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晖

常以为，国家统一的伟业一定会伴随着一元规范，从而“壹赏、壹刑”。秦皇所奠定的中国统一的大帝国是如此——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政制……罗马帝国的统一也是如此，如屋大维、哈德良、戴克里先之借助法律统一权力，君士坦丁之借助法律统一宗教，查士丁尼之开疆拓土后再行统一法律……至于近、现代的国家，国家统一的形式基础大率是统一的宪法。那么，这种情形，是否意味着多元规范对一个国家的统一而言是种累赘、负担？是否意味着国家统一自然应摒弃多元规范，坚持“宪令著于官府”，自上而下地向全体民众颁布并强推法令？即便如此，是否意味着由官方自上而下地颁行的法令没有，或者不顾不同区域、不同族群人们的既有生活规范和生活经验，强令人们无条件地服从？

诚然，在人类法律发达史上，自上而下，甚至“自神而人”地强令统一规范作用于所有的人，司空见惯。这既体现在世俗法中，更体现在宗教法上。但这种自上而下的规范一元，强令一统，很容易在其内部生成多元的教义以及行为规范。基督教世界中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的各自为“正”、分庭抗礼，伊斯兰世界中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道扬镳、势不两立，硬生生地在统一的规范体系中分化出多元的教义和实践。可见，强令一统不但不能否定一个国家统一大业中多元规范存在的事实，反而因为解释的分歧、运行的差异以及时移世易，它每每成为孳生多元规范的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