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聿

2017年11月15日，阿根廷海军最先进的潜艇“圣胡安”号（ARA San Juan）失踪，引起世界关注。在世人为艇上44名官兵的命运牵肠挂肚之际，一段围绕该艇昔日历史的争论却在遥远的台湾发酵。据报道，30多年前，阿根廷曾急切希望把包括“圣胡安”号在内的多艘舰艇打包卖给台湾，其中甚至包括此次出海搜救“圣胡安”号的护卫舰“布朗海军上将”号。但因为诸多因素的羁绊，这笔交易最终胎死腹中。

生不逢时的“圣胡安”

别看今天的阿根廷在世界舞台上平淡无奇，可在20世纪60-70年代却小有名气，且不说奉行拉美民族主义的庇隆总统，光阿根廷的富庶就名闻遐迩，当年在欧洲，说一个人有钱往往用“像个阿根廷人”来形容。于是，“有钱就任性”的阿根廷在挑选装备方面更是口味极高，1977年，阿根廷军政府一口气向联邦德国（西德）蒂森北海造船厂订购6艘专门设计的TR-1700型潜艇，其性能好到连西德海军都“羡慕嫉妒恨”的程度。

按照最初计划，阿根廷本打算采购6艘，前两艘在德国完成，后四艘进口技术在本土建造。如果阿方资金充裕，头两艘潜艇很有希望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前中投入使用，从而给英国皇家海军造成更大损失，进而改变战争局面。但假设终究是假设，由于阿根廷的支付工作拖拖拉拉，等到凑够合同第一阶段全部费用时，时间已经到了1984年，首艇“圣克鲁斯”号在当年10月18日才加入海军序列，1985年11月19日二号艇“圣胡安”号才下水。阿根廷的国民经济在马岛战争失败后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军队在社会中的认同感和士气跌至谷底。国民不再相信阿根廷武装力量还能够获得战争胜利，直接影响到后续艇的建造，第三艘“圣菲”号和第四艘“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号在阿根廷多明戈·加西亚造船厂的进度因资金困难举步维艰，最后在完成52%和30%的工程量时放弃了。

“瞌睡遇到枕头”

1982年马岛战争失败，对阿根廷的打击之大是后世所无法想象的。先是加尔铁里军政府垮台，紧接着民选的阿方辛政府不是忙于整军备战，报仇雪恨，而是尽快把一团乱麻的国家秩序恢复起来，尤其是整顿经济和防范军人集团反扑是重中之重。从1983年起，阿根廷出台一系列财政紧缩和军备缩减的政策，在建潜艇等项目纷纷亮起红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态度很简单——“能停就停，能卖就卖”！

正所谓“瞌睡遇到枕头”，当阿根廷满世界找“潜艇接盘侠”之际，台湾获得了这个消息。当时，台湾当局从美国进口军火遇到麻烦，而自己开发新式舰艇的“忠义计划”又因看不到希望而在1983年6月被“参谋总长”郝柏村叫停了。面对台湾“海军总司令”刘和谦成天上门诉苦，郝柏村答应让海军总部成立代号“天龙”的专案小组，在西方世界寻找现成装备，只要合适，他就批准立项并安排拨款。

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有一类人叫掮客，他们对武器供需关系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在台阿“潜艇孽缘”中，就有一位叫理查德·V·艾伦（Richard V.Allen）的美国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此公来头不小，他曾是里根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是白宫“国安铁三角”之一，可是这位仁兄手脚不干净，因被控收贿而在1982年1月下台，改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高级顾问。和他打过交道的人，形容这位德裔美国人“能言善道”，但真实情况是，艾伦尤为擅长军火买卖上的“保媒拉纤”，特别是为台湾这样的“敏感客户”找货源。

1983年7月14日，艾伦兴冲冲地跑到台北，相继见到刘和谦和郝柏村，提出从财力窘迫的阿根廷弄来潜艇、护卫舰等海军装备的可行性。他瞅准台湾想“自舰自造”的心思，表示自己可以先在美国成立一家“纸面公司”（Paper Company，形同皮包公司），让阿根廷人把正在本国以及西德建造的舰艇的材料包和技术包（也就是材料和设计图纸）先卖给这家公司，名义上是出口美国，但实际上这家公司只负责转手，最终是卖给台湾。台湾岛内的“中船”公司凭着技术包照图造舰，其间需要西德顾问进驻“中船”指导，自然不在话下。

鉴于艾伦曾行走于白宫的特殊地位，加上没有哪个国家肯冒激怒中国大陆的风险而招惹麻烦，因此台湾军方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同意让艾伦与“天龙小组”对接，希望“玉成此事”。

两种不同的态度

据台湾海军“天龙小组”成员回忆，从阿根廷购买舰艇的业务，在1984年10月至12月密集进行，台湾海军和“中船”人员以各种民间身份，穿梭于西德、阿根廷以及美国之间，考察舰艇性能、设备来源、后勤保障以及付款渠道等等。刘和谦口气很大，打算以“天龙计划”的名义，从阿根廷手里接盘建成或在建的护卫舰、潜艇和巡逻艇等等，而且这些舰艇全由西德供应，子系统供应商则在西欧和美国解决。

