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姣英

电视干涉生活下的思考
——解读湖南卫视《变形计》

□贾姣英

湖南卫视常青节目《变形计》已经播出12年。节目中，家庭贫富差距悬殊的两个少年互换生活。其间，他们经历了痛苦、不适、挣扎、成长、蜕变。“穷孩子”与“富孩子”之间，存在巨大的知沟和差异，城市中心主义将农村工具化，追求都市需求而促进媒体发展的传媒观念，对农村少年造成的伤害应该引发思考。

《变形计》；知沟；贫富差距

从2006年开播到2017年，湖南卫视《变形计》前十四季都已播完，在“好节目活不过三季”的魔咒下，算是一个神话级节目。该节目不但有“真人秀”节目的特征，还加入了角色互换以及纪录片的元素，主人公互换生活，这些互换包括城乡未成年、父子、母女等，节目24小时全程跟拍，运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对矛盾和冲突进行直接展现，进行较为简单粗略的剪辑后，进行“原生态”播出。

一开始，《变形计》就关注当下中国未成年教育现状。从第一季《网变》中表现出来的“青少年网络依赖症”，到第七季《天籁之爱》中的厌学、叛逆问题，再到第十四季《青春戒律》中的自律问题等，这些问题通过一个个“问题少年”展现在屏幕上。在城乡主人公角色互换的表象下，表现出来的是贫富差距、人情世故、人性的善良与麻木、人心的厌倦与渴望等众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一、《变形计》背景下的中国城乡结构

“知沟”探讨的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知识在不同地位群体间的不平等获取，这种不平等主要源于一个宏观社会系统中业已存在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关系。目前中国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如图1），可以看出，如此严重的社会分化，表现出不同社会阶层对于资源占有的极度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光表现在经济上，更表现在不平衡的文化资源分配与利用上。

图1

在这个倒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图中，信息掌握的富有者阶层变成了强势群体，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较多的财富和较高的媒介素养，在传播活动中作为参与者，通过网络和自媒体获取着更多的信息，这是一部分进行媒介接触行为的主动者，善于利用媒体解决问题，满足自身需求。

参加完《变形计》的“富孩子”利用曝光度，成为了微博大V，微博迅速涨粉，一举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红”，也因此开直播、接广告，开始不断吸金，甚至追逐明星梦。但在金字塔的基座，是一群物质和信息掌握的贫穷者，被称为弱势群体，他们接受着较为低等程度的教育，甚至温饱都是困扰他们的重大问题。作为受众的主体，他们爱看电视，没有明确的动机去获得信息，也不太关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重大事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知晓度十分低下。《变形计》的参与者正是这两类人。

二、城乡少年间从“知沟”到各种“鸿沟”的存在

《变形计》的《网变》这期节目一开始就展现了两个年龄相仿但生活境遇截然不同的孩子的生活现状。魏程，一个位于金字塔上层的信息富有者，一个家境殷实的城市孩子，住在复式大房间里，电器应有尽有，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掌握先进的媒介知识和信息资源，家里拥有信息设备——电脑，懂得如何操作电脑，痴迷网络游戏，甚至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辍学，不与父母交流，脾气暴躁，黑白颠倒，精神萎靡。高占喜，一个位于金字塔底层的信息贫困者，一个来自甘肃穷苦农村的山里娃，住在土坯房里，对网络一无所知，家庭经济状况相当窘迫，生长在高原，渴望上学，渴望城市，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角色互换生活。对于高占喜来说，这是个不同的新世界，他第一次见到了飞机。刚到长沙，魏爸爸和魏妈妈开着宝马车去接他，坐在车上，高占喜望着窗外缤纷的夜景第一次流泪，这些都是他不曾见过的。他没有见过汽车，更没有坐过宝马，“新爸爸”带他到比较高级的理发店剪头发，他留下了眼泪，因为他从来没有进过理发店，更不知道理发师给他头上涂抹着什么；当他拿起手机要做一件城市人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传播小事——给家人打电话时，他又哭了，因为，他家根本就没有电话，他打给谁呢？在传播信息的硬件上，他就已经落后了好多年。他的再一次哭泣是因为被锁到了防盗门的外面，在城市锁门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在农村，很少有随时锁门的习惯。

