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春

生活现场的旁观者及其精神症候
——蔡东小说论

刘永春

青年作家蔡东的小说题材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各式人物在中年以后对早年自甘平淡的生活的反思与否定，另一类是游离于时代生活之外的各式青年们的怀旧与感伤。其叙事视角则完全跳出生活现场这个大舞台，在观众席上耐心观看、细致讲述，并最终带着深沉的感伤独自离开。蔡东小说聚焦的这群生活现场的旁观者们大都带有强烈的出世理想，当他们被生活折磨得垂头丧气打算重新返回生活现场时，时移世易，已经回不去了。从主动抛弃时代到被时代抛弃，这就是蔡东小说中各式人物的生命轨迹和终极命运。

一、“定居在天空”

留州、深圳，是蔡东大部分小说的显性背景：留州，一个山东小城，负载了许多小说人物的故乡记忆和回乡冲动；深圳，一个南方都市，呈现的是城市生活的艰困无根和荒诞场景。两个时空互相交织，形成了蔡东对当代中国的两个观察视角。

以他乡与故乡相互映照从而形成对社会现实的双重视角，这种叙事维度是自鲁迅以来的现代小说传统中习见的。蔡东以留州和深圳两种生活交织起来的双城空间包含了两种流动模式：一种是从留州初到深圳的文化震惊与生活不适；另一种是从深圳带着中年倦意和故乡想象回到留州。两种路向相互穿插，共同形成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个维度、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两种相反的走向。留州，是一个虚构的北方小城，生活安静平淡，甚至令人绝望，而深圳则是现实中的繁华都市，有着充满眩晕感的生活现场，也充满着现代都市生活普遍共有的深深厌倦。一静一动、一虚一实，互相映衬，互相解构。而两者的静动与虚实，其实也隐喻了现代人没有真正的精神故乡可回、没有安稳的诗意城市可居的尴尬处境。

留州，在蔡东笔下是一座沉闷而温情的小城。蔡东在《小城》里说：“无论我对这个县城怀有多少桑梓深情，都不能违心地用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等词汇来赞美它”，“也许，这县城真是个没有恋头的地方”。小城小市里大概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就是男女情事了，可是，蔡东偏偏在这篇小说里把小城里的爱情样态写到极端绝望。小说中的苏家姐妹春娇与春艳无论外表气质还是生活态度都迥然相异，尤其是她们对待自己生活在小城这样的事实持着截然相反的姿态，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她们作为小城女孩的命运。憨厚朴实的春娇代表了小城中务实的市井生活，冷傲孤艳的春艳则象征了小城之人内心的不甘，她对大城市的向往及其受挫则是小城中的人们与小城本身命运的写照。爱情，在这里成为众人热衷的谈资，当事者本身的感受与命运没有人关注。小说结尾处，姐妹俩逃离出去，似乎获得了想象中的理想生活。然而，那些从留州走出去又回到原处的人们更常见的命运则是归乡梦想的破灭，留州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往生”（死亡）与“福地”（坟墓）。《往生》里，渐至衰老的儿媳康莲还要承担起照顾失去自理能力的公公的重任，即便如此，富有小城人善良品性的康莲还是成了公公的“保姆”、“娘”。“她是老头跟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在他斑驳的记忆和狂野的虚构中，有时，她是初恋情人，在老家土墙上写情书示爱的热烈女孩；有时，她是姐姐，省下自己的半勺麻汁浇到他面碗里的姐姐；更多时候，她是他的娘，即使他神厌鬼憎，依然无条件爱他、永远把他当成一朵花的娘。”康莲对公公的尽心照顾里包含了无奈，也含有对自己老去后无所依靠的恐惧。小城人的良善朴实在康莲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展示，在此，即将往生的有康莲与公公，也有小城里平静绝望的生活形态。《福地》里的傅源试图借着奔丧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精神回乡，逃离深圳给他的死无葬身之地的恐惧阴影。因此，他刻意地遵从乡下的一切规矩，绝不一切从简，只为了找回曾经的归属感。乡下葬礼的繁文缛节，反而变成了傅源对故乡的纪念仪式，尽管这种精神还乡不免沦为虚幻。为了深化这种中年回乡的渴望与虚幻，蔡东通过傅源的视线塑造了一些来自城市的年轻女人和一直生活在乡下的年轻男人，通过他们展示城市生活的魅惑与“不成熟”，他们所想往的那种一切从简的城市生活正是傅源已经厌倦的。留州，在这里不再仅仅是空间，也变成了时间的化身，是傅源已渐趋老境的心态的外化。这个中年男子象征性的揭示了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困顿和逆城市化的初步态势。蔡东对留州的想象远远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怀乡情绪，而是深入到当代社会进程的深层暗流中展示人心人性的变迁及其未来前景。这是蔡东的留州所具有的独特的诗学意义和历史蕴涵。

