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洪权

于谦是《石灰吟》的作者，在我国可谓妇孺皆知。然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那么，《石灰吟》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呢？

《石灰吟》的原作者

解决《石灰吟》作者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找到《石灰吟》最原始的出处。据考证，《石灰吟》的最早版本出现于元末明初的高僧姚广孝撰《双莲忠禅师传》中。在这篇传记中，姚广孝详细记述了传主——宋末元初高僧释信忠禅师的生平事迹及其创作《石灰吟》的具体过程：

禅师讳信忠，字直岩，昆陵阳羡人也。生南宋宝祐癸丑。冠，出俗行，杜多行，衣弊茹枯，习禅靡懈。始来姑胥城西要途，凿井构亭以休行旅，暑则置汤茗济渴乏者，辛勤精苦十余年。

至元甲申，虎丘孤岩启公为忠剃落，受满分戒，时年三十有二。忠颅方目纤，貌寒猥，不越常人，而神异罕测，得无师自然之智，出语若茧抽泉决，信其为再来人也。未几，参云梦和尚，论无传授之道，忠投以偈曰：

了无一法与君传，万丈岩前月正圆。

半夜苦吟吟不就，冷烟深锁钓渔船。

云梦然之，曰：“子深得死生之旨者也。”戊子，出游五台，晚至云州，值一大涧，水潺潺，驶若飞矢。涧西有大石，名百丈峰，忠行倦就石，坐定中，忽闻人语曰：“汝随我指来。”省时，天已明，开目视身，恍在涧东。忠乃惑，入云州谒诸尊宿，抵京礼潮音妙辩法师，白以是事，皆曰：“护法神应验也。”后归吴，结庵宴坐，溥化四众持戒念佛，期同生净土，四方之信从者如归。

忠具智通，应用无方，邑民雨旸瘥扎，祷之辄验。妇怀娠者，求决女男，临乳必如所言。庵居，每谓使者曰：“今日有檀施至，可先修茗以接。”至期，果然。一日山行，遇虎，忠抚其背曰：“汝饥，我无肉济汝，汝去！”虎即垂首叹息而往，人甚骇之。于是化行邦国，至于高丽、日本，无不慕其道。

安庆平章范公舍所居宅为寺，请忠开山。遂往见。公曰：“知师得自然之智，可无语乎？”寺方甓，公以石灰为题，即成偈曰：

工夫打就出深山，烈火曾经煅一番。

粉骨碎身都不问，要留明白在人间。

《逃虚类稿》是姚广孝的文集，目前所能见到的版本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傅增湘跋旧抄本，抄写时间不晚于康熙五十六年;一种是清金星轺文瑞楼抄本，抄写年代当在康、雍之间;一种是丁丙跋清乾隆马氏家藏旧抄本，抄写时间不晚于乾隆三十八年。而在这三种不同年代的抄本中，均可见到《双莲忠禅师传》一文。

虽然《逃虚类稿》只有清抄本传世，但是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根据其特征断定，它就是初刻的《独庵集》。傅跋云：“然《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广孝所著初名《独庵稿》，殁后，吴人合刻其诗文曰《逃虚子》。今卷首标明曰《逃虚类稿》，次行题《独庵稿》，首尾完毕，即初刻之《独庵集》矣。”因此，《双莲忠禅师传》一文为姚广孝所作，当可无疑。

此传中的“安庆平章范公”，似指南宋投降元朝的将领范文虎。释信忠禅师正是应其所请，遂以石灰为题，赋偈明志。这首僧偈的具体写作年份虽不可考，但根据传文提供的线索，大抵可以推断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戊子（1288）至二十九年辛辰（1292）之间。即以此下限计，刘、于谦与孙高亮三人都还未出生。

与后世流传的各种《石灰吟》版本相比，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已在此偈中基本定型。就思想内容而言，此偈以石灰自喻，借歌颂石灰坚贞不屈的精神，以表达个人高洁的道德节操;就艺术形式而言，此偈采用了“平起式”的七绝体，主押上平声“十五删”且首句合韵，“出深山”“烈火”“粉骨碎身”“在人间”等关键性字眼都已出现。在《石灰吟》各版本中，这些重要特征均被继承沿用，仅部分字句稍有变动。

