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理，宋玉蓉

(1.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2.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东 广州 510440)

荆江流域堤垸围垦的生态人类学研究

袁 理1，宋玉蓉2

(1.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2.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东 广州 510440)

堤垸围垦是荆江流域农业生计的主要形态，堤垸因此成为该区域特有的聚落形态。堤垸自然生态系统与地方文化所形成的耦合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状态，能够保证堤垸农业生产获得居民所期望的经济效益。通过梳理堤垸的发展历程，探讨人口增长、堤垸农业与灾害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见这种耦合关系并非一劳永逸。在生态制衡被打破之后，洪涝灾害和疫病的发生会调适人口的增长与堤垸的开发，新的适应策略建立后，环境与文化的耦合体重新归复稳定。

荆江流域；堤垸围垦；血吸虫病；生态人类学

一、引言

2016年汛期的强降雨造成中国多流域发生洪涝灾害，尤以南方地区为甚；其中两湖地区的渍涝较为明显，伴随有多处堤垸溃口或主动行洪，造成当地居民人身和财产损失。这轮强降雨所造成的洪涝灾害与往年的干旱形成了鲜明对比，再度引发了人们对大型水利工程的讨论，并进而引起了人们对江河流域围水造田的深刻反思。

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尤其是其核心地带荆江流域，围水造田的主要形式是围挽堤垸，堤垸因此成为这一地区特有的聚落形态。《楚北水利堤防纪要·湖北水利篇》云：“民间于田亩周围筑堤，以防水患，其名曰垸。每垸周围二三十里、十余里、三四里不等。”[1]简言之，垸是两湖平原围水造田的环形堤坝。堤垸中开垦垸田，在农田水利史上，“垸田是专指两湖地区围湖造田而言”[2]。

生态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关注到“限制性因素的排除”这一难题。生态系统中，一些能量流会受物质短缺或过度丰裕等自然条件的严格限制。因此，人类使用文化的方法减轻这种压力并增加系统中的能量流。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排除水源的限制，在水过量的地区和时节，譬如地势低洼的水涝地区或洪涝季节，通过堤坝、垄田、台地等技术克服水分过多的问题，把以前不能利用的土地用于生产。本文所要探讨的堤垸就属于这一形式。杨庭硕教授讨论了长江三角洲精耕细作的稻田农业模式向长江中游转移的案例，汉族移民以此去加工利用这一地区的浅水水域，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这一模式下的围水造田暴露出严重的生态隐患。杨庭硕教授就此指出，对同一种文化来说，其最佳自然生态系统只有一个，该种文化一旦高度适应于该自然生态系统后，对其他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会明显下降[3]。这一案例的展示也与本文田野点的观察吻合：19世纪中后期，荆江流域的堤垸围垦达到一个峰值，人口急剧增长，洪涝灾害频繁，血吸虫病开始流行。

在荆江流域，当地居民通过对水量过多的限制性因素的排除，在区域内的洲滩、浅水湖泊和湿地上修筑台地、围挽堤垸，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这种适应获得了巨大的农业效益。但限制性因素不是单一存在的，适应会产生新的问题，适宜的自然环境孳生了钉螺和血吸虫，聚落中的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面临感染血吸虫病的高风险。因此，人们必须通过文化行为对新的限制性因素进行排除。可见，当地居民围垦堤垸开发低地的过程，就是不断与新的限制性因素竞争的历史。

本文试图通过对以石首县为中心的考察，探讨荆江流域乃至两湖平原堤垸围垦的生态人类学问题。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富有特色的聚落形态，堤垸承载着长江中游独特的人文生态，见证了历史进程中两湖地区人与资源的博弈，蕴含着流域生态环境相互调适与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堤垸得以成为认识该地区生态环境关系及其历史演进过程的重要观察点，其研究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生态人类学课题。通过对堤垸围垦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反思江河流域人与生态的关系，对破解当下长江流域频繁的旱涝灾害问题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生态人类学的启示。

