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水涛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繁花似锦，高潮迭起。中国古典诗歌萌芽于原始文化，肇始于春秋战国，至唐而登峰造极，经宋到元则江河日下，越来越不景气。鲁迅先生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闻一多先生也认为，宋元诸家“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别说了”。

然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自元明以来，传统的诗词歌赋外，更风行诸宫调、散曲、小令、鼓书、弹词……这是诗歌流变的又一高潮。元明以降，诗歌更切近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表达上也更为灵活自如，诗歌的风格由磅礴的气势、逍遥的人格，转入微妙心绪的透视，诗歌的意境则更重性情与韵味。

诗歌是短小的文学体裁，也是典范的文学艺术。诗歌之美，首在语言的精练，它多用比喻、典故等浓缩表达的内容，富有言外之意与题外之旨。其次，诗歌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借以唤起读者的想象与联想，引发“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审美感受。第三，诗歌是不入乐的韵文，它有鲜明的节拍与和谐悦耳的平仄，读起来朗朗上口。第四，诗歌表意非常集中，为形成鲜明对比、深化表达，常用对句和骈偶，让人赏心悦目。

诗歌讲究意境，意境包含着两个主要因素：情景交融和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着眼于主体情思与外部景物的对应关系，虚实相生着眼于言内意象与言外韵味的触发关系。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里，有这样一段议论：“后人作诗，遂多寄托，言在此，而意在于彼，……于是诗之旨趣愈迷离而其意境乃愈沉郁，遂成為中国诗词之特性。”

诗歌既给人以美感，也给人以教化。诗教是中国诗学的重要命题，也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六艺之教而以诗教为首。

叶嘉莹认为，“诗教”，若依其广义而言，是指由诗歌的兴发感动之本质，对读者所产生的一种兴发感动之作用，是使诗歌作者“情动于中”的关怀之情，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延续。西方古典主义文论家贺拉斯也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诗艺》）儒家的诗教，不但强调其对个人修养的作用、对人际关系的协调，更是将其提升到治国经邦的高度，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诗之所以能“教”，关键在于它能打动人。文艺复兴时期的薄伽丘说：“对诗之热忱……可以把君王们武装起来，驱向战场，可以发动所有的航队……可以用花圈来装饰少女，用不同的语句来描绘人物；可以唤醒慵懒的灵魂、振作痴愚的人们，可以约束放肆者、降伏犯罪，也可用以赞美使好人出色……这些，以及很多其他类似的事情，都足以证明诗之功效。”

在中华文化的语境里，诗教的基本精神是温柔敦厚，诗教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礼记》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为人”的标准是“温柔敦厚而不愚”。焦循在《毛诗补疏序》中，解释“温柔敦厚”四字说：“不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不愚”，意味着能明断真假、善恶、美丑、是非。诗教之“为人”，只有兼及“温柔敦厚”与“不愚”，才达到教化的目的，才是“深于诗”。

诗教，要以情感人，而情感的表现，需要寄寓在具体而形象的事物、景物，或比喻之中。诗教，是要通过诗歌中个别具体的形象去联想、领会到普遍性的道理和意义。诗教，关键在经由“引譬连类”而触动人心、感染人情、启人智慧。诗教，诉诸形象与情感，而非抽象的说理。

郑板桥诗：“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诗教之道不在知识的传授，而在德性的涵养与灵性的培育；教者无须满腹经纶，但须以点点滴滴的心血浇灌少年儿童的诗心。诗教是语文教师的本职，也是诗意栖居的应然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