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崐《医方考》对方剂学的贡献

2018-01-01万四妹王旭光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年2期

万四妹，王旭光，陆翔

(1.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安徽合肥 230012； 2.安徽中医药大学人文与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安徽合肥 230012)

吴崐，字山甫，号鹤皋山人，又称“参黄子”，生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卒年不详，徽州歙县(今安徽歙县)人。其祖父吴正伦是明隆庆至万历年间的名医，伯父吴元昌、父亲吴文韬是当地士绅。吴崐青少年时受家学影响，攻举子业，熟读儒书，25岁时弃举子业，专攻岐黄术，拜当地名医余午亭为师，终成明代中医史上有影响的医家。吴崐著有《医方考》《脉语》《黄帝内经素问吴注》《针方六集》《药纂》《十三科证治》《参黄论》《砭焫考》等。其中《医方考》为其壮年时所撰方论性著作，对方剂学贡献较大，影响深远。现就该书的主要成就探析如下。

1 方论专著，承前启后

综观方剂学的发展历史，从《五十二病方》反映早期的方剂形式，到《内经》《神农本草经》提出“君、臣、佐、使”的方剂配伍原则，药物四气五味的配伍原理，再到“方书之祖”《伤寒杂病论》的辨证论治，之后的方剂著作层出不穷。考其涉及方论的著作，北宋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中，关于半夏泻心汤和生姜泻心汤方论的出现,可称为方论之肇始；之后朱肱、寇宗奭、许叔微等人的著作中，也有散在的方论出现；金·成无己《伤寒明理论·药方论》中设方论专篇，阐释了《伤寒论》中20首方剂的组方原理，从而开启了“方论”的先河，正如后世医家罗美在其《古今名医方论》中总结所说：“有方即有柄，自仲景始也；有方更有论，自成无己始也。”[1]其后张元素、李东垣也多有效仿。与吴崐同地域的新安医家汪机亦曾编著《医学原理》，在此综合性医书中，汪机针对各门类病证中所涉方剂，已经进行全面注解的工作。吴崐所著《医方考》可谓是方论性专著的最早代表。这部方论专著的出现，标志着方论已进入成熟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2 全面方解，影响深远

作为第一部全面注解方剂的方论专著，《医方考》本着“考其方药，考其见证，考其名义，考其事迹，考其变道，考其得失，考其所以然之故”的宗旨，对书中所载540首(作者本人序中自称为700余首，而经现代学者叶显纯[2]统计书中实为方剂者当是540首，经笔者核证，也为540首)方剂，从命名、组成用药、功效、适应证、配伍意义、加减运用、禁忌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证阐释。每则方解的字数多少不一，最多者为“羌活汤”，有490余字，最少者为“苦参汤”，有39字。其逢方必解，并从多维角度，以脏腑、经络、阴阳、五行、药性、药味、标本、八纲辨证等中医药理论对方剂进行论述的方式，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

3 收方广泛，重点突出

由于吴崐所列方剂并未列出方源，因此，笔者依据现代《方剂大辞典》中给出的方剂出处，将《医方考》中所载540首方剂的来源大体上作了考证。依据这些方源书籍的形成时间，可以看出《医方考》收载方剂的时间跨度较大，其上自战国秦汉，下至明代中期，有战国秦汉《内经》《伤寒杂病论》之方，晋代《小品方》，唐代《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宋代《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南阳活人书》《圣济总录》《小儿药证直诀》《全生指迷方》《济生方》《本事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杨氏家藏方》《妇人大全良方》，金元时期的《宣明论方》《保命集》《儒门事亲》《内外伤辨惑沦》《脾胃论》《兰室秘藏》《卫生宝鉴》《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明代的《摄生众妙方》《医学入门》《韩氏医通》等所载之方。尽管没有收载历代所有方剂，但是绝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方剂尽收其中。除此之外，书中还收载了民间的单验方。

该书除了收方广泛以外，又以治疗伤寒、痘症和妇科疾病的方剂为多。其中，“伤寒门”有64方，“痘症门”有56方，“妇人门”有26方。3门共有146方，平均每门有48.7方，而其他69门仅有458方(包括重复之方在内)，平均每门仅6.6方。

4 以证类方，不落窠臼

全书按证排列，分72门，各门首叙病因证候，次列方剂，再列适应证候及用法、注意事项等。如“伤寒门”，将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升麻葛根汤、白虎汤、小柴胡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等归于此类；将二陈汤、平胃散、羌活胜湿汤、甘草附子汤、二妙散等归于“湿门”；考证独参汤、四君子汤、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二十四味流气饮归于“气门”；在“脾胃门”，对参苓白术散、钱氏益黄散、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升阳顺气汤、升阳益胃汤进行类聚考证。这种分类方法的益处是按病索方，比较便捷，同时，同病证下的方剂又可相互比较，便于理解区别。

