最美的记忆，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幻化为一种潜在的渴望影响着她的人生。她先后尝试与多名男性拥眠，却始终无法获得那种美好的体验。最终她明白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最佳尺寸就是父亲与陈玉军拥眠时的尺寸，因此，她抛弃了大铜床，转而与丈夫睡上了破旧的窄床，并希望借此寻到最真实的爱意。爱是一种心理体验，温兰所寻找的，是一种必须由男女共同经营才能够体验到的温暖。

在蔡东的作品当中，与爱和温情相关的话题从未间断过。除了以上三部作品，《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往生》、《月圆之夜》、《毕业生》、《和曹植相处的日子》、《小城》等作品均涉及到了与爱有关的话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小说当中的妻子周素格面对失去自理能力的丈夫乔兰森，为了能安心参加演唱会策划了控制其肉身的“海德格尔”行动，然而在最后关头，爱与良知最终让她放弃了这一惊悚的计划，通过带丈夫参加音乐会并与之接吻，周素格最终获得了新生。爱绑架了周素格的生活，但爱也让周素格完成了自我拯救，爱本身所固有的复杂属性在这部小说当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作者的眼中，爱未必美好，但却是平衡日常生活的一股重要力量，因为有了它，暗淡的生活才有了些许不同的亮色。

明子奇，文学硕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