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济法

最澄入唐、回日本及带回茶籽播种均有确切记载
——《中国茶叶的传入与日本茶道的确立》的商榷

□竺济法

据唐代《明州牒》等多种牒文、《唐文续拾》《全唐文补编》、日本《传教大师全集》《邻交征书》《日吉社神道秘密记》等中日文献记载，日僧最澄（767～822）入唐、回日本及带回茶籽播种均有确切记载。他于唐贞元廿年（804）八月到达明州（今宁波），翌年五月回日本，是目前确认的中国茶种传播海外第一人，是海上茶路的开创者。2013年4月23日，由海内外专家、学者在宁波通过的《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讨会共识》，对此作了确认。

赵国栋《中国茶叶的传入与日本茶道的确立》（本刊2016年第6期）一文，通过引述文献，对日本高僧最澄入唐回日本时间及带回茶籽播种，均提出异议。其中引张宏庸1987年台湾茶学文学出版社《茶的历史》之说，认为最澄是802年入唐，数年后才回日本，不知此说何据？又说日僧永忠（743～816）是第一位将中国茶带入日本的。这些说法莫衷一是，混淆了史实，笔者特作此文。

据笔者初步考证，最澄是日本历代来华高僧中，文献记载最多、最全的一位，包括明州、台州颁发给他和弟子往来于明州、台州、越州（治所今绍兴），以及受戒的牒文就有多种，其中多种文物被尊为日本国宝。尤其是日本以中文记载最澄事迹和著作的《传教大师全集》，内容丰富。2009年，笔者曾发表《最澄与日本国宝〈明州牒〉》，2010年收入《茶禅东传宁波缘》，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另有关剑平所作相关论文《最澄送别的茶诗会》，收入2014年《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究文集》，出版社同上。写作本文，笔者又发现了一些相关文献。

《明州牒》明州部分

一、最澄到达明州

在日本京都的千年古刹比睿山延历寺，保存着最澄当年带去的明州书史（掌管文书的官吏）、台州刺史签发给他的度牒——《明州牒》，又称《传教大师入唐牒》，为日本国宝。

《明州牒》长100厘米，宽35厘米，为明州、台州两府文牒合二为一，系明州书史孙阶颁发的牒文与台州刺史陆淳颁发的回牒。

《明州牒》准确记载了最澄往来明州、台州的史实，其中明州府牒文如下：

唐贞元廿年（804）、廿一年，分别由宁波书史孙阶、台州刺史陆淳为最澄签发的度牒，称为《明州牒》。现为日本国宝

明州牒

日本国求法僧最澄，往天台山巡礼，将金字《妙法莲花经》等：

金字《妙法莲花经》一部（8卷，外标金字），《无量义经》一卷，《观普贤经》一卷（已上十卷，共一函盛封全。最澄称，是日本国春宫永封，未到不许开拆），《屈十大德疏十卷》，本国《大德诤论》两卷，水精念珠十贯，檀龛水天菩萨一躯（高一尺）。

右（注：古文竖排自右至左）得僧最澄状称，总将往天台山供养：供奉僧最澄、沙弥僧义真、从者丹福成。文书钞疏及随身衣物等，总计贰佰余斤。

牒得勾当军将刘承规状称，得日本僧最澄状，欲往天台山巡礼，疾病渐可，今月十五日发，谨具如前者。使君判付司给公验，并下路次县给舡及担送者，准判者谨牒。

贞元廿年九月十二日，史孙阶牒，司户参军孙负

翌年三月，最澄离开台州返回明州时，台州府牒文及刺史陆淳的签批如下：

日本国求法僧最澄，译语僧义真，行者丹福成，担夫四人，经论并天台文书、褒像及随身衣物等。

牒：最澄等今欲去明州，及随身经论等，恐在道不练行由，伏乞公验。处以谨牒。

贞元廿一年二月 日

日本国最澄牒

任为公验 三月一日台州刺史陆淳 印

最澄与弟子义真、行者丹福成、经生真立人4人，是贞元廿年农历七月随第12批遣唐使藤原朝臣葛野縻为首的遣唐使，在海上漂泊54天，八月底到达明州，由于过度疲劳，在明州景福寺、开元寺休整并学法半月后去天台山。《明州牒》明州部分签发落款时间为贞元廿年九月十二日，并记载最澄已经病愈，将于十五日去天台山。据《传教大师全集》等文献记载，他于同月二十六日到达台州。

翌年三月初三，最澄离开台州时，台州府为其举办了送别诗茶会。台州司马吴顗（《唐文续拾》作吴闚，“闚”同“窥”）在《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序》中写道：“三月初吉，遐方景浓，酌新茗以饯行，对春风以送远，上人还国谒奏，知我唐圣君之御宇也。贞元二十年三月巳日，台州司马吴闚序。”这也是史载首次为海外友人举办的诗茶会。台州司马吴顗、临海县令毛涣、天台座主行满等9人均赋诗赠别。