那么，如果没有更早的资料现世，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首僧偈就是《石灰吟》的最初版本，而释信忠禅师就是此诗的原创者。

《石灰吟》作者的演变

明永乐以降，《石灰吟》的原作者似已渐渐被人遗忘。在各种不同的记载中先后出现了于谦、李都宪、刘三位新的作者人选。

阎崇年先生在《于谦〈石灰吟〉指疑》一文中认为：“《石灰吟》为于谦所作，现能见到其最早的出处是明人孙高亮的《于少保萃忠全传》。”据此，他在一番论证后，将孙高亮指为《石灰吟》的作者。遗憾的是，这与事实并不相符。早在沈周的《客座新语》中，就已经出现了于谦创作《石灰吟》的记载：

少保大司马钱塘于肃愍公谦，景泰初监修京师时，见石灰，因而口占一绝，云：“千槌万凿出深山，大火坑中炼尔颜。粉骨碎身全不顾，自留辛苦在人间。”后公因主易储，惨致大祸，此诗预为之谶也。

沈周生于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卒于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字启南，号石田，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中期著名画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50），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从此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是年，沈周二十四岁，以时人而记时事，材料的真实性自然较有保证。

侯甸《西樵野记》，共十卷，成书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该书对于《石灰吟》也有著录，但所指作者却并非于谦，而是另有其人：

李都憲守三边，尝题石灰诗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后以边境猖撅，挺出，因裂其尸焉。令人仰节义，诚诗谶也。

李都宪，其名不详。《西樵野记》内容多涉幽怪之事，《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入“小说家类”，其材料自然缺乏可信度。有趣的是，王世贞竟在《弇山堂别集·史乘考误》中专门对此予以辩驳，并重新将《石灰吟》归至于谦名下：

《西樵野记》言：“李都宪守三边，尝题石灰诗云：‘千槌万凿出名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青白在人间。后以边境猖撅，挺出，因裂其尸焉。今人仰其节义，诚诗谶也。”按：他小说载其诗，语类于于肃愍，特小异耳。国朝无守边李都宪出战而死于虏者，惟正德中才襄愍公宽以轻敌死虏，然不闻有诗。此必因肃愍而误传者也。

《弇山堂别集》初刻于明神宗万历十八年，其卷二十至三十为《史乘考误》，史料考辨相当精辟，集中反映了王世贞的史学成就。王世贞十分敬佩于谦，先后撰写过《议处于肃愍公谥号修葺祠墓稿》《于谦传》及《于谦像赞》诸文。以他在明中期文坛领袖的地位和影响而言，他的论断无疑会影响社会主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从而对确立于谦是《石灰吟》的作者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是一部以于谦为传主的长篇历史传记小说。经孙一珍、苗怀明两位先生考证，它的问世时间绝不早于万历二十一年。于谦创作《石灰吟》的故事，被安排在第五回《于廷益大比登科，高孟升坚辞会试》中，成为小说塑造于谦形象的重要情节：

诸友复来请公看书。公亦因科举在明年，遂不远去，乃从众友之请，同到富阳山中读书，与众深相砥砺，甚为有益。公在馆中数月，一日闲步到烧石灰窑之处，观见烧灰，因有感于怀，遂吟诗一首，云：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后人观此诗，谓云：文章发自肝胆，诗赋关乎性情。观公咏桑咏灰，足见其忧国忧民，自甘廉洁，全忠全节之印证也。

明末清初，遗民孔自来在专著《江陵志余》中解释三节祠的来历时，又推出了《石灰吟》的第三位作者——刘。

在庚楼前，初曰“双节”，祀日南死事忠臣刘公、何公忠也。后以钱公镦配享之，乃称“三节”云……

附记：刘愍节（注：原文如此，误，当为“节愍”）公诸生时咏石灰诗云：“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光中走一还。粉骨碎身都不顾，独留清白在人间。”公身陷不屈，为蛮奴锯裂而死，烈士之概已见。诗载祠中旧碑，后被人讹作于忠肃句，亦忠烈之气相近耳。