二、石首县堤垸的发展历程

南宋以降，荆江流域的居民在广袤的湿地上不断围挽堤垸，开发和利用湿地，攫取地力。迄今为止，荆江流域依然分布着数量庞大的堤垸。本文所选取的田野点为荆江流域的石首县。荆江是对流经荆州这一段长江的称呼，从水利上具体指长江自湖北枝城至湖南城陵矶的河段。

在堤垸围垦情形中，石首既能代表荆江流域的普遍情况，又具有某些特殊性。荆江河道的频繁改道，造成石首境内长江故道、湖泊和湿地众多，水资源丰富。为应对洪泛和内涝的双重危害，台地、堤垸等聚落形态高度发达，至今业已形成完整的4级堤垸系统。

首先，石首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石首在地理上处于两湖平原的过渡地带。在荆江流域的所属州县中，唯独该县被长江一分为二，江北属于江汉平原，江南属于洞庭湖平原，勾连起了著名的两湖平原，具备“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地理优势。在水利上是考察“(长)江(洞庭)湖关系”的理想场所。其次，石首在荆江水利中的特殊位置。荆江分为上荆江和下荆江，下荆江属于蜿蜒性河流，“九曲回肠”即特指下荆江，石首县就位于下荆江之首。河床的频繁摆动使得该河段的水情复杂，长江故道林立，洲滩湖泊围垦而成的堤垸星罗棋布。洲滩湿地环境又是血吸虫及其中间宿主钉螺孳生的理想场所，血吸虫病成为堤垸围垦的伴生物，疫情常年居高不下。因此，石首县的堤垸围垦状况在荆江流域乃至两湖地区都极具代表性。

(一)清朝时期堤垸的发展

堤垸的起源尚未有确切的时间，但荆江两岸开始大规模修筑堤垸是在两宋时期，尤其是靖康之役后，宋都南迁，黄河流域一带居民也随之南下，由于基本生计和战争物质的需要，朝廷和民间都开始围垦江汉平原的湿地和沼泽。至南宋时，由于不断的泥沙淤积，云梦泽开始解体，出现了许多高阜，为围垦创造了条件。大规模与水争利的堤垸围垦也促进了荆江统一河道的形成。元代林元所著《重开古穴记》载：“宋以江南之力抗中原之师，荆湖之费日广，兵食常苦不足，於是有兴事功者出，而画荆留屯之策，保民田而入官，筑江堤以防水，塞南北诸古穴”。①*①[清]张坦,成师吕编纂,石首县志卷六艺文,清乾隆元年(1736年)。史载“孟珙之帅荆湖也，大兴屯田，首秭归、尾汉口，为屯二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蒙古方张，不敢以荆南为意。”②*②[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四·荆州府,清稿本。这应为荆江流域大规模兴筑堤垸之肇始。引文所涉及的6个古穴口，其中杨林、调弦和小岳3个穴口都在石首，它们也在南宋时期的屯田后淤塞。由此，我们推断石首堤垸的兴起当在南宋时期。

由于相关资料的匮乏，我们尚不能知有明一代石首堤垸的情况。但有确切的地方志资料表明，迟至清朝初年石首的堤垸已相当繁盛了。

康熙六年(1667年)更名田，刺激了垦荒的发展，为了保护垦荒的成果，保障粮食收益，围挽堤垸自然是必要的。根据乾隆元年(1736年)的地方志记载，这一时期，石首境内至少已有堤垸30个以上。③*③[清]张坦,成师吕编纂,石首县志卷四堤工,清乾隆元年(1736年)。四乡之中，尤以北乡堤垸众多，约占全县堤垸的半数，而东乡堤垸最少。在乾隆元年(1736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时间段内，石首堤垸的变化并不明显。④*④[清]王维屏,徐佑彦编纂，石首县志卷二方舆志·江防，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经过70年的发展，至同治五年(1866年)时，全县的堤垸分布更加密集，据不完全统计堤垸数已经达到42个。⑤*⑤[清]朱荣实,傅如筠编纂，石首县志卷一方舆志·舆图，鄂垣冷文秀刊，清同治五年(1866年)。与乾隆六十年(1795年)比较可见，在石首东乡，新增罗城垸、陈公垸和陈公东垸，表明东乡的围垦规模明显扩大。在西乡，新增高家垸，黄陵垸还分修固成、东西南北垸若干垸。南乡则新增横堤垸和港口垸。在北乡，原来的三个江心洲已经靠向长江南岸，演变成为江边洲滩，张城垸已经在同治四年(1865年)重新修筑，张惠垸分为南、北两垸之后还新修张惠东垸，新增黄金垸和同人垸。堤垸围垦在县境四乡全面发展。

