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利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学界对中古檄文的研究，目前主要体现在整体研究和个案分析两个方面：一是将檄文放置在汉魏六朝文体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进行考察，如王侠《中古檄文研究》[1]、郝昭军《魏晋南北朝檄文研究》[2]，系统总结了檄文的发展演变过程。二是对具体篇章的分析，如王德华教授《钟会〈檄蜀〉征验甚明——钟会〈檄蜀文〉解读》[3]《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陈琳〈为袁绍檄豫州〉解读》[4]。以上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檄文进行了解读，但当前学者就《文选》选文中的檄体论述较少，虽然李建松《〈文选〉与〈文心雕龙〉檄体选文刍议》[5]一文谈到了《文选》檄体的选文特征，但对《文选》编纂者的檄体观缺乏进一步的阐释。本文试图从檄体渊源、汉魏檄体之功能演变、檄体特征三个方面，对《文选》所选四篇檄文，即汉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三国魏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和《檄吴将校部曲文》以及钟会《檄蜀文》进行全面的梳理，以期能够较为准确地揭示出《文选》编纂者的意图。

一、檄体渊源

关于檄体的渊源，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是源于五经；第二种认为是社会发展的结果。第一种观点以刘勰、颜之推为代表，他们认为檄体是由《春秋》《尚书》发展而来的。如刘勰《文心雕龙》云：“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6]22，由此可见，刘氏认为檄体以《春秋》为本，是从《春秋》演变发展而来的。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提出：“诏命、策檄，生于《书》者”[7]，他认为檄体源于《尚书》，是从《尚书》发展而来的。第二种观点以东晋文论家李充为代表，他在《翰林论》中提出“盟檄生于师旅”[8]1766的观点，说明他已经意识到檄体产生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文体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社会的需要，檄体的产生也是如此。

檄体渊源产生已久，如古人征战必“出师先乎威声”，所以在两军对垒之际，檄文的主要作用就是使对方闻其声而惧其兵威。檄体的产生最早可以溯源至五帝时代，如刘勰《文心雕龙·檄移》篇云：

昔有虞始戒于国，夏后初誓于军，殷誓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师，宣训我众，未及敌人也。[6]377

刘氏认为远古之时就出现了檄体的萌芽，主要以军队内部的宣誓形式出现，如古代军队出兵之前，有虞氏开始以言辞警戒国内战士，夏后氏最初在军队内宣誓，而殷商的将士立于军营外与百姓共同宣誓，周代将士是在两军将要交锋时宣誓。可以看出，无论是帝舜之世的军队警戒，还是夏、商、周时期的军队誓师，都采取在军队内部宣誓的形式以鼓舞士气，此种誓师所针对的对象只是自己一方的将士，而非敌人。这种军队内部的宣誓之辞可以说是后世檄文的源头。

春秋时期，周王朝衰微，战乱频仍，各诸侯国并起。诸侯出师讨伐敌方必须师出有名，即所谓“暴彼昏乱，振此威风”，于是便以檄文的形式将对方的昏乱行为公之于众，以鼓舞军队气势，并取得舆论上的支持，显示战争的正义性，形成先声夺人的气势。如齐桓公伐楚、晋厉公伐秦、吕相绝秦等都是先声讨敌方罪行而后进军，使讨伐名正言顺，此时期檄文的作用主要是“宣布于外，皦然明白”，对外声讨敌方，振奋军威。因此，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云：“吕相之绝秦，郑人之拒晋，本无檄文之体，而言则似檄”[9]。可见，春秋时期檄文虽未成为一种独立文体，但却出现了符合檄文文体特征的文章。由上可知，从远古到春秋时期，檄文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开始由警戒军队内部的宣誓之辞转变为对外揭露敌人罪行的特定文体。

檄文成为一种独立文体正式出现，是在战国时期，直到汉代才逐渐成熟定型。刘勰《文心雕龙·檄移》篇云：“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6]377可知，战国时期檄文作为一种独立命名的文体已经出现，但张仪《檄楚》一文并未体现檄文扬我军威的文体功能，只是作为“露布”以扩大视听。据《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10]2759可知，张仪檄文内容只是告诫，并且行文温和，无锋芒凌厉之气，未能体现檄文“暴彼昏乱”、振我雄威的文体风格。直到东汉隗嚣《移檄告郡国》一文才真正得檄之体，刘勰指出“摇奸宄之胆，订信慎之心”，认为此文文辞确切，事理明白，不仅充分揭露了敌人罪行，而且奋其武威，使敌人闻风丧胆，具有奉辞伐罪、厉辞为武的气势。刘勰以隗嚣《移檄告郡国》作为成熟檄文的代表，而忽略产生于其之前的《喻巴蜀檄》，是因为《喻巴蜀檄》内容以晓喻为主，没有涉及到战争活动，未体现檄文“振此威风，暴彼昏乱”的文体功能。由此可见，汉代檄文除军事性质的文书外，还存在一般政府性的公告，说明从西汉至三国，檄文文体功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综上所述，檄体的定型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无论是远古时代的军戒，春秋时期的誓辞，还是战国时期的檄文，它的产生既是诸侯振奋军威、厉辞为武的实际需要，同时又是他们“叙彼苛虐”的社会结果。檄文至汉代逐渐定型，开始由一般政府公告演变为军事性质的文书。

