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日本的另类审美体验入手，分析了多元文化视野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影响，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应该突破传统的以汉语知识文化为教学内容的主体，向学习者单向导入汉语文化信息的教学模式，建立一种以汉语为媒介，多元文化并重，旨在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意识的多元文化教学观。

关键词：多文化视野 对外汉语教学 文化教学

一、绪论

（一）研究目的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反映，要让留学生学好汉语，就要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真正掌握汉语这门工具。因此，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要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和关系，应引导留学生跨越这些产生偏误的障碍，学好汉语，从而真正了解中国文化。[1]而这要求对外汉语教师具有多元文化视野，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成功地进行汉语学习及跨文化交际。

根据教育部2017年3月1日发布的2016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2]显示：2016年共有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2，773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比2015年增加45，138人，增长比例为11.35%（以上数据均不含港、澳、台地区）。2016年来华留学的学生中，亚洲学生约有264976人，占总数的百分比为59.84%，与去年相比同比增长10.34%。其中，日本学生有13，595人，属于前十名。

而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提起日本，很多人会有一些偏见和误解，尤其是很多人对日本另类的审美文化产生误解和偏见。因此，通过对另类审美体验的描写和原因探析，我们可以更好地树立多元文化视野，可以让对外汉语教师以一个更为开放的眼光和胸怀去看待这个世界。

（二）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对于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化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吕必松早在1980年就提出：“语言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运用所学语言进行社会交际的能力。”1981年又谈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以及观念和心理特点对语言和语言教学的影响，指出文化背景知识介绍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熊文华、朱文俊在1980年提出，学习外语应该注意它的社会因素，认为应该把背景知识紧密地结合到教学中去。1984年，张占一首先提出了“交际文化"的概念，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内容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两种。

2.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国外对于对外汉语的文化教学没有专门的研究，但对外汉语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提出，借鉴了许多国外有关于语言和文化研究的理论。下面，我将按时间顺序简单梳理下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

1959年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指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着文化的影响，并伴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文化决定人的存在。包括自我的表达方式以及感情流露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正是这些在一般情况下十分明显，习以为常，然而很少加以研究的文化方面，以最深刻和最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1961年拉多（Lado）就提出跨文化理解问题（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根据以上文献综述可以得出：每位做出重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都在试图将语言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从不同的角度定位和分类，但在实际应用中不可能全被多数人认同和接受。因此，我们在借鉴的同时，要正确对待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要在多元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解决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教学问题。

（三）研究意义

研究日本另类的审美体验旨在避免人们对日本文化持有偏见的看法，培养人们抱着积极理解的态度去看待日本文化。中日文化是有差别的，我们要善于挖掘发现双方的差异，这样也可以加深理解自身文化，因而能够相对客观了解雙方的文化内涵及特点。

中日跨文化研究也很重视跨文化交际技能的培养。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国对外开放的程度都在逐步扩大，出国留学或旅游、跨国际贸易等这类人逐年增多，他们都有必要掌握跨文化交际技能，避免文化冲突，克服文化休克现象。目前，在日本、美国等大学里已经开设有相关课程，除此之外，社会上也开设了专门培养跨文化交际适应能力的教育机构，这就大大的适应了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研究中日跨文化交际的实践意义远远大于其理论意义。

二、日本另类审美体验及多元文化视野

（一）日本另类审美

关于日本的另类审美可以从日本唯美主义文学中窥见一斑。以日本唯美文学的代表人物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来看，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则强调从施虐与受虐中追求病态的快感，在肉体的残忍中展现女性的美感，认为受虐就是感受美的途径和过程，而病态、残缺的美才是无憾的美。

日本民族总体上来说是个极端性与矛盾性并存的民族，崇文尚武，爱品茶赏花，亦向往强权武力。他们的文化正如他们的文学一般极端而唯美：日本文化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既有古板严谨的一面，也有很超前让人感觉比较另类的一面。如：变态捆绑艺术、盆景猫、中学生援交、以及人体变形美容等让人们很难接受的另类文化。

这些另类文化也是强调从施虐与受虐中追求病态的快感，推崇这种病态的、残缺的美。很多对外汉语教师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美”，甚至认为它是变态的。在这种认知偏差的基础上，很容易造成文化偏见，以至于影响到跨文化交际和最终的对外汉语教学。

