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挺　徐艳梅　李河新

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个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同时实现，其内在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和递进性。对总要求五个方面间的内在影响机理进行研究梳理，能够为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关系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首先本文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二级评价指标，从农民的认可和满意度的角度筛选出26个观测指标，构建乡村建设成效评价量表；基于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从11个省随机抽取了35个村，共计发放调查问卷1 500份，收回有效问卷972份，并基于问卷调查结果展开了评价研究。实证评价表明，实施金融创新村社综合治理模式的乡村建设成效显著提升，村民对建设成果认可度高。其次，本文分析了5个二级指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内部之间的影响和联系，提出了三个层次、两条线的结构假设。最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5个二级指标的内部关系和相互间的影响机理。模型验证结果表明，5个二级指标间存在三个层次、两条线的层次递进关系和交互影响关系，乡村建设的实现可以沿着基础层次、发展层次、最高层次的路径实施，并在政策实施中注重其相互关系。

关键词 乡村建设；指标体系；结构方程模型；评价量表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11-0037-10 DOI：10.12062/cpre.20180412

中国近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最早始于20世纪初河北定县米春明、米迪刚父子提倡的“村治”工程，即以政治民主、经济互助、培养自治人才为措施，体现了籍“村治”以实现“国治”和改善“民生”的思想[1]。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知识分子倡导了乡村改良运动，其中著名的有晏阳初的“定县模式”、卢作孚的“北碚模式”、梁漱溟的“邹平模式”等。这些乡村建设实验活动终因战争等原因停止，但其所具备的经验特征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2-3]。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主要历经土地改革（1949—1953年）、合作化运动（1953—1958）、人民公社（1958—1978）三个时期，中国农村逐步走上集体经济发展轨道，但是总体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整体上仍处于贫困状态，这一阶段也为后来的乡村建设运动积累了经验和教训[4]。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冲击了人民公社体制[5]，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建设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差距逐年拉大，“三农”问题开始凸显，加剧了农村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紧张局面[6]。

新世纪以来，中国涌现出诸多的乡村建设规划和实践活动，被称为“新农村建设运动”[7-9]，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地方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活动。从2005年开始，“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顶层策略被颁布并实施，地方政府作为乡村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因地制宜实施规划[10]，强调长效机制保障[11]。二是村民自主推动的乡村建设活动。例如，有学者提出通过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和乡村社区民间组织，实现乡村自治和内源式发展[12]；也有学者提出通过自主治理、规则选择和精神变革推动公共治理和乡村建设[13]。三是个人及社会团体介入的乡村建设活动。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建筑规划师、艺术家及第三方乡建组织，其建设模式分别侧重于村民教育、空间建造、艺术事件及综合治理等方面，各有利弊。其中，中国乡建院通过以金融创新为切入点的综合治理模式来解决乡村的金融无效和组织无效问题，提升乡村建設成效[14]。以上乡村建设活动是本文的研究重点，这种以金融创新为切入点的综合治理模式，本文称之为金融创新综治模式。实施了金融创新综治模式的乡村，本文称之为金融创新村社。本文以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农民为调查对象，设计测量量表和调查问卷，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对乡村建设成效进行评价，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讨了评价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影响。

1 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三农”问题日益凸显，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农村面貌落后、经济欠发达、农业产业化程度低等问题，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在此情况下，政府出台了多项方针政策，为乡村建设指明方向。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辛德树[15]等人梳理了“二十字方针”的内涵和联系，认为这五个方面是包含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综合概念。“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是建设物质文明；“生产发展”是建设新农村必要的物质基础；“生活宽裕”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体现；“乡风文明”是建设精神文明，是建设新农村的灵魂；“村容整洁”是建设生态文明，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条件；“管理民主”是建设政治文明，是建设新农村的政治保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韩俊[16]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总要求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应注重其协同性、关联性、整体性，不能顾此失彼，只抓其一不顾其他。

