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英立场”到“草根情结”：40年高考政策价值取向演变的社会学分析

2018-01-06陈丽孟凡丽

高教探索 2017年12期

陈丽　孟凡丽

摘要：高考制度自1977年恢复以来，其政策价值取向呈现出由全然的“精英立场”向显露“草根情结”的转变。究其原因，这种转变是在世界发展格局变化的背景下，由中国国家建设和社会结构变迁共同催生而成的产物。然而，高考政策的“精英立场”与“草根情结”存在着天然的对立，形成二元悖论。当前，面对中国社会呈现倒“丁”字型结构和阶层固化日趋严峻以及社会公众公平公正诉求日益高涨的局面，高考政策应当摒弃过去那种仅仅以“人的素质”为筛选尺度的“精英立场”，避免政策成为社会精英阶层掠夺底层草根群体的合法化工具，应当将“人的需求”和“人的素质”作为共同的基准，在选拔国家建设所必须的社会精英的同时，给予草根群体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匮乏形成的社会原因的考量，更加关注社会底层的诉求和夙愿，为草根群体搭建实现社会流动的公共通道，实现高考政策“精英立场”和“草根情结”的均势。

关键词：高考政策；价值取向；社会分层；精英立场；草根情结

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伴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推进以及社会结构的革新，高考逐渐被演绎为一种隐匿的社会地位、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机制，由原来被认为是嵌入教育场域的公民个体话语，逐步超越学校边界而转变为一个涉及阶层流动的公众社会议题。如今，当“改革”成为高考政策强势建构的特质和满足公众诉求的标识时，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是公共权力部门对不同社会阶层的认知态度和价值观念，直接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症候。在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之际，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和解读高考政策的演变历程，诠释高考制度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之间的深层关系，将是今后科学公正地优化高考政策，促使高考对中国社会进行合理分层的可能路径。

一、40年来高考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历程：新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见证

高考制度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更是一种社会分层机制，“选拔什么样的人”和“怎样选拔人”的价值取向既客观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诉求，也形塑着中国社会结构的阶层流动。纵观高考改革史，高考政策价值取向在过去40年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主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一）高考政策“精英立场”的确立（1977-80年代中期）：政治分层向经济分层社会结构转型的诱发

建国初期，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规制下，以“集体化”和“均等化”为分配原则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用暴力革命和低息赎买的方式，将农村土地和生产工具均分给农民，消除地主阶级，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公有制的同时，也使得政治身份取代经济收入成为标识中国公民个体差异的准则。而此后大规模开展的整风、整党、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则又用“右派”、“有严重历史问题”等“政治带帽”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新中国社会结构由“政治-身份”分层的格局，彻底颠覆了过去旧中国社会结构由“经济-声望”分层的局面，最终将新中国建构成为一个由干部、工人、农民构成的非财产型三阶式社会结构[1]。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历史和事实均昭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建设根本难以适应世界现代化进程和工业化发展需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政治生活向经济建设转型则成为文革后全中国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共识。这种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体制转轨直接招致国家对公民个人财产的承认和社会经济分层方式的确立。显然，当社会转型和经济分层需要由政治言说和思想话语转化为策略行动和国家实践时，以往那种以家庭出生与阶级身份为标准选拔出来的学生和以政治理论知识与农业生产劳动为教学内容的高等教育难以为中国社会向经济转型供给所需的建设人才。在经济境遇下，科学知识成为提高生产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要素和决定力量，并不断重塑着社会理念，重构着社会语境，其结果是使得中国选拔建设人才的标准由政治身份转向知识素养。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就是国家实现人才选拔标准由单位根据政治身份推荐转向凭借个人知识考取的实施策略。只是鉴于当时由救亡图存和寻求民族独立以及文革浩劫等历史因素而造成的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知识理论匮乏、科技创新停滞的状况，高考制度恢复初期，统一命题、文理分科、逐步提高外语成绩的录取分值、分地区定额录取等政策改革均是围绕“知识多寡”的尺度来选拔“知识储备型”精英人才所做的尝试，形成一种“知识记忆型”的“精英立场”。

（二）高考政策“精英立场”的巩固（80年代中期-90年代末）：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驱动

80年代以后，中央“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发展策略的确立和“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奖金制”等分配制度的实施，开始从实践层面重构中国社会形态。特别是1984年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适当发展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承认雇工的合法性”的明确表态，在赋予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合法身份的同时，也开启了變革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道路。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正式明确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重大政策的出台则又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将市场经济完全建构成为国家建设场域中合法的话语体系和行动策略。显然，这种市场经济在实践领域的植入使得知识精英逐步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成为权力阶层而掌握着国家发展决策的话语权，既变革了资源在社会群体中的配置数量和方式，又稳固了经济分层的社会机制[2]，最终促使干部、工人、农民三阶式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生成私营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服务人员等许多新兴阶层。