二、最澄回明州去越州

除了上述《明州牒》外，宁波书史孙阶翌年还为最澄及随行弟子义真颁发过另一份牒文。《全唐文补编》录有选自最澄《传教大师全集·显戒论缘起》的另一份《明州牒》，内容为准许最澄去越州龙兴、法华等寺：

准日本国求法僧最澄状，称今欲巡礼求法，往越州龙兴寺并法华寺等。弘法僧最澄、义真、行者丹福成、经生真立人。

牒：得日本国求法僧最澄状，称往台州所求目录之外，所欠一百七十余卷经并疏等，其本今见具足，在越州龙兴寺并法华寺。最澄等自往诸寺，欲得写取，伏乞公验处分者，使君判付司住去牒知，仍具状牒上使者，准判者谨牒。

贞元廿十一年四月六日，史孙阶牒，司户参军孙万宝

当时明州刺史为郑审则。据日本《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载《大正藏》2160部）、《邻交征书》记载，陆淳、郑审则分别为最澄题写《印记》和跋文，其中郑审则撰写的跋文如下：

孔夫子云：“吾闻西方有圣人焉，其教以清净无为为本，不染不著为妙，其化人也，具足功德，乃为圆明。”最澄阇梨，性禀生知之才，来自礼义之国，万里求法，视险若夷，不惮艰劳，神力保护，南登天台之岭，西泛镜河之水，穷智者之法门，探灌顶之神秘，可谓法门龙象，青莲出池。将此大乘，往传本国，求兹印信，执以为凭。昨者陆台州已与题记，故具所睹，爰申直笔。

大唐贞元廿一年五月十五日，朝议郎使持节明州诸军事守明州刺史上柱国荥阳郑审则书。

明州刺史郑审则《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跋文结尾部分手迹，题于唐贞元廿一年（805）五月十五日。藏日本。

宁波唐以前史料曾有遗失，资料不全，这份书迹佐证了明州刺史郑审则准确在任年代。这也是目前发现的郑审则唯一书法手迹。

陆淳、郑审则另有为最澄及弟子受戒等牒文、印记等，限于篇幅，且与本文无关，不作赘述。

三、日本最早茶园为最澄传茶遗迹

一般认为，中国茶叶传到日本，比实际记载时间更早。据美国威廉·乌克斯（1873～1945）1935年完成的《茶叶全书》记载：“在日本圣德太子时期（593）左右，茶的知识与艺术、佛教以及中国文化同时传入日本。”但作者没有提供出处。唐天宝十二年（753）东渡日本的鉴真（688～763）大师，带去了佛经及诸多物品，应该也会带去茶叶。

而有确切记载的，则在唐贞元廿一年（805），日本高僧最澄（762～822）到浙东台州、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学佛，从明州回国时带去了茶叶、茶籽，这是中国茶种传播海外的最早记载。

唐代，明州是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港口，日本遣唐使，包括遣宋使、高丽使等，主要从明州往来。

据北京大学日语系教授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记载，最澄将带去的浙东茶籽，“播种在位于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那里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结束了日本列岛无茶的历史。至今，在日吉神社的池上茶园仍矗立着‘日吉茶园之碑’，碑文中有‘此为日本最早茶园’之句，其周围仍分散着几株一人高的茶树。最澄携带茶籽回日本国栽种这一史实，在行丸著于1575～1577年的《日吉社神道秘密记》中有载。其中写道：‘日吉茶园之碑为传教大师最澄所立，其周围有茶2树簇拥，其茶籽是最澄传教大师从唐土带来，归国后播此地，尔后移栽京都、宇治、栂尾等地’。”

今日吉社神立于“日吉神社御茶园”之碑，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彩色插页中，另有“最澄茶园遗迹”之碑。

位于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茶园，矗立着“日吉神社御茶园”之碑，为最澄茶园遗迹

最澄还将茶文化、饮茶活动带到了日本，曾向第52代天皇嵯峨（786～842）献茶献诗。嵯峨在《和澄上人韵》写有茶句：“羽客亲讲席，山精供茶杯。”

最澄茶园遗迹碑

曾在中国留学30年的高僧永忠，805年与最澄同船回日本。另一位日本高僧空海（774～835）则于806年回日本，两人分别带回茶籽播种，但未留下遗迹，影响均不及最澄。另据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引《日本书纪》记载，永忠向嵯峨天皇献茶，是在他回国十年之后的815年4月，当时嵯峨游幸近江国滋贺韩崎港，路过永忠住持的崇福寺，永忠亲手煎茶献于嵯峨。嵯峨饮后印象深刻，同年6月下令在关西地区种茶，以备每年上贡。

最澄、永忠、空海三位高僧分别将中国茶种带到日本，但茶叶量少，较长时间仅在寺院与皇室之间流行，并未融入社会。400多年后，被誉为日本“茶祖”的荣西，再次从中国引入茶种和茶文化，著作《吃茶养生记》，才使日本茶文化进入中兴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