一名“天龙小组”成员回忆，“我们和阿根廷接洽的过程比较复杂，包括台湾‘国安局驻当地的人员等都希望促成本案，有些人甚至到了‘無所不用其极的地步。”1984年11月底到12月初，台湾“海军副总司令”罗锜率领‘天龙小组人员，从西德直飞阿根廷，为避开大陆使馆的关注，这些人全都换上平民身份，有人干脆摇身一变，成为入了别国国籍的华人。同行的台湾海军军官计天尧曾回忆；“我们在西德登上正为阿根廷建造的‘圣胡安号潜艇，它比我们正在荷兰争取购买的‘旗鱼级潜舰（艇）要小，但性能却好得多，因为最大下潜深度超过300米，独立作战期间最长可达20天，实在太诱人了。可奇怪的是，陪同的西德代表明知我们是台湾来的，却一再强调像潜舰这样的战略武器只能卖给‘有正常外交关系并奉行和平主义的国家实体，这不由得在我的内心投上了阴影。”

当罗锜一行来到阿根廷后，阿根廷人倒还热情，“我们是从西德直飞阿根廷的，呆了四五天，参观了他们的多明戈·加西亚造船厂，阿根廷军方招待了一些旅游行程。阿根廷那时贫富差距很大，钱一兑换就是几百万几百万，而且每天汇率都不一样。”一名亲历者说：“我们见了阿军方的人，但没有详谈，这是为了怕泄密。为什么要透过阿根廷买船？我的理解是西德不能替我们造，但阿根廷的造船厂正在授权组建建造，材料包出口到阿根廷，刚好可以让他们的厂子造好后交给我们，也可以交给台湾‘中船做，或者阿根廷造出船段，再由‘中船结合等等。……整个访问中，我感觉阿根廷确实有诚意把手上已经有的东西卖给我们，但我们不敢要，因为这种东西是瞒不住的。没交货的时候还好，一交货，别人一看你怎么突然多出两条潜舰，英国《詹（简）氏战舰年鉴》马上就登出来了。阿根廷当然拍胸脯保证后勤没有问题，但和我们接触的只是军方的人，如果未来他们离开现职，这个关系能不能维持下去，谁也不敢说。”

从这些的档案可以看出，阿根廷当年经济凋敝到何等程度，因此他们对促成这笔交易兴致勃勃，甚至连监造、接舰等问题都提到了。

因为那张重要的纸！

似乎一切都没有天衣无缝，阿根廷通过美国“白手套”，把潜艇转手给台湾，而台湾也因此获得令大陆头疼的“水下刺客”，皆大欢欣。1985年2月9日，郝柏村向蒋经国报告从阿根廷买潜艇的案子。到了8月底，罗锜又来汇报，带回阿根廷方面初步提出的价格——TR-1700潜艇新品现货一艘（即“圣胡安”号），价格1.85亿美元；两艘潜艇的建造材料包（即阿根廷造船厂手里的第三艘“圣菲”号和第四艘“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号），共1.5亿美元；包括所有建造规范、图纸和要求的技术包一套，800万美元；潜艇武器系统所需的SST-4鱼雷30枚，共3 556万美元。这笔交易在西德知情的情况下，由阿根廷转卖给美国公司，再掉头送入台湾，双方谈妥，货到高雄港后，台湾现汇结清。罗锜还谈到，台阿双方连监造、接艇等问题都谈妥，甚至相关人员的住宿处都已安排好，一签约就可进驻。郝柏村认为价钱可以，同意继续进行。

可是历史跟所有人都开了一个玩笑：1986年1月，阿根廷的案子却意外告吹，原因是从美国政客艾伦那里传来消息，就是阿根廷军方经办人公开索要回扣，惹恼了台湾当局。根据艾伦等人的介绍，阿根廷军售承办人要求台湾签两份价格不同的合约（即“阴阳合同”），那艘潜艇的现货价原本是1.85亿美元，但承办人向阿根廷政府递交的合约是1.4亿美元，中间差价4 500万美元就被承办人中饱私囊。郝柏村在1986年1月7日的日記中痛批：“这些人胆子太大，亦太不了解我高级将领的清廉操守，吾人宁可买不成亦不愿参加此一舞弊案。”几天后，郝柏村将阿根廷军官要回扣的事情向蒋经国汇报，与阿根廷的交易从此结束。

可是，档案留给后人的真相却是这样的：让台湾当局真正放弃的原因是阿根廷以及艾伦的皮包公司最终无法说服西德商务部开具出口许可，而该许可又涉及另一张关键的文件——最终使用者证明。这份文件是用来证明一件武器或装备的持有者，确实是经生产厂家直接出售，或者经合法代理商获得。得到这份证明，生产商才能继续提供零部件，否则就被视为“非法扩散”，将得不到原厂的后勤支援。在军品贸易中，最终用户证明极为重要。台湾如果真的买了潜艇，很可能不久后因缺乏零部件而停摆。

很显然，西德早就意识到对台出售潜艇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当时，台湾当局正实施“剑龙专案”，谋求从荷兰购买潜艇，交易经媒体曝光后，立即受到中国大陆的严厉谴责，将中荷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而且中国大陆船舶改到比利时安特卫普和西德汉堡靠泊，停止与荷兰奈德·洛伊德航运公司进行往来，荷兰政府不得不向中国大陆表示售台潜艇是民间公司的商业行为，不等于承认台湾当局的外交地位，并且否决了为台湾建造后续4艘潜艇的合约，加之负责建造头两艘潜艇的RSV公司所属威尔顿·费吉诺（Wilton Fijenoord，WF）造船厂传出资金周转不灵与失火等风波，台湾海军甚是挠头，不得不继续在国际市场上寻找潜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