目前，中国乡村建设出现多元发展局面，乡村建设离不开评价，科学合理地对乡村建设进行评价，能够及时发现乡村建设中的问题，为乡村建设指明方向，并提供政策依据。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文明等角度进行了乡村建设评价研究。陈凤英[17]探讨了新农村建设的指标体系构成问题，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和村容整洁五方面的指标。朱孔来[18]

研究了县和村一级的新农村建设评价体系，提出了包括环境要素、基础要素和效果要素在内的县级新农村建设评价体系，和包括基础要素和效果要素在内的村级新农村建设评价体系，以及基于模糊隶属度函数的综合评价模型。陈锦贵和郑金贵[19]

研究了生态文明角度下的美丽乡村建设评价体系，从生态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健康、环境友好、生态保障五个方面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广义神经网络模型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筛选。徐有全和赵海洋[20]

在整理美丽乡村评价体系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评价指标和调查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评价指标研究了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程晓明[21]针对福建美丽乡村建设实践的现状，从村庄规划、村庄建设、生态环境、村庄产业、公共服务、文体建设、乡风文明、基层组织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评价。李超、孟庆国、郗希等[22]调研了12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区）农村建设现状，从12个纬度对乡村建设进行了评价，并应用OLS模型分析了乡村建设评价的影响因素。许可杰、刘喜波和马鑫喆[23]梳理了现有新农村建设评价研究的现状，并指出农村建设评价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渐成熟。

通过对中国乡村建设评价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①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并随着乡村建设的推进而不断更新，例如，在国家提出实施“新农村建设”后，较多的评价研究是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角度研究新农村建设评价。②乡村评价指标选定和研究大多集中在硬性条件和客观指标上，往往忽视乡村建设的主体——农民。③有个别学者将乡村建设评价研究做了延伸，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或OLS模型研究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影响因素，并基于大样本数据进行模型研究，为政策制定的乡村建设实践提供有力参考。本文重点关注了乡村建设的主体——农民，旨在从农民的认可和满意度的角度去评价乡村建设成效，并探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内部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主要进行了以下研究：①以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为标准，构建乡村建设成效评价量表；②运用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对评价量表进行实证研究；③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5个二级指标之间的影响机理。

2 乡村建设成效评价量表的确定

2.1 指标选取方法

本研究梳理了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并以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为出发点，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法，参考国家农业现代化标准，相关地区农村全面小康标准和乡村建设实践情况，构成预选指标集；其次，通过德尔菲法以专家打分的方式筛选指标，构建出包括5个二级指标，53个观测指标的初始测量量表，量表共包含53个题项，编号LV1～LV53；最后，在小样本调查的基础上获得相关的预测试样本数据，运用SPSS17.0对预测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内部一致性检验，最终确立了指标设置，形成了信效度较高的正式测量量表。在统计调查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的方法。

2.2 预测数据来源

通过小样本测试情况验证初始测量量表的可靠性，为后续的大样本数据调查奠定基础。小样本调查是在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郏县李渡口村、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新环村、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宋家沟村等5个乡村中发放问卷150份，收回142份，有效问卷11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4%。

2.3 初始测量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运用SPSS17.0对111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内部一致性检验，在做因子分析之前，本研究首先做了KMO值和Bartlett球形检验，以判断是否适合因子分析（一般认为，KMO>0.5表示适合做因子分析），结果见表1。

表1中所示KMO值为0.705，表示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此外，从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检验的ChiSquare达到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本文随后对初始量表做了主成因子分析，依据主成因子分析结果，对指标进行了如下筛选：在多个维度同时具有较高的因子负荷的题项；构成因子少于3个题项的；所属因子载荷为负值的题项。经过调整后最终形成表2所示的乡村建设成效构成维度及26个题项归属。

通过因子分析对量表进行修订后，接下来进行信度分析，以了解量表的稳定性。对乡村建设成效构成维度的不同层面及整体层面的信度（即内部一致性系数）分析结果见表3。

表3显示修订量表的信度系数均在0.71以上，表明信度系数指标良好，累计方差解释率达到66.774%。上述分析表明，通过信效度检验后形成的修订量表其一致性满足要求，可以用于正式施测。最终，我们完成了乡村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形成了正式测量量表，该量表由5个二级指标，26个观测指标构成。