孔自来此说最为晚出，但他所谈及的作者刘却比于谦还早。刘是明初人，历仕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四朝。在后世的史料中，只有清人所编的《江陵县志》大约出于荣耀乡邦的考虑，采纳了孔自来的观点。即便如此，县志的编撰者仍保留了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如《（光绪）江陵县志》虽在卷五十九“艺文”中著录此诗，题为《咏石灰》，刘作，但专门注明引自孔自来《江陵志余》。

清康熙直至近现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于谦创作《石灰吟》似已成为主流性的看法。

就官方而言，清圣祖《御选明诗》收录了该诗，冠题为《咏石灰》，作者于谦。至此，以无题形式流传数百年的《石灰吟》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诗题：

千槌万凿出深山，烈火丛中炼几番。

粉骨碎身都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

就民间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各种笔记、选本、专著中只要出现《石灰吟》，其作者几乎必注为于谦;另一方面，清人在编辑于谦别集时，对《石灰吟》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据阎崇年先生考证，明清两代于谦诗文集共有八种重要的版本。明代刊行的五种版本中，只有《（天启）忠肃公集》附录《补遗·诗》中收有《石灰吟》，而附錄部分尚有清人补刻的嫌疑。清代则只有三种重要的版本，除四库本《忠肃集》外，于继先编《（康熙）于忠肃公集》与钱塘嘉惠堂丁氏刻《（光绪）于肃愍公集》均对《石灰吟》予以收录，而《石灰吟》这一诗题也是在前集中首次使用并流传至今。

纵观《石灰吟》作者的流变过程，在原创者释信忠禅师湮没无闻之后，于谦说逐渐在竞争中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社会的共识。

从僧偈到名诗

《石灰吟》在数百年的流传中，经过了从无题到有题、从粗率到精致的历程。这种演变固然提高了其艺术性，可并不足以使其从一首借物寓志的僧偈飞跃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诗。作为思想性远高于艺术性的诗歌作品，《石灰吟》对于谦的依附才是它得以享有盛名的根源。二者的结缘并非偶然，它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吴承学教授曾在其文《人品与文品》中说道：“一篇作品假如出自不同作者之手，读者往往会读出不同的意义来。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假如出于无名氏，读者大概只能读出其伤春感怀之意，是不可能体会其由于抗金恢复之志无法实现的深刻痛苦和悲愤的。”此语主要是针对部分西方批评家将了解作者和了解作品强分两途，不讲究知人论文的感言，同时也揭示了不同的作者必然影响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这一客观真理。《石灰吟》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具有了以石灰喻节操的深刻内涵。而这种崇高的境界逐渐为最广大的人们所深刻体悟和普遍接受，则始于谦被认定为其诗作者之后。

《石灰吟》的最初版本只是释信忠禅师所作的一首僧偈。如果这一真相没有被历史忘却而得以流传至今，对于《石灰吟》而言或许更是一种不幸。因为，释信忠禅师固然是一个法力强深并多有善举的有道高僧，但其生平事迹却很难让鉴赏者产生与其诗直接相关的联想。如此一来，以石灰喻节操便单纯地成为一种巧妙的设喻，能够令人赞赏，却不足以激发人们心灵深处极其强烈的震撼。

释信忠禅师之后，《石灰吟》又先后有了三位作者——于谦、李都宪和刘。与释信忠禅师相比，这三人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有能与《石灰吟》寓意暗合的显赫事迹，都是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李都宪为抵御蒙古人的入侵，惨遭分尸之难;刘德为平定安南叛乱，遭遇敌围，杀身成仁。两人的事迹已是可歌可泣，可是与于谦相比，似又稍逊一筹。于谦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人们对他的事迹可谓耳熟能详。而对他的评价，当以《明史·于谦传·赞》最为全面和公允：