（二）多元文化视野

拥有多元文化视野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便是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认同能力，包括知识、技能、态度和文化意识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其中态度和文化意识是多元文化理解能力中的重要内容。[3]

对外汉语教师拥有多元文化视野的使命是保证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培养对世界各族人民的尊重和各种文化之间进行交往的技巧。这一使命体现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就要求学生接受并欣赏文化差异性，在学习语言技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多元文化理解能力的培养。多元文化理解的核心价值取向强调不同文化的和谐共生和世界文化的多元共存。

文化的本性在于创造，在文化领域只有不拘一格才会呈现出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的活力。此外，不同文化的和谐共生，也会为世界文化增添新的色彩和活力。

世界文化的多元共存要求我们正视本民族文化，互相尊重各自的文化，形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最终达到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髓，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民族文化起着维系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

不同文化的和谐共生是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前提。只有在相互尊重、理解彼此的基础上和谐共生，才能够形成丰富多彩的世界多元文化。

三、中日文化差异形成的因素

（一）日本人的双重民族性格

所有接触过日本文化的人，应该都能发现几乎从日本文化的每一个层面都能看到日本文化双重性的特点。对于这一点，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特在《菊花与刀》的开篇这样写道：“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饱受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4]

孟德斯鸠曾说过：“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战争；土地所不能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5]

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的形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日本是一个岛国，不仅国土狭小，而且资源缺乏，日本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非常小，日本人不得不拓展其生存空间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这样就形成了日本民族非常重視现实利益，日本民族的这种情绪，使得他们有扩张土地，迫切想拥有自然资源的欲望。在他们看来没有对和错，而只有得与失。

（二）日本人对待死亡和死者的态度

日本人被灌输的思想是死亡即精神的胜利。因此，在战争中照顾伤者就必然违背了英雄主义。二战期间，没有一个受过训练的日本军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受伤的军人；同样也没有建在战场前线，更没有医护人员和医护体系。日本甚至对医疗用品的补给也相当少，有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干脆将伤员杀掉。日本的这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战败也不愿投降。西方国家的任何一支军队如果在陷入绝境的时候，就一定会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战斗致死就是光荣的表现。在绝境中，大多数日本士兵选择自杀，或单枪匹马与敌决一死战，不管怎样，就是不会投降。

日本人认为“死者无罪”，他们吸收并接受了西方“一死百了”的文化观念，而这个和中华文化中“死者有罪”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古以来，我们用“罪该万死”来说一个有罪的人，有时还说有罪的人“遗臭万年”。对待死者两国截然相反的态度是中日两国文化交际障碍因素中的关键因素。

（三）日本人重视等级和依附强权

日本人在见面时鞠躬以表示礼貌，根据鞠躬的深度和对象，表示的含义也不尽相同。日本人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其实是因为日本人特别重视等级制度造成的。这种等级制度是由日本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遗留下来的。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等级制度趋于减弱，但是，人们的等级意识仍深刻的影响着每一位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看待国内问题时，日本人同样用等级的观点，上层制定国家纲领，下方严格执行并实施，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日本对待国际问题也是用鲜明的等级观点来处理。这样的外交形式充分的说明了日本重视等级、依附强权的特点。

同世界强国结盟来来实现战略目的，是近代日本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例如在二战时，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结盟；二战之后，日本逐渐与美国走近，逐渐加强和美国联盟，这再次证明了日本依附强权的特征。这让日本民族很容易在产生一种依附强国的情结。

四、培养多元文化观的措施

我们所提倡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是以汉语文化为媒介的多元文化教学，其目的是帮助学习者更准确地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合理地确定本民族文化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培养学习者积极开放的交际态度和与其他文化的平等互动的交际意识和能力。简言之，就是要通过对外汉语的文化教学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观。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对外汉语教师要具有多元文化观

众所周知，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教师的文化观直接影响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选择。作为对外汉语教师，不仅要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也要做外来文化的引进者，最重要的是做不同文化的沟通者。

首先，汉语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也必须得到广泛的传播。我国正处传统与现代文化、东方与西方文化交叠的历史时期。汉语文化想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向外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抢占生存空间，对外汉语教师理应承担起传播汉语文化的责任。