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直接导致分配方式由“无视差异，注重结果”的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按劳分配转变。这种以知识贡献力和含金量来决定效率和效益的分配格局以及涵盖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完整教育体系的形成在日益突显科学文化知识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功能的同时，也逐步提高了经济建设对精英阶层的知识要求，强化了知识在社会经济分层机制中的中介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理论匮乏”时代的那种“知识记忆型”精英人才已经难以适应改革开放深入期科技时代由生产力大幅提升所引发的社会对知识诉求由“知识记忆”向“知识应用”的变革，“如何运用知识”成为筛选社会精英的标准。据此，这一时期，高考制度所采取的对美国标准化考试的引入、保送生招生高校范围的扩大试点、与新课程相配套的“3+2”和“3+X”科目改革、“合格+特长”的录取模式、上海单独命题与考试的试点、英语听力计入高考成绩等举措，实则是国家为应对中国社会知识诉求变革而做出的由过去考核知识“是什么”转向“如何用”以及如何才能选拔出最会运用知识的人才的探索，践行“知识应用型”的“精英立场”。

（三）高考政策“草根情结”的初显端倪（新世纪至今）：城乡、区域二元结构日趋分化的倒逼

新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知识创新为特质的产业升级和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建设以及激烈的全球竞争，迫使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培养大批高、精、尖创新人才。这种对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使得这一时期的高考制度通过实行高校自主招生、扩大自主命题省市范围和不分科文理以及多元化录取等措施在明确知识创新能力重要性的同时，也捍卫了其“知识创新型”的“精英立场”。

在秉持“精英立场”的同时，中国社会结构的严峻形势也逼迫高考政策初步显现“草根情结”。众所周知，中国社会城乡之间一直存在着二元区隔。“一个是农村中为数极多地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着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个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有势者的家庭”。[3]在新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构社会分层，成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户籍制度和待遇福利等“控制性”和“富裕分先后”政策变量的掣肘和阻碍，城乡之间的这种区隔最终由行政属性差异所招致的政治区隔演变为由资源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经济区隔，并且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而急剧扩大。世界银行组织调查指出，1979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①为0.33，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则是当时全世界的最低水平。[4]同时，《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中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1985年的1.86：1扩大到2013年的3.08：1。201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也认为，目前中国位于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5]201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67，位居“高度不平等程度”。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其实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早在2008年就已经超过0.5。[6]

如果说城乡分割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显著特征，那么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地理特性和政策变量以及文化特质等因素所招致的区域经济分野，东部地区经济的结构性倾斜是中国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在1980年到2006年间，东部地区的生产总值（GRP）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由43.6%提高到了55.7%，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别由22.35%、20.4%下降到了18.7%、17.1%；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相对水平从1980年的128.7、78.6、71.2变化为2008年的148、71.2、63.8。[7]东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比由1985年的1.29：1扩大到2013年的1.86：1，甚至在2005和2006年时曾达到2.06：1。[8]尽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等重大举措被中央投放到中西部地区，全国正在逐渐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格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利好态势，但是，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分野已经演变为表征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的一种不争的社会事实，并且这种差距在一段时期内难以缩小，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当城乡分割、区域分野的二元结构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现实语境，并逐渐演变为一个深层次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时，伴随着世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和权利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拓展，中国公众对自身权利和发展成果力图公平共享的诉求则倒逼“注重社会公平”、“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9]成为新世纪以来国家战略决策和制度安排的核心议题，以顺应中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社会建设为重心”[10]过渡，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抉择。当这种注重公平和公正的社会诉求投射到教育场域时，作为圈定“谁是精英”社会分层机制的高考制度则难以仅囿于教育场域的自我言说而独善其身，不得不将其镶嵌在社会视野之中，开始关注底层“草根群体”的价值诉求。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国家实施的“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和“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转向计划”、取消艺术和体育等特长类加分项目、增加全国统一高考命题省份、不限制考生报考条件等高考政策均是在正视城乡、区域二元结构日趋分化现实，充分考量资源配置不均、政策变量影响等后致性因素和社会流动困难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一种回应社会底层“草根群体”公平公正和意图流向上层诉求的应激策略。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异地高考政策的出台更标志着由户籍制度改革倒逼权力阶层对中国社会城乡、区域二元区隔现状的深入破题，力求表达和诠释城市利益既得阶层对农村利益被剥夺群体的尊重与接纳。事实上，这一系列重大突破改变了过去高考政策仅以“人的素质”作为分层尺度的单一局面，开始关注“人的诉求”，特别是底层群体的诉求，已经由以往全然的“精英立场”，初步显现“草根情结”。