(二)民国时期堤垸的合并与重组

清末民初，荆江流域水患连年，石首县境长江以北的堤垸数量剧减，至民国末年之时仅有古堤乡和永护乡的13个主要堤垸留存。县境江南因有部分丘陵地形，且是县府所在地，堤垸维护相对比较完善。

民国十四年(1925年)，萧耀南编制“湖北堤防图表”，图表中石首县仅记录在册的堤垸数就有29个。①*①[民国]萧耀南,王兆虎著，湖北堤防纪要卷二民堤图说·石首县堤防全图，铅印暨石印本，1925。根据堤防全图显示，1925年石首县的堤垸分布与清末相比已有明显变化。在东部，陈公垸已经分为东、西、上三垸；三合院也已经分为上、下两垸；顾复垸新添护堤西垸；同时，永锡洲得到围垦，先后围挽了永锡老垸、永锡合新垸、永锡合北垸和万家垸。在东北部，新增张智南、北两垸和易家垸。南部新增护堤西垸、鲁公垸、盘林垸、双护垸。西南部新添天合垸、黄都垸、鼎兴垸和上福星垸。西部新增文昌垸、护堤垸、大美垸、天兴垸、合宇垸、管家垸、永康垸和长乐垸。北部新增叶家垸、永护垸、罗公垸、羊子垸、军垸、东固垸和张胡垸等。仅就地图比较而言，与同治五年(1866年)的情形相比，石首全境新增堤垸至少36个。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26日，石首县政府在县府大礼堂召开年度防汛会议，根据参会报到的堤垸代表和防汛委员配备一览表，我们统计得到石首当时的堤垸数量至少为60个以上。

(三)1949年以来堤垸系统的逐步完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县东的石华垸和锅底垸率先合并围挽成新的石锅垸，后讹称为石戈垸。1956年，石首西南藕池河流域的众多堤垸不堪历年洪水侵袭，沿河两岸的大兴垸、天合垸、谦吉垸、复陵垸、业成垸、合兴垸与合安等垸并垸围挽，统一修堤防洪，改称联合垸，并一直沿袭至今。

1951年，石首江北的罗公垸、梅王张垸、张惠南垸和肇易北垸4个堤垸合并围挽成四民垸。1952年初，中央政府作出兴建荆江分洪区的重大决定，并由荆州行署专区承担荆江分洪工程。为了安置移民，石首在江北洲滩围挽人民大垸，以寓“人民的力量”之意，将四民垸等大小17个堤垸围成一体，该垸东西宽17公里，南北长14.5公里，自然面积216平方公里，是目前石首境内最大的堤垸。

在1960至1970年代前后，由于长江河道的人工裁弯和自然裁弯，石首县境出现了3处长江故道，新的洲滩形成后，为了获得土地，地方政府开始围垦新的堤垸，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石首一县共有5个民垸，35个巴垸行洪或溃口。在灾后重建的水利规划和在当年冬修水利的过程中，若干原本不具备行洪资格的“垸”作为行洪区的身份被确定下来，永合垸、张智垸和六合垸3个堤垸的堤坝上都修筑了永久性的行洪口门，计划将来再遇特大洪水，上述堤垸将率先破口分洪。境内若干堤垸也以“平垸行洪”的形式退耕还江。农民可耕种的土地面积虽然减少了，但留给了洪泛区更多空间。