3 乡村建设成效评价量表的实证分析

3.1 大样本数据来源

为全面了解金融创新村社的乡村建设现状，在2017年9月—12月之间，本研究依托中国乡建院开展了乡村建设实践调研活动，从全国235个金融创新村社中，按照全面性、代表性和随机性原则，抽取了40个样本村，发放调查问卷共计1 500份，收回35个村的1 034份，其中有效问卷97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4.8%。整个调查过程从调查方案设计、问卷设计、调查人员培训、样本选取、数据调查及数据的录入和整理各个环节都经过仔细论证，保证了调查数据的准确性。

同时，本研究通过中国乡建院及当地政府，对于问卷中涉及的特色产业产值、村民就业率、服务业产生的利润、人均住房面积、村庄绿化覆盖率、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拥有私家车的家庭数量，以及有线电视、因特网、燃气炉的普及等情况，也进行了客观数据统计，以便与主观数据进行对照验证。本文收集了35个村2014—2017年連续4 a的客观数据。

3.2 数据有效性分析

为了解样本的代表性，观察有效样本的分布状况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本研究中972个有效样本的分布情况如下：

（1）从所选村社所分布的地区来看，河南占6.42%，湖北占14.03%，四川占3.75%，内蒙占3.43%，重庆占16.7%，山东占11.24%，陕西占6.42%， 广东占9.74%，贵州占20.56%，河北占8.14%，样本基本上涵盖了我国东、西、南、北、中部地区，以及富裕、中等和贫困省份。

（2）从金融创新综治模式实施年份来看，实施半年及以下的6家，1年左右的 8家，2年左右的 7家，3年左右的 7家，4年左右的 4家，5年以上的 2家。

上述样本分布情况表明抽样样本在区域、实施年份的分布上均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这表明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具有较高有效性，可以用于进一步统计分析。

3.3 数据的录入和量化

本文采取了李克特5级量表（Likert scale），对量表每个回答给一个分数，如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有利项目分别为5、4、3、2、1分，对不利项目的分数就为1、2、3、4、5。分数越高表示越认可，分数越低表示越不认可。

3.4 量表的统计分析

本文确定的评价量表以主观角度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维度，测定了其观测指标的改善情况。本文在对量表进行统计分析时，通过熵权法，从问卷调查的数据中计算其信息熵，并得出观测指标对应的权重，再由观测指标和对应权重分别计算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二级指标的值，最终计算出二级指标的权重。计算结果见表4。

基于熵权法计算出的权重，本文采用算数加权平均的方法依次计算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二级指标的得分，以及乡村建设成效一级指标的得分，其分数的高低反映了受访村民对本村该指标的认可程度。由于问卷问题的设置均为正向（积极）问题，则最终的得分反应了村民在主观认识上对本村乡村建设成效的认可度。

表4是经李克特量化和加权平均（基于熵权法权重）后，计算得出的金融创新乡村建设成效综合评分的描述统计。总体而言，乡村建设成效的平均得分为4.608 76，这表明村民对本村乡村建设成效较为满意。从二级指标层面看，整体得分介于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之间，且指标分布呈现一定程度的负偏，绝大部分得分在4～5分之间。从村民认可度和满意度来看，这35个村的乡村建设成效，在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态宜居这5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此评价结果也与同时收集的各村客观数据的分析结果相吻合。需要指出的是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的分布较其他指标，呈现尖峰长尾的趋势，表明少部分人并没有感受到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方面的改善。