二、社会学视角下的政策博弈：高考政策“精英立场”与“草根情结”的二元悖论

当过去不同国家间那种由意识形态和自然资源而诱发的“军事侵略”演变为由多元文化和经济优势而招致的“科技竞赛”时，知识则取代劳动力和资本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标识着一个国家国际交往与竞争的话语权。知识创新从概念提出到政策形塑再到实践诉求，已经上升为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战略与实际行动。《美国国家创新战略》和《欧洲2020战略》以及《数字日本创新计划》等无一例外地将知识创新作为增强国家竞争力和保持国际优势的重要支撑。就中国而言，从2005年国务院下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开始，到2016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出台，已经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由国家意志层面的政策话语和政治抱负转化为国家实践领域的目标系统和行动策略。《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11]的规划目标和国家正在实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均需要将创新作为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将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力量的象征。无疑，这种战略目标的确立和对知识创新的确认再次重申了精英人才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位势。世界发展的历史和潮流均告诫我们，无论世界怎样变革、社会如何流变、中国怎么改革，高考政策的“精英立场”永远都不会有所撼动，相反，在高竞争的全球语境下却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知识与社会生产生活的紧密结合使得知识创新已经突破过去那种仅囿于某一学科系统，与知识应用相分离来拓展知识的学术型生产方式，而是更多地在跨学科、情景化的实际问题中与知识应用相整合来建构生成。[12]所谓“依智不依识”的朴素语言正是向我们阐释了这种基于现实情境来运用和创新知识的重要性。换言之，信息时代所需要的不再是“知识记忆型”和“知识应用型”而是“知识创新型”的人才，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创新知识的精英人才，“精英是通过心理测验被精确而公平地选择出来的”。[13]因此，信息时代由知识生产场域变化和知识转型所引发的人才素质结构重组的现实迫使高考政策必须遵循“问题逻辑”，持守“能力本位”的精英人才观。这种以“创新”、“跨学科”和“问题解决”为特征的“精英立场”则秉持“重能力”、“重素质”和“优中选优”的理念，倾向采取多样化的评价方式，通过提高考试内容的复杂程度来有效区分不同“人的素质”。

长久以来，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呈现为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占全国16-64岁劳动者总数的63.2%的人构成“丁”字型的一横，在这些人员中农民占到了91.2%，占全部劳动者的58%，与5.2%的其他体力劳动者共同组成了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底层。更令人忧心是，这些底层人员并不包括农民工和乡镇企业工人。“丁”字型很长的一竖主要是由居于城市中的一系列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阶层构成。相较于金字塔型结构，这种“丁”字型是非此即彼的二分式结构，阶层之间没有过度和缓冲，界限更为分明。由于这种“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过于庞大，且与其他群体之间呈直角式连接，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是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状态。换言之，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使得社会群体总是处于一种对立、矛盾、冲突的张力状态之中，这种社会状态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危机。[14]

如果说建国初期，在户籍制度的严格管控下，底层的农村群体尚能通过高考和参军以及工矿企业招工的方式实现向城市阶层的流动，那么在贫富差距巨大，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能够与文化资本直接“兑换”的今天，高考则成为底层农村群体实现向优势阶层流动最直接、最有效，甚至是唯一的通道，也是弥补中国社会由户籍分野这种后致性人为因素而导致的城乡区隔、流动停滞、贫富差异日益加剧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心理失衡和公正失衡的有效手段。尽管高考制度一再备受争议，饱受詬病，但是它漠视个体社会地位差异而给予每个人相同的机会平等竞争，尤其是在重视社会资本，“不患寡而患不均”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文化生态的中国社会，高考对于底层农村群体早已远远超越了教育范畴，成为缓解社会“结构紧张”状态的“安全阀”[15]。据此，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境遇下，高考改革必须深深怀有“草根情结”，深切关注和深入体悟社会底层农村群体的弱势地位。高考政策的建构也应当能够有效倾听和采集社会底层群体的诉求，满足社会底层群体实现向优势阶层流动的美好夙愿，以科学合理的社会分层促使中国社会由倒“丁字型”向“橄榄型”结构转型。这种“草根情结”取向规约下的高考政策，必然要慎重审视底层群体由于各种资本匮乏而导致的劣势地位，秉持“重知识”、“重记忆”和“普惠”的理念，偏向采取单一的评价方式，通过减少考试内容的复杂性来观照“人的诉求”。

显然，在社会和教育的不同语境下，高考政策的“精英立场”与“草根情结”两种价值取向在各自辩护策略的自圆其说中难以达成共识，存在着天然地对立。在当下中国社会深层变革的背景下，高考政策的这种价值博弈极有可能演绎为一场教育领域对社会生态视域内公共治理“革命”的“改良”与“对决”。

