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峰奇大升作为16世纪朝鲜朝著名的性理学者，他的文学观深受性理学思想的影响。通过探析奇大升的性理学思想，进而观照其文学观的核心范畴——“道”“文”“物”“兴”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明晰奇大升文学观的基本立场及其审美意识。

[关键词]朝鲜朝；奇大升；性理学；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I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4-0078-07

[收稿日期]2017-05-06

[作者简介]权美花，女，朝鲜族，文学博士，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朝鲜古代文学。（延吉133002）

一、 引言

奇大升（1527—1572），号高峰，是16世纪朝鲜朝著名的性理学者。在性理学思想领域与退溪李滉（1501—1570）进行的四端七情论辩，不仅夯实了奇大升个人的性理学思想根基，还为退溪学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韩国性理学发展并走向巅峰时代。

同时，奇大升也是为韩国汉文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文人之一，但其文学成就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奇大升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学者，他的文学创作集中在他的人生前期，其文学创作始于11岁时受金辑之邀而作的“联句”。奇大升的诗歌创作天赋主要是在朝鲜朝金辑、郑骘、宋纯等文人熏陶下得以发扬，经过本人的勤学苦练而日臻成熟。一生留下了760余首汉诗和各种形式的散文。“自负其文章，不肯下人”，[1]（282）张维（1586—1638）曾在《高峰先生集序》中说：“我东道学莫盛于退陶，杰然为闻人者甚众，而高峰奇先生为之冠……先生于文章，不事雕饰而气力宏厚，波澜老成，蔚然成一家言。一时宗工哲匠敛衽推服，皆自以为不可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