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臣

（解放军理工大学）

清代新疆茶叶贸易兴盛的三大因素

陶德臣

（解放军理工大学）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面积166万平方公里，截至2014年3月31日，户籍人口为1968.69万，分属47个民族，其中世居民族有13个，分别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满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由于气候、饮食等影响，扼丝绸之路中段的新疆对茶的需求强烈，饮茶历史悠久，茶叶贸易地位重要。不言而喻，新疆茶叶贸易的产生、发展与中原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密不可分。随着内地饮茶风习的兴起及其转盛，中原文化向包括新疆在内的边疆地区传播，饮茶风习逐渐在新疆兴起，为新疆茶叶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适宜土壤。然而，西汉至明代长达千余年时间内，新疆茶叶贸易尚处于起步阶段，贸易并不发达，市场也不广阔，这一状况到清代中期得以改变。新疆茶叶贸易的真正兴盛始于乾隆中期的1759年后。之所以有这种巨变，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密不可分。正是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才催生了清代新疆茶叶贸易的兴盛这一结果。

一、政治因素

新疆与内地的紧密联系为茶叶贸易开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清代，整个蒙古及新疆地区再次置于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再次建立，结束了有明一代200多年间蒙古、新疆游离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外的局面。清初，居住在西北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清军入关前，漠南蒙古已经归附清朝，蒙古封建主接受清朝各种封号，与清朝保持世代联姻关系。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朝关系密切，对清朝政府保持着臣属关系。自崇德三年（1638）起，喀尔喀三部的封建主向清廷每年献白驼一只白马八匹，谓之“九白之贡”。崇德二年（1637），厄鲁特蒙古中的和硕特部顾实汗向清太宗“遣使通贡”。顺治三年（1646），清廷对顾实汗“赐甲胄弓矢，俾辖诸厄鲁特”。17世纪中叶以后，准噶尔部日益强大起来。势力达到青海、西藏地区，还大举进攻内蒙古，发动了叛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自身统治，康熙三次亲征，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最终粉碎了噶尔丹的叛乱。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对清政府极表敬服。康熙遂将阿尔泰山以西的广大地区划归其放牧。策妄阿拉布坦强大后，也走上了叛乱的道路。康熙五十六年（1717）攻入拉萨，被康熙派兵于1720年逐出西藏。

雍正五年（1727），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内部又发生长期动乱。乾隆二十年（1755）春，清军分北、西两路向伊犁进军，叛军很快土崩瓦解，达瓦齐被擒。自以为平叛有功的阿睦尔撒纳政治野心膨胀，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在伊犁发动叛乱。清政府于1757年平定了叛乱。至此，准噶尔部封建主的长期叛乱活动终于被镇压下去。清政府设立伊犁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都统等，分兵把守伊犁、塔城等地，巩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清政府对原来属于准噶尔的唐努乌梁海等地区也加强了管理。

嗣后，清军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粉碎了1757年维族反动分子大小和卓木发动的叛乱。清政府在喀什噶尔等地分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分兵把守，统属于伊犁将军。这些措施巩固和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接着，清军又在道光七年（1827）镇压了大和卓木的孙子张格尔于1820年发动的叛乱，粉碎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阴谋。

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举行反清武装斗争，并迅速扩及全疆，但武装反清的领导权大多被宗教和民族上层分子所掌握。新疆陷入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这就为浩罕汗国阿古枯匪帮和沙俄军队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1876年，清军三路进疆平叛。1878年，清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置州县，加强了新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以上一系列反分裂、反侵略斗争的胜利，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为新疆地区的开发和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为新疆茶叶贸易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作出了有力政治保证。

二、经济因素

内地茶叶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新疆茶叶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充足货源。明末清初，前后持续40年的战乱，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清廷“赋税不充”，造成严重财政困难。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主要有停止圈地，实行“更名田”，奖励垦荒，整顿赋税制度，实行“摊丁入亩”，废除匠籍等。这些措施的施行，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在各族人民辛勤劳动下，清代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到康熙末年，清朝经济已恢复或超过明朝后期的水平。到乾隆末年，进入康雍乾“盛世”的颠峰。在此大背景下，清代茶叶种植、制造、贸易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清代产茶之地很多，“惟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四川、两湖、云贵为最”[1]。自康熙、雍正、乾隆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中国茶叶生产大体保持了200年的持续发展，最终达到全盛时期。兹见晚清茶业发展情况表（1832～1837年一栏为1832～1833年度至1836～1837年度平均数量）[2]。