三、社会视野中的公平忧思：高考政策“精英立场”与“草根情结”的合理张力

作为社会分层机制的高考制度，在面对国际竞争和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形态时，尽管“精英立场”和“草根情结”价值取向存在着二元悖论，但保持两者之间合理的张力是高考政策对复兴中华民族和改善社会结构发挥正向功能的必然选择。新世纪以来，尽管高考政策已经初步显现“草根情结”，但帕金的“社会屏蔽”理论指出，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并以此设计一定的程序，从而将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16]北上广等地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则是对该理论最好的注释和最佳的代言，由于其严苛的准入条件和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异地高考政策所饱含的“草根情结”价值被地方利益合法地过滤与剥离，已经演绎为城市阶层屏蔽农村阶层的合法性工具，这与国家出台该项政策的初衷明显背道而驰。

自建国以来，由于资源短缺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中国高校形成阶层等级格局已经是一种不争的社会事实。发轫于1954年的《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首次以国家意志和政策主导的方式来划分高校等级，确立了首批6所全国重点大学。此后，除“文革”外，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对高校的分层行动逐步强化，特别是90年代以后，肇始于《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高校的阶层分化。2015年出台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又成为另一种隐性的高校等级排位方式。目前，尽管教育部已经废除了“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大学分类的相关政策，但是这种高校等级格局已经演变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考试文化”，即公众对高考的诉求已经从“考上大学”转变为“考入重点高校”、从拥有“学历”转向强调“校历”[17]。当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公民权利时，高考和“校历”的社会屏蔽与阶层循环功能则日趋强烈。有学者通过对现阶段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的22所高校的调查研究发现，父母的社会阶层、文化程度和行政职务高，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在重点大学等高层级院校中获得更多的入学机会，而父母的社会阶层、文化程度、行政职务低，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多聚集在二本、三本、大专等低层级院校当中。[18]当前，由户籍制度所招致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19]体制格局制约下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与城乡结构的高度耦合，使得利益和权力阶层通过以知识储备、应用和创新能力以及综合素质作为阶层流动的“地位准入”筹码，而将隐匿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本在社会分层和筛选中得以公平化、合法化，以完成对自我利益追逐的神圣化包装，形成三种资本与高校阶层结构的“共谋”，促成中国社会结构与城乡结构、高校等级结构三者的重迭，最终实现社会结构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直接投射和阶层复制。

此刻，我们有理由对曾被誉为“人人平等”的高考制度产生深深地公平忧思。今天，当户籍分隔和贫富差距巨大以及区域分割这些原本属于后致性的因素已经逐渐转变为社会底层群体在高考制度中的先赋性劣势时，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关于“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和“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的措施，是否会进一步沦为经城市优势阶层“公平化”和“合法化”粉饰后，隔离和掠夺底层草根群体的砝码和利器？是否会造成农村底层群体注定成为被城市人标签化为次等教育的高职院校的宠儿、城市优势群体天然地成为被公众标签化为精英教育的重点院校的骄子的尴尬局面？当其他社会流动通道封闭时，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出台和增加农村学生在重点高校中人数的做法，相较于中国社会公平体系宏大的话语叙述和国家理想以及庞大底层群体强烈的流动诉求而言，无异于沧海一粟、杯水车薪，仅能望梅止渴而已。

无独有偶，当中国深入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和世界大国角力，社会精英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之时，“草根群体”也在用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的万人高考誓师大会向中国社会表达着底层的焦虑和抗争。如今，当巨大的“草根群体”已经成为一种无法漠视和忽略的社会事实时，“草根群体”更应该成为一种价值关怀、一种制度安排。我们希望，未来在精英主导的国家改革话语中，高考政策能够在“精英立场”和“草根情结”的两难问题和艰难抉择中寻求合理张力和动态平衡。我们也相信，亦如英国学者克里斯·布拉莫尔所说的那样，在“转型之路标志着中国引领世界时代的真正开始”之时，中国的精英人士不曾忘却和遗失社会底层的“草根群体”！

注释：

①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测量贫富差距的方法，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该数值越接近于0则表示越均等，而越接近于1，则贫富差距越大。按照国际经验，该系数维持在0.3-0.4之间，称为“中度不平等程度”，高于0.4则称为“高度不平等程度”。

参考文献：

[1]林毅，张亮杰.新中国阶级阶层社会结构演变历程[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65.

[2][6]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测量与分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72.115.

[3][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20.

[4]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59.

[5]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2[R].2012：47.

[7]魏后凱，邬晓霞.“十二五”时期中国区域政策的基本框架[J].区域与城市经济，2010（12）：30-48.

[8]陈冲.基于消费需求最大视角下的最优居民收入差距研究[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34-42.

[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2005-10-1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0/18/content_3640318.htm.

[10]王小章，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社会建设为重心”[J].浙江学刊，2011（1），182-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