经过灾后重建，石首堤垸的各级堤防都得到修整和加培，防洪能力得到加强。至2000年，石首已经形成了迄今最为完善的堤垸系统。

石首的堤垸经历了近千年的漫长演变过程，堪称荆江流域垦殖与开发的代表。堤垸是人地关系的产物，是人们适应水患环境的居住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其外观具备自然环境的特征，土壤、湿度以及植被等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系统。堤垸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连续性和累积性，修筑的堤垸规模越来越大，所耗费的人力和财力也越来越多。由于堤垸的不稳定性，以堤垸为基础建筑起来的历史与文化也具有比较明显的多变性，充分彰显了环境与文化之间互动和互制的内涵。

三、堤垸围垦：耕地、人口与灾害

自然环境包含多种因素，但诸如土地和水之类的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要素。社会文化也包罗万象，其主体是人类自身。人类生态适应有关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核心内容最终要落实到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张建民和鲁西奇概括了传统的人地关系演变的三阶段论：从和谐、平衡走向冲突、失衡，再回复到和谐平衡的循环模式[4]。这一研究范式为大多数的地理学、环境学、生态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者所认可。

第一阶段包括采集狩猎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前期。在这一阶段中，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起决定性作用。人类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对环境的影响与破坏较小，人地关系基本是和谐的。第二阶段是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和工业化时代。随着人口压力不断增长，人们向尚未开垦的平原湖沼、山区迁移和垦殖，破坏了人地关系并引起诸如洪涝灾害之类的环境问题。同时，环境恶化导致经济衰退并抑制了人口增长。第三阶段是人类理想中的未来阶段，人们相信在掌握人地关系基本规律的前提下，人类有能力最终建立一个和谐、平衡的人地关系系统，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两位研究者对上述研究范式做出了修订，他们指出这种研究首先存在先入为主的“研究预设”，假定了一种人地关系由“不紧张”到“紧张”的验证模式；其次衡量人地关系是否和谐缺乏关键性的指标体系；再次，这一研究范式是以今日之标准评判历史时期的环境状况。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环境感知”和“了解之同情”的研究视角。在评判历史时期某一区域的人地关系时，应该了解当时当地人所处的环境和所感知的环境，即站在古人的立场上来看待他们所感知的生存环境及其人地关系的观念。

这种研究思路与人类学主位研究的视角不谋而合，即站在被调查者的角度，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解释他们的文化。“环境感知”与“了解之同情”要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主位观点，不仅回到所调查的时代，也要回到所调查的区域。依据这一观点考察堤垸的发展，我们亦能发现堤垸的产生和其它灾害的发生就具有彼时彼地的合理性。

(一)人口增长、耕地扩张与疫病蔓延

荆江流域的人口增长与耕地扩张导致了堤垸围垦，改变了人口分布结构，社会组织和生计方式也发生变化，刺激了洪涝灾害和血吸虫病的集中爆发。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在其论著中指出，人类与微寄生物之间在总体上是维持某种均衡，但是这种均衡是非常脆弱的，人类任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交通的发展，都有可能导致均衡的破坏，其中三种变化的影响最大：第一是人类舍渔猎而就农业生产；第二是人口不断成长与集中，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城居生活方式的出现；第三是交通工具与运输能力的改进，引发洲际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5]。

堤垸的前身主要是沼泽、洼地以及具有“冬陆夏水”特征的沿江洲滩和浅水湖泊。在类似的自然环境中，水产品以及野生动植物种类比较丰富，田野调查中对一些老人的访谈也印证了这点。荆江流域的早期居民以渔猎为其生计方式之一，渔猎虽然能够提供人们生存所需要的高蛋白，但其能够维持的人口数量和密度却是有限的。因而，在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中，为生产当地居民生存所需的能量，人们就必须将上述洲滩湖地充分利用起来，改造成适合农业耕种的堤垸，垸田才得以提供产量更高的粮食。一个群体的人口统计数量是与其获取重要资源的能力相适应的。因此，当堤垸一系列的生态系统形成之后，伴随而来的必定是人口繁衍的加速增长和人口密度的大幅提高。为缓解人口持续增长带来的压力，人们必定会采取更为精耕细作的土地利用方式，提高复种指数，采用更为高效的农业生产技术。或者通过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生产总量，从而提高土地的负载力。在传统农业经济时代，荆江流域尚有大量浅水湖泊、湿地和洲滩可供继续围垦，因而借助围挽新的堤垸，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缓解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似乎更为简便可行。同时，大量增长的人口也为修筑更大规模的堤垸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因此，人们进一步向低洼地带围垦攫取地力成为必然选择。可见，人口增长与耕地扩张这一组辩证关系推动了堤垸围垦的持续。