其次，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不仅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跨文化交际的关系，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之间也存在这种跨文化交际的关系，甚至有的学生是来自于相互敌对的文化社团，他们之间的文化冲突更为激烈。这就需要教师凭借自己的多元文化观，培养学生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兴趣，去营造平等和谐的交流氛围，让学生充分地沟通交流，逐步树立多元文化观，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二）教学模式与教学评价标准要多元化

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一体化的过程中，文化的多元性日益彰显，但是各种文化在频繁交往中，彼此影响，相互交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Kramsch教授提出了关于语言文化教学中“多元文化”的观点，他将外语教学活动看成是创造双向文化互动的基础。[6]

这种文化互动的教学模式，突破了以往以目标文化为载体，以目标文化的行为为标准的单向输入的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它着重强调多元文化背景的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提倡师生之间平等对话。Kramsch进而指出，外语学习是一个打破“界限”（boundary）的过程，学习者通过学习认识到同一事件可以用不同的参考框架来表示。[7]这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思想应该是平等看待各种文化的态度和汲取目标文化思想内涵的能力。

（三）教学内容要体现汉语文化的多元性

汉语文化的多元性为对外汉语多元文化教学提供了丰富适宜的教学内容。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本身就说明中国具有多元文化的传统。

这种海纳百川、包融并蓄的文化观点在当今世界国家与民族矛盾冲突日益激化的国际环境下，尤其值得提倡，也是值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为汉语文化的先进性讲授的。而从汉语文化自身而言，也呈现出一种多元性。总之，中国体现着包融并存、取长补短、和谐统一、共同发展的多元文化理念。因此当我们向学生介绍中国的茶文化、酒文化、建筑文化、器物文化等文化要素时，务必要突出其中蕴含的汉语文化的多元化精神。

（四）正确处理教学中的文化冲突

交际者文化背景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决定了冲突总是无时不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教师和学生更是面临着这个问题。受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文化也呈现出强势和弱势等多种态势。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而且发生着变化。

那么对外汉语教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冲击和变化呢？我们既反对拿来主义，舍弃本民族文化全盘接受强势文化的浸染，也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固守本土文化，不加判别地排斥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当汉语文化观念与学生的母语文化观念发生冲突时，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母语文化，肯定学生对母语文化的认同，体谅学生的民族自尊心，不要強迫学生接受中国的文化观念。

五、小结

文化的多元化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两种长期并存的态势，这两种态势并不是相互对立的。每种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都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上，拥有充分发展的空间。

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才是文化进步的体现，不同文化的相互竞争才是文化发展进步的动力。人类共有的文化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基础，而在不断的冲突中，越来越多的文化观念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

作为一名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更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要理解每个文化差异背后的原因，更要从多元文化视野出发来看待这些差异。本文以日本的另类审美体验为案例，阐述了拥有多元文化视野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世界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大有可为。

注释：

[1]乔宏伟：《对外汉语教学中应注意的中日文化与语言差异》，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年，第5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6年度我国来华留学生情况统计》http：//www.moe.edu.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301/170301_sjtj/201703/t20170301_297677.html

[3]王乐：《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定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56页。

[4]黄学益译，鲁斯.本尼迪克特著：《菊花与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162页。

[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海市：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3月版，第90页。

[6]王伟：《对外汉语教学<中国民俗>课程教学设计》，天津：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7]Claire Kramsch：《语言教学的环境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参考文献：

[1]周思源.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M].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2]Claire Kramsch.语言教学的环境与文化[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黄学益译，鲁斯·本尼迪克特著.菊花与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葛中华.文化考察的新视角：语言文化与超语言文化[J].汉语学习，1994，（03）

[5]吕必松.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10周年座谈会发言（摘登）[Z].吕必松，陈亚川，朱德熙，林焘，张寿康，胡明扬，贺巍，周祖谟，周有光，许嘉璐，张清常，王还，陆俭明.语言教学与研究[J].1989，（03）.

[6]康有金.日本社会文化视野下中日文化冲突的根源[J].国外社会科学，2009，（1）.

[7]王乐.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定位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8]王伟.对外汉语教学《中国民俗》课程教学设计[D].天津：南开大学硕士论文，2010.

[9]Cross-Cultural Awareness. Robert G.Toward Internationalism-Reading in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1979.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6年度我国来华留学生情况统计http：//www.moe.edu.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301/170301_sjtj/201703/t20170301_297677.html

（冯泽华 上海交通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 20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