赞曰：于谦为巡抚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艰虞，缮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谦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变起夺门，祸机猝发，徐、石之徒出力而挤之死，当时莫不称冤。然有贞与亨、吉祥相继得祸，皆不旋踵，而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卒得复官赐恤。公论久而后定，信夫。

于谦忠心体国，功勋昭著，却又遭受莫须有之冤，含恨九泉。他的事迹与南宋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十分相似，后人往往把两人相提并论。

正如《满江红》之于岳飞，《石灰吟》之于于谦也是一种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关系。《石灰吟》令于谦的崇高得以更为感性地呈现;于谦则使《石灰吟》本已具有的高度思想性得以接近极限地发挥。诗中的喻体与本体，即石灰与于谦的高尚志节，合二为一，浑然天成。在真相不明的前提下，面对《石灰吟》的真实作者释信忠禅师与理想作者于谦两个答案，绝大多数读者无论是出自理智抑或感情，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于谦成为《石灰吟》的作者，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于谦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于谦生平以江山社稷为重，写诗只是余事，但他的诗直抒胸臆，质朴刚劲，与当时居于垄断地位的台阁体诗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特别是那些抒写自己坚贞节操的诗篇，更是奠定了他在明代诗坛的地位，如《咏煤炭》：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这首诗借吟咏煤炭表达作者愿为天下苍生不惜自我牺牲的高尚情怀，也是一首广为传诵的咏物抒怀的佳作。不难发现，其艺术构思与《石灰吟》有异曲同工之妙。既然于谦可以写出与《石灰吟》主题接近的名篇，人们接受于谦是《石灰吟》的作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于谦本不是《石灰吟》的作者，绝大多数的人们却愿意相信并接受他创作《石灰吟》的观点，乃至如今这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常识。这种现象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学占统治地位时所形成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即对作家“文如其人”，或者说文品与人品和谐统一的深切期许和希冀。

“文如其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经典命题，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至今仍争论不休。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不少“文不如其人”的实例，但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主张文品与人品完全统一的观念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谦的评判，正是这一观念在现实中的体现：

谦遭逢厄运，独抱孤忠，忧国忘家，计安宗社。其大节炳垂竹帛，本不借文字以传。然集所载奏疏，明白洞达，切中事机，较史传首尾完整，尤足觇其经世之略。至其诗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济，未尝于吟咏求工，而品格乃转出文士上，亦足见其才之无施不可矣。

这一观念不仅为大多数批评家所认可，更是无数普通民众的共同信仰。或许限于学识等因素，普通人无法像批评家那样系统化、明确化地传达自己的理念，但无妨于他们以鲜明的爱憎來表现立场。中国从不乏单纯的文学家，但要在人民大众心目中享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和声誉，却必须像屈原、杜甫、范仲淹、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人那样，具备德、文双馨的典型特征。这种选择自己敬仰对象的标准，无疑突出地体现了民众对于“文如其人”的要求和渴望。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一个人所写的东西的伟大，倚赖于他所写的其他东西，和他所做的其他事情。”于谦勋著天壤，忠塞宇宙，在明代中期就已经声名远播，“今勿论海内学士大夫，瞻斗杓而仰河岳，即田夫墅叟，粉黛笄袆，三尺童竖，语公事业，则颜开;谈公怨愤，则色变……”正是与于谦这位不朽的民族英雄的完美结合，思想性明显高于艺术性的《石灰吟》才最终成就了千古声名。

《石灰吟》并非于谦所作，真相或许有些令人失落。毕竟，作为爱国主义文学的经典名篇，《石灰吟》与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诗篇，千百年来一直温暖并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的爱国主义情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孜孜以求于还原真相，便未免显得有几分不识趣了。幸好，这个并不怎么美丽的真相仍丝毫无损于谦的光辉形象。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他仍将如一座永恒的丰碑，在世世代代中国人景仰的目光中亘古长存。

（选自《文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