在对当地环境的具体感知中，我们以“了解之同情”的心态审视地方社会发展的困境，我们亦能发现堤垸围垦的实质是人们基本生存的粮食问题。石首县藕池河畔的南口镇由永福垸、兴学垸、新民外垸和横堤垸4个堤垸组成，是典型的洲滩性堤垸。1989年，当地政府的一份工作报告指出：“人口增长与耕地减少的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向开发闲置资源方面考虑。要增加粮食的复种指数，提高粮食单产，治理‘水袋子’‘旱包子’。只有通过农水建设，才能发挥效益。”①*①《水利不兴、农业不稳、大搞农田水利增强农业后劲》，1989年12月18日，石首血防档案122-1-61，石首市档案馆馆藏。

这份报告表明当地普通的乡村干部和居民都已经意识到了人口增长对土地的需求的巨大压力，并迫切要求通过完善水利灌溉系统来增加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人的基本生存就是当地不断围垦堤垸的原动力，但没有节制的围垦必定招致新的自然灾害。而诸如堤垸围垦之类的环境利用与开发之所以毫无节制，还在于阐述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等状况的辞令仅是描述性的概念，而并没有可供当地居民实际操作的量化指标。这也是堤垸农业利用与开发的困境和困惑。

农业耕地和人口之间的互制关系与堤垸的围垦呈正态分布趋势。就荆江流域的总体而言，堤垸越修越多，密度越来越大。荆江水泄不通，荆江-洞庭湖关系紧张，自然会刺激洪涝的发生，加快疫病的扩散，形成一组恶性循环的因素。因此，在一个既定的生态系统中，刺激生态灾害爆发的还主要是人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在农业生计方式中，水利建设的普及和灌溉系统的完善助长了血吸虫病的传播，也成为堤垸开发与灾害爆发这一组循环中的推手。

堤垸围垦不仅助推了人口的繁衍，也加速了人口的迁移和扩散。人口的流动虽然降低了局部的人口密度，减少了疫病大规模爆发的可能，但是亦有可能将疫病传播开来。张大庆指出：“人口迁徙也是导致疾病流行和疾病谱变化的重要因素。在某地生活的人往往可能产生某种抵抗该地常见疾病的免疫力，但是若因商业、战争等因素，从一地向另一地迁移，他们也将与所在地的病原体发生联系，遇到新的疾病，而当地人也会遭遇外来人带来的新疾病，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常见的疾病就可能成为对另一部分人致命的瘟疫。”[6]因而，堤垸频繁的人口迁移可能是血吸虫病由此地向彼地传播的主要行为方式之一，在人口数量的鼎盛时期尤其如此。据民国资料记载，长江中下游地区血吸虫病的爆发起源于19世纪中期，而民国时期在这一流域大规模流行[7]。根据同治五年(1866年)的《石首县志》记载，这一时期，全县的堤垸数量达到有清一代的峰值，而人口也已达到37 5821人，为此前的10余倍。①*①[清]朱荣实、傅如筠编纂,《石首县志卷三民政志·户口》，鄂垣冷文秀刊，清同治五年(1866年)。因此，人口的激增迫使当地居民持续向湿地进发，诱发了血吸虫病的大规模感染，而这一状况也是荆江流域的普遍情况。