虽然相较于后人以方剂功效进行分类的方法，证方分类确有其不足之处，容易使初学者陷于“徒执方以疗病”的窠臼之中，吴崐正是看到了此种分类方法的弊端所在，故而在采用此法的同时扬长避短，通过全面方解和对方证关系的细微阐释来弥补此法的不足。这恰是该书与之前方书证方分类不同之处。

5 多维模式，注解方剂

方解的产生、完善与成熟，标志着临床方剂的形成，由经验走向了理论。倪诚[3]曾对历代方解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研究与总结。其认为，方解自宋代庞安常《伤寒总病论》始，至明清时期诸家，有着一个由二维、三维至多维的方解模式发展轨迹。所谓二维模式，是指对每一个方剂，均以“君臣佐使、各药功效主治及其相互关系”阐释方剂；三维模式，是指对每一个方剂，均以“君臣佐使组方理论、药性理论、据证遣药”阐释方剂；而多维模式，则是指对不同的方剂采用不同的模式进行释义，并在采用不同模式释义的同时，扩大理论依据，在“君臣佐使、药性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阴阳、五行、标本、六气淫胜等多维制方理论”对方剂进行阐释，丰富和完善方义内涵。其认为《医方考》不仅是方论性的专著，也是多维方解模式的典型代表著作，并将该书方解模式大体分为“以药性与五行”释方、“以君臣佐使、药性与五行”释方和“以药性、五行与标本理论”释方等3种模式。纵观《医方考》的方解，其所依据的理论，不仅仅是上述提到的内容，尚有基础理论中的藏象、经络理论及八纲辨证理论的运用，内容十分丰富，方解理论的运用既反映了吴崐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以“五行”释方者如“阿胶散”，其曰“土者金之母”，若肺(子)虚，则“虚者补其母”，即补脾(母)，以“甘草、粳米以补脾益胃”。又因“今肺中郁火”，“金郁则泄之”，“故泄以兜铃、粘子”泄肺中郁火。又因“肺虚自燥”而“燥者润之”，“故润以阿胶、杏仁”。

(2)以“医经、药性、药味与五行”释方者如“白术茯苓汤”，其曰“脾胃者，土也。土虚则不能四布津液，水谷常留于胃而生湿矣。经曰：湿盛则濡泻。”从而诊断“水泻之疾”，是因为湿盛所致。进而阐释白术、茯苓药味药性治疗湿邪所致泄泻的原理，“白术甘温而燥，甘则入脾，燥则胜湿。”“茯苓甘温而淡，温则益脾，淡则渗湿。”运用这两味健脾燥湿渗湿之品，则“土旺湿衰，泻斯止矣”。

第三，微课应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高中数学教学当中在应用微课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数学知识的学习中对学生思维能力有着很高要求，在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下剖析几何部分知识内容，学生抽象思维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难以瞬间完成，在微课的运用下来对几何部分内容分门别类的讲解剖析就比较重要.如在教学当中讲述到点线面间位置关系的时候，就要通过微课的应用，将相应的知识点动态地以及空间化地呈现给学生，这就能方便学生直观的观察，对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以及抽象能力就比较有利.

(3)以“药性、药味和标本理论”释方者如“二陈汤”，其曰“湿痰者，痰之原生于湿也。水饮入胃，无非湿化。脾弱不能克制，停于膈间，中、下二焦之气熏蒸稠粘，稀则曰饮，稠则曰痰，痰生于湿，故曰湿痰”。接着对方中药物配伍进行了诠释，“半夏辛热能燥湿，茯苓甘淡能渗湿，湿去则痰无由以生”，认为这就是“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之义。“陈皮辛温能利气，甘草甘平能益脾，益脾则土足以制湿，利气则痰无能留滞”，补益脾气是治其本，辛温利气是治其标，标本兼治，才能痰化湿去。吴崐又针对有些学者提出“有痰而渴，半夏非宜，宜去半夏之燥，而易贝母、瓜蒌之润”的观点，阐释了自己的看法，“尤有诀焉，渴而喜饮水者，宜易之”，但对于“渴而不能饮水者，虽渴犹宜半夏也”，因为此种现象是“湿为本，热为标，故见口渴”，是“湿极而兼胜己之化，实非真像也”。吴崐在此指出不能简单地只看到半夏之燥与有痰但渴的关系，还要细分渴有没有喜饮与不能饮的关系，要能鉴别出渴的背后是热极喜饮，还是湿极不能饮，从而去取舍半夏。吴崐对该方的阐释入木三分，启人心智。