一项政策的实施与最终效果的呈现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时间效应对于政策的影响不可忽略。为了考察金融创新综治模式实施时间不同对建设成效的影响，我们将数据分为三组，分别为实施时间小于1 a的（196个样本），实施时间在1～2 a的（390个样本），实施时间3 a及以上的（386个样本）。其所得数据的统计结果如下：从表5可以看出金融创新综治模式实施时间越久，各个二级指标和一级建设成效指标的评分越高。实施时间在1～2 a的评分相比小于1 a的评分略有提高，而实施时间在3 a及以上的评分较1～2 a的评分有显著提升。我们认为，金融创新综治模式作为一种资源综合配置方法，其宏观效果存在累积效应，累积效应需要时间来体现，因此在实施初期（2 a以内）成效不够显著，经过一段时间（3 a及以上）后，成效显著提升。

基于表5呈现的结果，我们假定金融创新村社的乡村建设成效随着实施时间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并对此进行两个总体的t检验。

假设检验1：

H0：μ<1≥μ1～2

H1：μ<1<μ1～2

其中，μ<1代表实施时间短于1 a的建设成效总体的均值，μ1～2代表实施时间在1～2 a的建设成效总体的均值。该假设检验结果见表6。

假设检验2：

H0：μ1～2≥μ≥3

H1：μ1～2<μ≥3

其中，μ≥3代表实施时间3 a及以上的建设成效总体的均值，μ1～2代表实施时间在1～2 a的建设成效总体的均值。假设检验结果见表7。

从两个t检验的结果可看出，在0.05显著性水平上，假设检验2的p值<0.05， 拒绝原假设，接受被择假设，μ≥3显著大于μ1～2，假设检验1的p值<0.05，拒绝原假设，接受被择假设，μ≥3显著大于μ1～2。在0.01显著性水平上，假设检验2的p值<0.01，拒绝原假设，接受被择假设，μ≥3显著大于μ1～2，假设检验1的p值为0.011 43，略大于0.01，此时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在0.01显著水平上，实施时间在3 a及以上的乡村较实施时间1～2 a的乡村建设成效有显著提升，而实施时间小于1 a和1～2 a的乡村其建设成效没有显著提升。综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运用已构建好的乡村建设成效评价量表评价35個金融创新村社的乡村建设成效，从村民认可度和满意度来看，这些村的乡村建设成效在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态宜居这5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这一评价结果也与同时收集的各村客观数据的反映的实际情况相吻合。②金融创新综治模式实施时间越久的乡村，乡村建设成效越显著。其中，实施时间在1～2 a的乡村相比小于1 a的乡村建设成效没有显著提升，而实施时间在3 a及以上的乡村较1～2 a的乡村建设成效有显著提升。

从空间角度分析，本研究分别对35个样本村的乡村建设成效各级评价指标进行了评价。从乡村建设成效的总体得分来看，排名前3的依次为山东微山庞庄村、山东微山下辛庄村、贵州铜梓山堡村，排名靠后的3个村为山西岢岚县王家茬村、河北青龙四道河村、湖北广水桃源村。根据二级指标和观测指标评级情况，我们也做了分项排名。例如：河北青龙楚王庄村、四道河村及重庆市城口县巴山镇龙王村在产业兴旺方面得分较低，因此建议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尤其是培育和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加快服务业发展，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本文随后以省为单位，对乡村建设成效评价进行了排名（见表8）。从综合评分看，排名靠前的三个省分别为山东、内蒙古和貴州，其中山东总体建设成效评分最高为4.94分；排名靠后的三个村为山西、河北和重庆，其中山西总体建设成效评分4.19，得分最低。从产业兴旺角度看，山东的产业兴旺评分最高，而河北和重庆需要加强产业方面的支持力度。从生活富裕角度看，样本内广东农民对生活富裕的满意度和认可度最高，生活富裕评分为满分5分，最低的为山西，生活富裕评分3.95分。从治理有效角度分析，广东评分5排名靠前，山西评分最低为4.31。从乡风文明角度分析，得分最高的为广东4.99分，最低的为山西4.29。从生态宜居角度分析，得分最高的为山东4.98，最低的为山西4.33。

4 乡村建设内部影响机理研究

4.1 指标体系内部影响机理的分析和假设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5个方面的要求是对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总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升级和发展。