农村的乡土文化与都市意识的冲击就这样展现在一个小少年身上。对于一个小孩儿来说，这种陌生又巨大的差距，让他感到害怕，而心里的自卑也正在生根发芽。这是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差异，也是经济地位导致的“知识沟”的差异。

而和高占喜互换身份的魏程，在到达农村生活的第二天的计算机课上，老师让他当起“小老师”，这节课专门由他讲，他开始教同学们使用word和上网……作为信息富裕阶层代表的魏程，较早地采用和熟练使用电脑等先进的机器，也就比其他人更拥有信息优势，在操作机器、获得信息、理解信息、使用信息、质疑信息上的能力就更强，具有更高的媒介素养。即使农村可以上计算机课了，但信息富裕阶层也在发展，往往是老沟未平，又添新沟，信息沟越拉越大。

三、城市中心主义思想下忽视了对农村少年的伤害

处于交换优势的“问题少年”并不是普通人，大都出身于富贵人家。这样的孩子出问题后，把他们从富裕的环境中扔进贫困的泥沼，让他们忆苦思甜般地经历磨难，但大家知道，这些贫困和痛苦只是暂时的，一周后他们体验完生活，就会重新回到他们的坐标系中。人的幸福感是通过对比获得的，都市人也许会因此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生活，他们仍然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信息富有者。

2014年2月17日《天籁之音》那一期节目播出后，我们看到的是更多改变和镜头给了“富孩子”胡政尧，而且一年后的回访，也只播出了胡政尧的新情况和喜人的进步，却只字未提那个农村少年。对于农村少年来说，《变形计》这样的节目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自卑，他们的内心世界被完全曝光在镜头下，一周的美梦过后，他们还是要回到贫困、落后的农村。

如果社会中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自上而下把自身的物质、文化由子女继承，而且不断地积累经济、文化、政治等资源；而那些处于底层的人的子女，想要改变阶层走向更高层的门槛越来越高时，他们就被迫要继续父辈们的生活，而且麻木地沉溺于一种匮乏中而不自知。在这种循环下，社会的发展无疑会越来越没有活力和创新力，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敌意与对立也会伴随分化而不断加大。这种鸿沟的产生是基于制度等社会因素而非智力因素的。

巨大的现实和心理落差摆在一期期节目中那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面前，他们的父辈是依然在土地里摸爬滚打，或是建造起林立的高楼却被称为“民工”的人。这些孩子自身依然要面对与生俱来的困难，走读书改变命运的道路。在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自卑感的折磨下，他们的心灵有可能受到巨大伤害，有可能逃避、迷失自我。知沟也会不断拉大，媒介产品的生产者们不会知道在长久的人生成长经历中，这些参与变形的孩子，会不会因为过多的关注和压力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四、谁更应反思？

《变形计》节目重点关注的是城市“问题少年”的教育问题，可以看出，出现在城市孩子身上的问题，本质上是环境、父母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改革开放后城市群体和农村群体所代表的两个对立阶层的相互离弃后，父辈们的问题在子女身上的反映。而消费文化下的媒体把重心放在了都市身上，选择性地呈现城市家庭孩子身上的问题，以获得更多的收视率和广告商的青睐。这让人们在这种“青少年的教育”的话题下，不断强化了城市的中心主义思想。农村不再意味着美好的故乡，而变成了意味着对“不听话”孩子的惩罚，农村的生活被工具化。这种工具化随着媒体制作的节目不断地被强化，甚至被打上了娱乐的标签。

泛娱乐化时期，媒体更应该承担其应有的媒体责任和社会道义。从《变形计》可以看出，经济地位的高低不一导致知沟的差异，而知沟的拉大反过来也促使着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相关部门应担起责任，既要发展农村经济，又要发展农村教育。我国知沟差异问题仍然巨大，更应多一些耐心和举措，调整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局势，从政策保障、经济扶持、文化提升三方面着手，关注弱势群体，帮助信息贫困者，促进社会公平。

1.龚新琼.交流的隐喻——湖南卫视热播节目《变形计》解读[J].电影评介,2008(4).

2.冯莉颖,叶翰宸.本土与时代——湖南卫视《变形计》改良刍议[J].新乡学院学报,2013(1).

3.马超.游走在真实与演绎的边缘——解读湖南卫视《变形计》[J].时代金融,2008(5).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