由于血吸虫病的命名是1904年的事情，而这一概念由日本传入中国也已是民国时期。②*②1904年，日本人桂田富士郎在日本山梨县某位病人的粪便中发现虫卵，才将该病定名为“日本住血吸虫病”。民国期间，国人大量留学日本，有关钉螺和血吸虫病的研究也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中国医学界也将此病称为“血蛭病”，并开展了不少疫情调查，取得了研究的一手资料，其研究成果也参与国际交流与对话。是故此后，有关血吸虫病的流行才见诸史志。在荆江流域各县的地方志材料中，有关这一疾病的记载可谓触目惊心。

《石首县志》称：“本县地处长江两岸，芦苇丛生，钉螺密布，为血吸虫病重疫区。此病俗称‘黄肿病’‘筲箕臌’‘大肚子病’，中医称‘蛊病’。民国时候，一家家死绝，处处都是大肚子，河口(在今六合垸内)农妇蔡腊英，肚大腹胀难受，自用剪刀刺腹放水惨死。20世纪30年代，血吸虫病重疫区米家台、四岭子、麻李台、蔡花台等10多个村庄，死绝近千户。大片土地荒芜，村垸成废墟。”[8]

表1 20世纪中期石首县主要病疫死亡前后对照表

从上表可知，血吸虫病是民国时期该县感染率最高的疾病，仅1945年石首全县就有近3万人感染和近6千人死亡，其他年份也可想而知。

《江陵县志》记载：“在乾隆年间编撰的《江陵县志》中，记载有‘蛊病’即晚期血吸虫病腹水和巨脾等症。民国九年(1920年)，熊家河杨湖岗有37个大小村庄，100多户人家，600多人口，到1949年因血吸虫病死的死，搬的搬，仅剩21个村庄，44户，220多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资市虎桥、黄家场、聂家村等9个村子，180多户，880多人。到1948年，死于血吸虫病的有290多人，有72家人绝户灭。……从民国九年(1920年)至三十八(1949年)年，因患血吸虫病而死亡的有31 800多人，死绝3 260户，毁灭村庄735个，荒芜田地274 800余亩。”[9]江陵县为上荆江流域，石首位于下荆江流域，两县的疫情可以说明在民国时期，整个荆江流域的血吸虫病肆虐极其严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当地的血吸虫病疫情依然严峻，但由于防治措施得力，感染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当代语境中，农民进城务工，城镇化和城市化速度加快，藉由现代运输系统所串连起来社会流动更加频繁，这虽然减轻了农业社会的环境和人口压力，但是却将这种生态风险转嫁到城市。

(二)限制性因素的克服与重新调适

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综合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变迁都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这种变化可能导致平衡失调，也可能使已经失衡的关系重新恢复。在堤垸与灾害的关系中，自然环境的变迁和血吸虫病的爆发可以抑制堤垸的持续围垦，并降低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减缓当地居民对能量的索取，使自然资源与人群规模维持在相对均衡的状态。

就堤垸与疫病而言，加速围垦是人口增加后对土地需求的直接体现，人类向河湖洲滩和湿地的深入是感染血吸虫病重要的行为要素。自然环境的恶化刺激洪涝以及其他灾害的发生，进一步传播了钉螺和血吸虫病，形成一组螺旋式循环的因素。由于洪水摧毁堤垸，血吸虫病也造成人口死亡，使得人们不得不通过政策制订和行为规范来控制环境开发的界限，譬如“退田还湖、退耕还林、退垸还江”等，尽管我们可能还面临着衡量和评价这些政策的困难，但是其客观上确实为自然生态的循环腾退出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国家和乡民社会的医疗系统也会对变迁后的环境作出新的适应，通过公共卫生政策的实施和当地居民的执行力，防止过度的人口伤亡，以确保疫病和人群之间的寄主—宿主关系可以持续。正如研究者们所评述的，“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以免与人类同归于尽，从而确保在宿主族群中的永续寄生”[11]。

从历时性来看，自然环境本身、农业生计方式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时刻保持一种动态变迁过程，而堤垸和灾害的关系也在平衡、外部介入和重新调适三种状态之间摇摆。从共时性来看，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技术制约着人们对疫病的认知与态度，产生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地方性疾病文化，并且体现出性别和阶层差异。有关疾病的认知反作用于公共卫生政策的制订，从而彰显了国家医疗系统与乡民社会医疗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两种医疗体系之间的交互作用。