对于深圳而言，蔡东小说里的人物们几乎都是外来者，初来乍到者对深圳充满惊奇和迷茫，久居此地者充满离去的冲动。人们来到深圳的理由似乎五花八门，但离开的理由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都市生活的难以接受，难以变成真正的深圳人。总体上，蔡东对深圳的书写充满侨寓意识。动荡、虚无、艰难、挫折，这些情感时常充盈着与深圳发生各种关系的人们心中。蔡东在多篇小说中对深圳以及这个城市中普遍的生活状态都有着总体性的描写，近乎为深圳这座城市和其中的人们画像，那种有着忧愁的面容和憔悴的身姿的众生相。《天堂口》的标题本身就是这样的想象过程，深圳不是天堂，只是天堂入口，而许多人是不得其门而入的。表层意义上，深圳是“定居在天空”的，“这是一个越来越接近天堂的城市”。大城市，当然并不是只有大楼，还有被高楼大厦所搭建起来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处境。蔡东正是将深圳作为一个现代城市生活的缩影和人性探析的“手术台”来建构的。

《天堂口》里为了寻找爱情而投奔男友来到深圳的“我”最终在这里失去了爱情；《毕业生》里的郁金同样为了爱情辗转求职，艰难而又心酸；《净尘山》里的劳玉困顿地生活于都市之中，却时刻向往城郊的净尘山，那个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安身之所；《我想要的一天》里的春莉为了躲避留州的沉闷生活来到深圳，激发了正在酝酿变化的麦思与高羽的平淡婚姻，深圳的生活同样不是理想中的样子。春莉并没有打算离婚，原因仅只是“我们都不年轻了，三十多了。我再也没法忍受一个新的男人深入我的生活，每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一想起来，仅仅是想一下，都觉得累”。小说结尾处，麦思终下定决心打开了高羽一直上锁的抽屉，里面有两件物什：一把仿真手枪和一台望远镜。死亡，或者诗意地眺望远方，是这个城市中男男女女们的终极归宿，他们的生活在半空中的高楼大厦里，那里不是天堂，只是虚幻出来的天堂入口而已。死亡与诗意，都象征着对这个城市及其所代表的生活形态的终极拒绝。仿佛从千万个深圳家庭的门锁猫眼中，蔡东敏锐地探视到了他们生活中的孤独与绝望，这种气息即使平静地流淌到小说中，都能使得蔡东的小说浸满对城市的决绝与离弃。只是，蔡东也无法给他们找到更好的逃离路线，于是，枪与望远镜，死亡与逃离，就成了最后的救赎之路。

二、“时间如何碾过肉身”

作为新深圳人，蔡东并没有在自己的小说里机械地描写悲惨的底层生活和下层劳工的黑暗经历，而是始终将视线对准这个城市中的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蔡东书写的是人心，而不是人生；是存在，而不是命运；是有着各种精神暗斑的人，而不是只有苦难遭际的人。她的叙事生发于她对生命的理解，而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生活艰难。以时间的形式缓缓展开的人的存在不知不觉中碾过我们凡俗众生的肉身，这是蔡东小说诗学的核心，因此，没有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大善大恶，蔡东透过世俗生活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困境及其无法救赎之厄。

“在面对社会世界的时候，蔡东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然而，在面对人的时候，她始终是一个有悲悯情怀的人文主义者。这就不难说明白，在她的笔下，为什么从来没有所谓的恶人，充其量只是有缺点的坏人；在她的笔下，人世总是冷热交织，绝望与希望同在，充满困苦，却可堪珍重。蔡东不是那种以极致取胜的作家，而是试图在所有层面谋求一种平衡。”蔡东对人物进行观照的角度也主要是人性角度，尤其是存在主义视角。她的小说里有大量“在而不属于”某种生活现场的旁观者，这些人物的高蹈梦想和这种出世生活所带来的精神困顿是主要的小说题材。然而，这只是故事情节层面的主题，在更深层，生活现场的旁观者的无路可走构成了当下社会生活的返回式批判，其结果就是在很多小说的最后都有一个猛回头的叙事修辞，小说主题从对局外人的反思深入到了对产生这些命运的社会土壤的反思、对催生这些命运形态的社会历史的反思。这种主题深化的过程并不复杂，但是在蔡东的多篇小说中都行之有效，可以视作蔡东进入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的螺旋式路径。一旦完成了这个过程，蔡东的小说就不再浮在生活表面，而是进入了伦理层面的人性思考和哲学层面的存在剖析。因此，蔡东的小说不是技术主义的，也不是唯智主义的，但是敏锐的诗学悟性和深刻的人生体悟共同保证了她的小说诗学行之有效，也保证了她的小说的主题深度。