（1）“村容整洁”升级为“生态宜居”，整体要求提升了一个维度。“宜居”本身内涵丰富，包括了生态环境优美、基础设施齐备、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环境和谐等方面，是对所在地域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较高层次的综合要求[24]。村庄空有好的生态环境，缺乏完善的生活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就不能称之为“宜居”，如一些地处偏远山区、发展落后的乡村；即使有完善的生活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而村内生态环境被不同程度污染，影响到居民身体健康，也不能称之为“生态宜居”，如部分位于发达城市周边、污染严重的乡村。完善的生活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在相应的经济基础支撑下实现；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保持，也需要在治理有效和乡风文明的基础上实现。

（2）“生活富裕”是在“生活宽裕”的基础上提高了要求，但在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均不及“生态宜居”。“富裕”是指（财物）富足充裕[25]。“生活富裕”是针对农民个人的，而“生态宜居”是对乡村整体生活条件而言；农民追求“生活富裕”，正是为了过上“生态宜居”的美好生活。

（3）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态宜居这5个二级指标是一个系统工程[26]，既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同时实现，应注重其内在的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和递进性。其内在关系可表述为：两条线和三个层次。

首先，物质和精神两条线。①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产业兴旺是生活富裕的基础。乡村产业兴旺发达，才能有效带动乡村经济发展，通过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逐步实现生活富裕。②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治理有效是乡风文明的基础。正如法治是德治的基础[27]，村民在信奉法治、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能够逐步传承和培育乡风文明，从而促其不断发展。③物质和精神两条线之间互相影响、相互促进，最终实现乡村的生态宜居。

其次，时间维度上的三层递进关系。①基础层次：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②发展层次：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③高级层次：生态宜居。

三个层次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交融。在兴建产业的同时，逐步实现生活富裕；在有效治理的同时，乡风文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逐渐实现的进程中，乡村趋于生态宜居。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建立了概念模型并提出了模型假设（见图1）。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Ⅰ 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分别对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间接影响生态宜居。

假设Ⅱ 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对生态宜居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Ⅲ 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对生态宜居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

假设Ⅳ 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之间有相互影响。

假设Ⅴ 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之间有相关关系并且通过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间接影响于生态宜居。

4.2 指标体系内部影响机理模型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二级指标间的作用机制，本文运用Amos21.0软件对上文提出的概念模型进行验证。对理论概念模型进行检验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检验，以初步确定变量间的关系（见表9）。从相关性检验结果看，5个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产业兴旺与乡风文明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弱。这符合理论概念模型所描述的两条主线、三个阶段，以及间接和直接影响的关系。

为了检验上文提出的假设，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候选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初步拟合。模型Ⅰ：内因潜变量的因果影响方向是乡风文明对生活富裕有影响。模型Ⅱ：内因潜变量的因果影响方向是生活富裕对乡风文明有影响。并选取CFI，TLI，IFI，RFI，NFI，RESEA，PGFI，PCFI，PNFI九个模型拟合优度指标对模型进行评价。在模型Ⅰ和模型Ⅱ的初步拟合过程中均出现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的路径系数估计为负且不显著的情况，应当删除。

删除上述不显著的路径后，模型Ⅰ模型Ⅱ修正为模型Ⅰ′和Ⅱ′模型（见图2、3）。对模型重新进行拟合估计，并添加潜变量对应观测变量误差项的共变关系后得到图4和图5的拟合结果。从表10可看出，模型Ⅰ′和Ⅱ′模型均达到了较好的拟合结果（判断标准CFI>0.9，TLI>0.9，IFI>0.9，RFI>0.9，NFI>0.9；PGFI>0.5，PNFI>0.5，PCFI>0.5和RESEA<0.8）。从模型拟合优度值对比看，两个模型均达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且各个路径系数的估计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0.05）。上文提出的四个假设均得到了有效验证，这表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指标存在层次递进关系，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分别直接对生态宜居产生正向影响，并分别通过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对生态宜居间接产生正向影响。即内部影响机理，由以下5条因果路径表示：