这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互作用，在人类围垦行为和灾害之间，发挥着抑制一方过大的功能，可以使得已经失衡的环境与灾害关系重新归于平复，维持一种共生状态。这种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等三个层次上。

在制度层面上，国家制订的水利和公共卫生的政策法令是正式制度的体现，而地方乡规民俗则发挥着非正式制度的功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具有更强大的号召力和执行力。从清朝时期的“禁挽私垸”到当代的“平垸行洪”，从《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2015年)》到《血吸虫病防治条例》，这些法令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达到维护生态环境，控制灾害的目的。

在人口统计学的层面上，堤垸洪涝灾害和疫病造成居民的流离失所甚至死亡，客观上减少了堤垸的人口总量，降低了当地的人口密度，使当地对于资源的索取短期内有所下降以便生态资源的周期性恢复。石首当地的数据表明，血吸虫病分布较为严重的堤垸人口密度最低，而疫情缓和的地区人口密度则相对较大。因而，人口统计学层面上的调适也是减少血吸虫病对人类群体性危害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技术层面上，首先是筑堤技术的提高，机械作业和钢筋混凝土大量介入堤垸的修防，增强了人们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避免了由频繁的洪涝带来的疫病扩散。其次是生产技术的推广和生计方式的多元化，使乡民们接触血吸虫病传染源的概率降低，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多种经营和种植结构也在血吸虫病的防治中发挥生物抑制的效果。再次是医疗技术的进步，高效低毒的防治药物的出现减少了以往杀灭钉螺的环境污染和病人死亡，并为居民的疾病预防提供安全保障。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调适人与环境关系的重要砝码。

四、结语

堤垸系统所形成的自然-文化生态圈，是当地居民重要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这种空间所具备的自然环境耦合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生计方式与社会文化。

我们对荆江流域湿地的利用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隐藏着最基本的“福祸之辨”。堤垸农业在带来效益的同时也潜藏着新的威胁，环境开发的“双刃剑”表明最危险的地方的农业收益往往可能是最高的，而我们农业生产的目标则是要将利益最大化而将环境开发的弊端最小化。

通过讨论堤垸围垦的耕地扩张、人口增长与灾害的辩证关系，可见环境与文化的耦合关系并非是一劳永逸的。当这种生态耦合关系稳定时，堤垸农业生产就有较大收益，耦合体的某些关键因素变化时，耦合关系就会陷入动荡，应对策略与新的适应就会产生，新的限制性因素被克服后，耦合关系便会重新稳定下来。

[1] 俞昌烈，胡祖翮.楚北水利堤防纪要&荆楚修疏指南[M].毛振培,点校.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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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石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石首县志[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0:589.

[9] 江陵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江陵县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619.

StudyontheEcologicalAnthropologyofLandReclamationofJingjiangRiverBasin

YUAN Li1, SONG Yu-rong2

(1.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JishouUniversity,Jishou,Hunan, 416000,China; 2.PartySchooloftheCPCGuangzhouMunicipalCommittee,Guangzhou,Guangdong, 510440,China)

Land reclamation, as the main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livelihood in Jingjiang river basin, becomes the settlement pattern in such area. The stable combination of land reclamation of natural ecological system and local culture could ensure the economic profi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land reclamation. Through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reclamation, the current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opulation growth, land reclamation agriculture, and disaster, which could not be seen as stable. After the breaking of ecological balance, flood disaster and epidemic disease could influence the population growth and land reclamation development. The stable re-combin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would be built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trategy.

Jingjiang river basin; land reclamation; schistosomiasis;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2017-11-15

吉首大学人事处人才引进项目“水资源人类学——荆江流域的个案研究”(jsdxrcyjkyxm201203)。

袁 理(1983-)，男，湖北石首人，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人类学；宋玉蓉(1968-)，女，湖北荆州人，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林经济管理和农村区域发展研究。

S277.4

A

1674-621X(2017)04-0009-07

罗康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