除了留州与深圳构成的对照结构外，蔡东小说还隐藏了一个城乡对照的命运结构。这种结构以《断指》（又名《月圆之夜》）最为典型。这是一篇十分奇异的小说，更接近评论家已经注意到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余建英因为丈夫出轨而遭遇婚姻危机，于是从留州来到乡下办厂，却因为外甥女小芬在为自己打工时断了手指而再次陷入困境。小说从这个地方开始铺陈乡下人的从朴实到狡诈，也展示了余建英脱尽城市人底色换上乡下人的处事之道。在一桩因事故而生的诉讼中，城市与乡村的品格逐渐沦丧，渐趋合一，其中的生活困顿和人性嬗变可谓触目惊心。然而，蔡东并没有从外在的社会角度来阐述这种变化的过程，而是一直在心灵的暗河里缓缓潜行，将人性中细微处的微微卷曲书写到淋漓尽致。小说始终以余建英的内心情感变化作为线索，缓缓行进，却不时闪现出令人动容的精神挣扎。“一年中，很多事情都改变了。生命的挫折以各种面目出现，什么花样都有，伤痛来得剧烈、迅猛而持久。自以为幸福美满的家庭，被人挑开一层温情的面纱，底下竟一片狼藉。”在这样的叙事层面上，人物生活的变迁不是重点，小说的核心在于通过巨变的生活中的人性展示人们面对苦难时候的绝望与坚忍。余建英们的努力方向并不仅仅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更多的是在坚守内心和屈从现实之间的艰难平衡。“她梳理一下这半生，发现自己是个十足的背运鬼，长身体的时候赶上挨饿；找对象时赶上只讲出身不讲爱情；人老珠黄时赶上社会风气败坏，丈夫欠下风流账倾家荡产去还；儿子上大学又赶上高学费；本想做点小生意还债，却意外添了至亲的仇家。文不成篇，曲不成调，张皇无措。当然，她最大的伤痛是：她的丈夫不爱她。这才是最让人心灰意懒的。然而，每次回忆的尾声，余建英都提醒自己，日子终究要往好处过。”这就是“断指”般的人生，即使再“张皇无措”，也仍旧要“往好处过”。

《我想要的一天》

在另一种对照结构中，《净尘山》与《出入》两篇一长一短的短篇小说可以互为参照。《净尘山》中的张倩女患上了典型的深圳白领焦虑症，陷入了恋爱与减肥的双重困境中，她每天目睹父母暗斑丛生的婚姻而无计可施。父亲张亭轩自欺欺人地逃离到北方的留州，母亲劳玉则逃离到了似有若无的净尘山上。所有的人都在逃离，然而，所有的逃离都是想象性的，充满挫折感。张家看似平静如旧和各得其所，但张倩女时刻感受到的却是“这幅家常画面里暗藏着的惨烈、销蚀和幻灭，这里头，有一种绵密、隐蔽而阴险的力量，有一种无底深洞般地腐蚀性的快乐”。小说结尾处，张倩女仿佛看到“无数条小路通往云朵洁白的天空”。显然，通往精神彼岸的救赎之路虚无缥缈，毫无实现的希望。净尘山是母亲劳玉想象出来的乌有之处，而《出入》里的林君与杨玫夫妇却用行动实践着从城市生活和暗淡婚姻中逃离的梦想，林君到居士寮房短期出家，杨玫到幽兰会所接受潜能培训，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一个远离喧嚣的深圳，一个置身于深圳的激情深处。然而，住在林君隔壁的男人每夜痛哭好像涤净了心上的尘埃，却转身报名参加了幽兰会所的潜能培训课程。林君、杨玫夫妇的出世和入世没有摆脱精神困境，显然，那个中年男人也没法摆脱深圳这个巨大的磁场和充盈其中的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渴望。与这两篇小说相比，《通天桥》借助城乡之间的沟壑与断裂所展开的精神解析更具有隐喻性和反讽性。桥南的铁家村是工厂区，桥北则是半年之内就如“婴孩般疯长起来”的住宅区。面对桥对面日益高涨的楼价，铁家村人在通天桥上修了一堵墙，通天桥变成了巴别塔。所有人都对这堵墙憎恶之极，但又都无动于衷，毫无行动。这种在现实里看似合理的情节中展示了多维的城乡互动关系，更揭示了人性深处的犹疑与矛盾。