(4)以“君臣佐使与经络”释方者如“大秦艽汤”，吴崐以君臣佐使配伍与经络理论阐释治疗“中风，手足不能运动，舌强不能言语，风邪散见不拘一经”之中风证候(《医方考·卷之一·中风门第一》)。“用秦艽为君者，以其主宰一身之风，石膏所以去胃中总司之火，羌活去太阳百节之风疼，防风为诸风药中之军卒”。明确了这几味药的君臣佐使关系。又以经络理论解释后几味药的作用，“三阳数变之风邪，责之细辛。三阴内淫之风湿，责之苓、术。去厥阴之风，则有川芎。去阳明之风，则有白芷。……独活疗风湿在足少阴”。

(5)以“药味”释方者如“稀涎散”，吴崐针对治疗“初中风，暴仆，痰涎涌盛”之证，以药物的药味理论进行阐释。“白矾之味咸苦，咸能软顽痰，苦能吐咸沫。皂角之味辛咸，辛能利气窍，咸能去污垢”。

(6)以“药性、药味”释方者如“越婢汤”，其曰“石膏性寒而重，寒能胜热，重能就下。附子味辛而热，辛能行壅，热能壮气，佐之以麻黄，则寒热之壅滞，皆从汗孔而泄矣。用白术、甘草，取其气味温平，能致冲和之气于发越之余耳”。

(7)以经典理论释方者有阐释病因病机，如释“九味羌活汤”例，针对“水病，腰以上肿”之证，吴崐以《内经》理论解释病因病机，“《内经》曰：上盛为风，下盛为湿。故腰以上皆肿，必兼风治。盖无风则湿不能自上于高巅清阳之分也”。故而以羌活、防风、苍术、细辛、川芎、白芷等辛甘之品以疏风除热，其原理也是“辛药能疏风，风药能胜湿”。而“风湿相搏，必有内热”，因此用生地黄、黄芩凉性药以清内热。吴崐将风、湿、热三者在该病中的主次关系和因果关系分析透彻，从而使人明了方中各药的配伍原理。有阐释治疗原则，如释“黄芪汤”例，其对使用人参、黄芪甘温之品的解释是“经曰：损其肺者益其气”。对使用白术、大枣、生姜等脾胃之品的解释是“经曰：虚则补其母。脾是肺之母，是故用之”。

除了上述学术特色与成就外，《医方考》对方剂文献的另一个贡献是首载大量方剂，如后世常用的“六和汤”“清气化痰丸”“知柏地黄汤(丸)”。依据新安医家创方(首载方)确定标准[4]，结合叶显纯制定的3个创方选定标准[3]，笔者对《医方考》中首载方进行确定。经过统计，首见于该书记载的方剂有91首，占总收方剂数的17%。

6 后世准绳，影响深远

自《医方考》问世以后，后人多沿袭吴崐的做法，如罗美的《古今名医方论》、汪昂的《医方集解》、张璐的《千金方衍义》、王晋三的《绛雪园古方选注》、吴谦的《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吴仪络的《成方切用》、叶天士的《本事方释义》、费伯雄的《医方论》。全面多维方式注解方义已蔚然成风，对方剂学组方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汪昂所著《医方集解》收集正方附方共计800余首，从证候、方药组成、用法、方解、附方加减以及有关诸方应用病证、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治法、历代名家论述以及己见等进行全方位的论述。除此之外，汪昂还开创了以方剂功效为门类的分类方法，从而避免了以病证为门类的分类方法的一证方少、一方多证弊端，此书较之吴崐方解更加丰富与完善，是对吴崐思想的重大发挥。《医方集解》中直接引述《医方考》方解的方剂有补火丸、稀涎散、三解汤、小续命汤、通圣散、化虫丸等。罗美的《古今名医方论》以《伤寒论》方为主，兼收古今常用名方150余首，以柯韵伯方论为主，兼收其他方论计180余则。其详论药物之性味功效，药物配伍规律，辨析诸方之异同，发前人之未发。吴仪洛《成方切用》共收载正附方剂1 102首，对方剂方药配伍规律，主治功效等进行解释，是继《医方考》之后又一部有影响的方论医著。吴谦的《删补名医方论》收载了清代以前常用方剂近200首，从方药配伍原则、主治功效等方面进行解释。书中直接引用《医方考》方解内容的方剂有藿香正气散、防风通圣散、升阳散火汤、清暑益气汤、当归补血汤等。现代傅衍魁主编的《医方发挥》中，更是在210首主方的“方论选录”中，引用《医方考》的凉膈散、痛泻药方、截疟七宝饮、虎潜丸、苏合香丸等61首方的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