路径1：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产业兴旺；

路径2：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路径3：生态宜居产业兴旺；

路径4：生态宜居治理有效；

路径5：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治理有效。

此外，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互为因果关系。

5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结合本研究结论，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1）本研究构建了新的乡村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量表，并用取自多地域、多类型的金融创新村社的较大样本数据予以实证检验，得出的评价结果与同时收集的各村客观数据反映的实际情况相吻合。从评价结果看，实施了内置金融村社综治模式的乡村，其乡村建设成效提升显著，但是村民对五个方面建设成效的评分呈现负偏，尖峰和长尾的分布，这表明大部分村民的意见集中在同意和完全同意之间，但有少部分人没有感受到建设成效的提升。其原因可能是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或者没有积极的参与到内置金融村社活动中。因此，我们认为该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量表能够较为科学地评价乡村建设成效，建议在其他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使用。运用该评价指标体系对不同地域和类型的乡村进行评价，可以将抽象的农村建设目标具体化，使乡村建设者明确工作方向；同时可以评估和跟踪乡村建设进展，便于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其次，乡村建设活动的实施应当多关注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的意见，让乡村的每一个人都能切实享受到政策带来的红利。

（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5个总要求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同时达成，应注重其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和递进性。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首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乡村建设成效评价体系指标之间的影响关系。通过模型验证了乡村振兴战略五个总要求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中，作为基础的是产业兴旺和治理有效，在产业得到发展，治理得到提升的基础上进入发展层次，即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是发展层次的体现。总要求的高级层次是生态宜居，也是乡村建设最终达到的成果。三个层次的递进发展围绕两条线分别是物质文明发展线（从产业兴旺到生活富裕，再到生态宜居）和精神文明发展线（从治理有效到乡风文明再到生态宜居）。生态宜居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中的最高层次要求，需要在一定的物質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基础和精神文明（治理有效、乡风文明）基础上实现。因此，在乡村建设初期，建议首先打牢基础层次工作，在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因地制宜促进产业兴旺的同时，加强乡村法制建设和反腐监察工作，确保乡村社会规则有效、和谐有序；其次，在依靠优势产业拉动乡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逐步实现生活富裕的同时，传承发展传统优秀乡俗文化，培育先进乡风文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3）本研究证明金融创新综治模式实施时间越久的乡村，乡村建设成效越显著。其中，实施时间在1～2 a的乡村比小于1 a的乡村建设成效略有提高，而实施时间在3 a及以上的乡村较1～2 a的乡村建设成效有显著提升。因此，建议对于即将实施金融创新综治模式或是处于实施初期的乡村，在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前两年，即使暂未看到显著效果，也应坚定信心，铢积寸累，在夯实产业基础和提升治理水平的同时，推动先进乡风文明发展和农民稳步增收，最终实现乡村的生态宜居。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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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put forward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thriving businesses， pleasant living environments， social etiquette and civility，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prosperity”. These five aspects are a systematic project， cannot be accomplished at one stroke or implemente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innerwholeness， innerrelevance， innergradation and innerprogressive.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within these five aspects can offer theoretical support to implement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a whole， was also related to effective solution to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 farmer problems. This study took “thriving businesses， pleasant living environments， social etiquette and civility，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prosperity” as the level 2 evaluation indicators， selected 26 observation index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armers recognition and satisfaction， built a Rural construction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measurement scale. This study conducted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a largescal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collected data from 35 villages among 11 provinces， then used the corresponding objective data for verificati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n that the rural construction effectivenes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farmers had a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Beside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nternal relations among these five aspects， and proposed “threelayer， twopath” structure to describe the internal relations. Then this study u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analysis internal relations and mutual 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five level 2 indicators. The results verified the proposed structur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construction should be aware of the internal relations and work through the basic level， development level and advanced level.

Key words rural construction； index syst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evaluation sc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