对日常性精神困境的蓄意逃离与仓皇回归，是蔡东小说又一个独特的叙事结构。最有代表性的是《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又名《昔年种柳》）中的周素格。在这些人物身上，蔡东展现的是人性的力量和面对困境时所能爆发出来的惊人力量。可以看到，这些小说中的主要形象都是深陷日常性困境的女性，她们的压力都是类似的——无法提供安全感的社会、无法真正沟通的男友或者丈夫、无法排解的精神苦闷。她们的处境也都是长期性的，她们被时间缓缓地碾过肉身。于是，周素格“听到了日子发出的声音，规律得让人听久了会发狂的声音”，康莲“百味杂陈地看见时间如何碾过肉身”，陈江流夫妻“谁也不容易，谁都没享福。他们生活在牺牲、操劳、恩义编织成的一张网里，紧密而沉重，谁都出不来了”。

蔡东小说里的大多数人物都需要自我救赎，避免肉身被沉重无情的时间碾过，同时，这种写作也是蔡东进行自我救赎从而抵达“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的方式：“我内心不安却又缺乏勇气，为了维持人生表面意义上的正常与完整，只能不踩红线，不溢出常规生活，于是，写作成为了一种调和，或者说，是一个自救的办法。它使我有机会游离和疏远日常生活，暂停家务活计，来到别有洞天之处”。可以认为，蔡东以自己的小说为我们创造了来自于现实生活但又充满更多挣扎与悲悯的“另一个天空”。

三、“哪儿的难民最多，万家灯火里”

蔡东在小说中，描写了各种生活现场及其旁观者，而这些旁观者往往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于各个文本之中，他们审视着生活，生活疏离着他们，而蔡东在文本之后观察着双方的惨烈互动。他们的精神症候是这个时代的馈赠，而他们的反抗则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病症的诗学记录和最佳证词。这些症候大多源于主体意识的觉醒及无处安放，也来自于生活方式巨变所产生的颤栗与恐惧。

其一，强烈的隐喻性书写与当代的现实困境。蔡东小说的注意力显然主要不在个体意义上的经验还原与感性生发，而是对外在世界始终持着开放与接纳的关注姿态，对芸芸众生的喜怒悲苦持着深沉的悲悯。对个体经验进行深层加工或者干脆从中跳脱出来，这是每一代作家成长的必经之路，蔡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种跳跃。因此，她仿佛横空出世，作品不多却已经达到了艺术上的初步成熟。绕开青春写作使得蔡东避免了对自我经验的简单重复和过于感性的叙事表达，这种写作经历极其重要，但还只是起点。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蔡东走出个体经验之后走进了对当下中国社会最深层、最本质、最变幻的部分的直接书写。

蔡东观察这个世界的视角是总体性的，具有同代作家中罕见的广阔、深入与冷静，而其作为女作家所具有的温情与悲悯更是自然而然地不断渗透进去，形成独特的诗学世界。首先，可以作为例证的是她为自己小说所取的名字。泛泛而言，中短篇小说的主题空间很大一部分是由题目与正文的意义关系来承载的。《无岸》、《往生》、《天堂口》、《福地》、《断指》、《净尘山》、《通天桥》、《小城》、《窄床》这些名字无不流露出浓重的隐喻气息和孤绝的主体姿态。蔡东通过这些小说题目构建起了每篇小说的核心意蕴，然后沿着这些意象对相关的生活内容进行铺展。于是，这些名词性的小说题目就变成了蔡东楔入社会现实的一枚枚坚硬的钉子，深深植根于万家灯火的都市中。其次，蔡东小说中的总体背景也是极富隐喻色彩的。这种隐喻行为是通过将现实逆向虚构化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她为“留州”、“深圳”、“铁家村”等场域赋予了完全个人化的诗学内涵，使其成为表现当代社会精神困境的宽泛载体，也使得小说主题越过平面的生活世界，迅速进入到海德格尔所谓的“世界的世界性”层面，也即人的终极存在层面。再次，蔡东的隐喻性诗学同时指向叙事结构和自我主体，昭示了其小说诗学向现实的介入深度，也呈现了其创作中主体的展开程度。蔡东的小说与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紧密相关，但又绝不将生活中的主体经验搬运到叙事中，一个例证是《毕业生》、《和曹植相处的日子》等有着明显的记忆痕迹，但是，即使这些小说也并没有陷入无节制的情感发泄，其中对生活困境的追问依然深入而锋利。