表1 晚清茶业发展情况

表1显示，短短50多年中，晚清茶区面积、茶农人数比鸦片战争前递增了80%。这种发展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其带来的茶叶生产增幅抵得上从前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成就。茶叶生产的巨大发展为茶叶内外贸易的开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茶源，也为茶叶不断拓展海内外市场提供了必要。当然，西北茶叶贸易的地域空间从原来的青海、西藏、甘肃、宁夏、蒙古、陕西、晋西北等地拓展到新疆。

三、文化因素

新疆各族人民饮茶风俗的兴盛为茶叶贸易的开展提出了现实需求。清代新疆的各族人民普遍爱茶，饮茶风俗之兴盛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许多史料都表明，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确实体现了民间谚语“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饮”“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西北游牧诸部咸视茶为第二之生命”，这是因为饮食结构所至，“盖以其日食膻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营卫助消化也”[3]。从实际情况看，新疆物产丰富，“所需者惟茶为最”[4]，尤其是蒙古族、哈萨克族更是“以茶为养命之源，一日不可断绝”[5]。巨大的消费需求，必须得以满足。由于气候、土壤等原因，造成新疆茶叶消费“向资内地”的客观现实，这就为内地茶叶大量运销新疆提供了现实需求。

清代，在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我国新疆的广大地区，生活着维吾尔、蒙古、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汉、满、塔塔尔、锡伯等十多个民族。在清朝统一的局面下，各族人民的关系更为紧密，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了新疆。清政府统一西北地区后，采取多种手段，加强了在新疆的统治，强化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一方面，大批绿营官兵携带家眷来到天山南北，进行军屯；另一方面，内地汉人也大批到新疆进行屯垦，称为民屯或户屯。此外，清政府还鼓励商人前往新疆经商。在清政府的强烈推动下，内地商民前往新疆经商、谋生者不绝于途。受其影响，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得以加强，原产内地的各种商品不断输入新疆，尤其是“喀尔喀及蒙古、回部无不仰给焉”及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6]的茶得以大量销往新疆。康熙四十四年（1705），“因中马例停”“库茶销变维甘肃官茶积压严重”这个问题至乾隆朝越发严重，仅乾隆七年（1742）至二十四年（1759），库茶就积压茶150余万封[7]，每封以5斤计，兰州地区的国库存茶当有800万斤左右。大量陈茶亟待疏销，而甘肃巡抚明德又请准商茶配茶封。清政府要求陕甘督杨应琚对库贮官茶进行全面摸底后，再进行“通盘核计，妥协筹办，期于公私交有裨益”。乾隆二十七年（1762）八月，杨应琚提出四大疏销事宜：第一，官茶应改征折价。是甘省库贮官茶，向例如遇存积过多，则请改征折色。五司库存内，自乾隆七年至二十四年已存积茶150余万封，经前抚臣吴达善奏准，每封作价3钱，搭放兵饷，已搭放40万余封，现市肆官茶日多，价值渐减，非10年之久，不能全数疏销，且每年商人又增配10余万封，商茶既多，官茶益滞。莫若将商人交二成官茶54000余封，暂停交纳，照例每封折价银3钱，俟陈茶销售将完，再征本色。第二，商茶应准减配。甘省茶法，商人每引交茶50斤，无论本折，既系额课。商人自应配茶50斤，连附茶共止配茶30余万封，商人以配售之茶纳课。后经吴达善奏准增配茶248939封，致使仓茶愈积愈多。前请减配茶8万余封，无济于事。今酌中筹计，商人情愿每引1道止配茶15封。二成本色茶封既议改折，则无庸配运。第三，陈积茶封应召商减售。查各司俱有陈茶，洮司最多。请仍照前抚臣明德原议，每封定价3钱，召商变卖。第四，内地、新疆应一体开放。新疆茶斤向资内地。新疆商卖茶价，现准各处咨覆，大概每封需银二两四五钱至二两上下不等。今官茶运至新疆各处，将脚费摊入茶本之内，较之买自商人，价值尚贱。上述办法得到户部批准执行，这就为甘肃官茶大规模进入新疆市场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这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清代新疆茶叶贸易迎来了历史上的兴盛时期。

[1]赵尔巽：《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2]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175页。

[3]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农商类·茶叶大黄之互市》，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

[4]（清）那彦成：《议立茶税》，《那文毅公筹画回疆善后事宜奏议》卷77。

[5]《伊犁将军广福奏伊塔茶务有限公司改归商办另订章程折》，《商务官报》庚戌第4册。

[6]（清）赵翼：《檐曝杂记》卷1《茶叶大黄》，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页。

[7]（清）杨应琚：《酌筹甘肃茶政疏》。引自陈杉藩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564页。

解放军理工大学2015年度人文社科研究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茶向世界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