其二，显著的存在论姿态与深刻的精神辩证。“蔡东的视线，在生存、生活和生命三个维度上，不断延展，吃喝拉撒，柴米油盐自不必说，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困境和伦理困境，同样是她颇为用心之处。她也会思及死亡和彼岸，对于生死维度下存在困境的考量，超出简单的现实表达，而渗入了社会学、伦理学和哲学层面的各种思考。”蔡东穿过生活世界的方式就是对意义进行不断追问，从而实现从最物质层面的生存到物质与精神共同构成的生活层面，最终抵达纯粹精神的生命层面。无论描写余建英、郁金、周素格等为了基本生活而奔波的女性，还是陈江流、呼延飞、孟九渊、王春莉等对内心花园的坚守，蔡东都赋予他们强烈的时代性和深刻的思辨性。这些人物形象都处于各种挣扎状态，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自我认同出现了混乱，内心原本笃定的信念被社会现实的巨石撞得粉碎。于是，他们都走在重建内在认同与外在身份的漫漫长途中，他们的一切思考和努力都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活里重要的组成部分。

蔡东以存在视角深入探析人性的辩证结构，其直接结果就是小说中各个人物在现实与内心之间的挣扎与两难。从发现自我认同出了问题，到百转千回地自我拷问，伴随着人性温度的回暖，他们或者回到起点重新出发，或者干脆离弃，走上彻底的精神流放之路。作为生活现场的旁观者，现在，他们需要作出自己的最后抉择，愧悔地走进去或者伤痕累累地离开，要么妥协以保全自己，要么到更远的距离上继续旁观。蔡东坦言，“就我自己的创作来说，我的小说几乎都是写挣扎的。写的时候我脑子里经常出来一个画面。什么样的画面呢？两座山峰之间架起一座悬空的吊桥，人走在上面，危危颤颤，不管有没有风吹过来都晃荡不定。雾气弥漫，看不清下面是乱石，还是河流，什么都看不清楚，人们在桥上惶惶地、茫茫地受苦，写的时候，我和受苦的人们是并肩站立的，我愿意在小说里深究人生之苦，我也很喜欢写一段段踌躇徘徊的路。”在吊桥上并肩而立，应该看作蔡东小说的总体姿态和稳定立场，也是解读其文本的重要入口。对精神世界进行辩证书写，并不那么容易，但蔡东的表现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其三，温情的情感化叙事与悲愤的绝望底色。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特点，蔡东的小说叙事在情感维度上总体呈现为轻灵俊逸与沉郁悲愤相互交织的面貌。具体来说，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充满温情，甚至带有强烈的生活感性与女性品质，但是在触及到他们命运的种种外在因素时则显得峻急诮刻，因而在情感基调和情绪状态上呈现出明显的反差。这种复杂的情感表达也是蔡东的小说走向成熟的证据之一。

蔡东的小说里为人物们摆脱困境指出了自我调适与向生活妥协两条道路，对于前者，蔡东喜欢赋予他们优雅从容、持身自守的古典文化；对于后者，蔡东也给予充分理解，并预许给他们一个不那么灰色的未来。作为年轻的女作家，能以古典文化的出世之道来劝喻这些被生活遗忘的人物，令人惊奇。但是，如果考虑到她对生活现场的深刻反思，那么古典文化的频繁出场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时，对那些不得不妥协地俯伏在生活面前的人物们，蔡东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余建英对生活里各种不合理逻辑的妥协与利用，可以看出蔡东并不苛刻地对待这些人与事，反而始终投之以温情的眼光。

对于蔡东小说的审美品格，如下概括是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蔡东文学品质纯正，精神质地也厚朴，她对生活和生命存在有着难得的独立思考。她写人世种种磨难，下笔犀利，撕开生活表面的繁花似锦，恰如裂帛，那种令人心碎的疼痛和无奈，裹挟着些许的挣扎和反抗，真的是惊心动魄；而她的心里，终是有所依祜，生的慰藉与爱的底色，居于污泥浊水之上，那是生命的净尘山。”她对生活的理解恰如她自己所言：“哪儿的难民最多，万家灯火里”。通过叙事架构，蔡东全面揭示了现实生活的荒诞本质，尤其是现代人生活中无孔不入的心灵孤独与精神委顿。但凡人小事，小起小落，半悲半喜，也是其小说重要的内容。不管怎样，作为写作者的蔡东在自己小说里始终保持了倔强的叙事温情和真挚的悲悯情怀。

刘永春，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中国作家协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烟台市芝罘区作家协会主席。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