二、汉魏檄体之功能演变

《文选》檄类所选四篇文章，即西汉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三国魏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校部曲文》以及三国魏钟会《檄蜀文》，它们的写作时代主要在汉魏时期，并以曹魏作品为主，代表了汉魏时期的檄文水平。具体分析这四篇不同时期的檄文，可以明确看出汉至三国时期檄文功能的演变过程。

《喻巴蜀檄》写于武帝元光五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了司马相如写作《喻巴蜀檄》的原因：“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10]3689。在此种情况下，司马相如被派出使西南，目的在于向当地百姓宣喻朝廷的本意，同时谴责唐蒙等的错误。作者为彰显汉帝国的威严，开篇就极力渲染了汉武帝北征匈奴、西通西域、东至闽越、南服西南的赫赫战功，令巴蜀人折服。然后指出西南之民众倾心慕义，愿为臣民，并指责了唐蒙等擅自征发兵卒的错误行为。文章又极力描写了边郡之士奋不顾身为国牺牲的英勇壮烈场面，目的是使逃避兵役的巴蜀人愧疚。接着作者笔锋一转，申之以君臣大义，指出逃避兵役并非人臣之节，巧妙地表达了责蜀之意，传达了晓谕的目的。最后总结全文，指出晓谕百姓征发兵卒之事的原因，并特意指出朝廷因农忙季节不肯烦扰百姓，试图用君王的仁爱之心来感化巴蜀人民。

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作于官渡之战前夕，此时袁绍占领了黄河中下游青、冀、并、幽四州，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割据首领。而曹操也已打败袁术、吕布等军阀势力，成为北方可与袁绍抗衡的力量。当时，袁绍欲讨伐曹操，陈琳为袁绍记室，代作此檄文，目的在于渲染、夸大曹操的罪行，晓谕并争取刘备及豫州将士的支持，为战争制造舆论。文章开篇从明主忠臣的观念入手，以史为鉴，列举赵高专政、外戚专权，祸乱朝政，以及绛候、朱虚共诛诸吕，兴盛王道的事例，说明僭越之人必将毁灭的命运，暗示曹操以臣子身份干预朝政也会是同样结局，极大地打击了曹操一方的士气。然后，檄文打着“奉汉威灵”的旗号，从曹操的出身入手，上溯其三代，历数曹操的罪行。文章指出曹操祖父为宦作恶，伤化虐民，其父乃携养之子，因赃假位，不仅鄙视曹操出身卑贱，并且批评曹操行为奸诈，并指出曹操败坏纲纪，残害忠良，对太尉杨彪“榜楚参并，五毒备至”[11]1971，曹操成了阴险、残暴的魔鬼。檄文从曹操出身及行为入手，旨在将其残暴、阴险残害的行为昭示天下，以引起士人的共愤，取得舆论上的支持，并证明了袁绍发动战争的正义性。

陈琳《檄吴将校部曲》作于赤壁之战后，曹操失利，退居北方。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完全掌握东汉政权，欲攻打东吴，便让陈琳以荀彧的名义发布了征讨孙权的檄文。文中指责了孙权的无能，并揭露其政权腐败，为曹操的兴师动武寻找道义依据。檄文还将曹操视为东汉王朝的化身，大谈“社稷神武”，“衔奉国威”，极力改变曹操在当时人心目中“汉之国贼”的形象。檄文作者在灭孙吴志气，长曹军威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反复申明“重惜民命，诛在一人”的兴师宗旨和用兵政策。檄文首先威之以势，大谈“天网设张”，冥诛难逃，将孙权比喻为镬中之鱼，“期于消烂”。其次晓之以义，不厌其烦地说明“见机而作”“临事制变”的道理，强调“审邪正之津”“逆顺之分”的重要性。然后诱之以利，文中提出“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的问题，晓谕吴之将吏权衡轻重，把握得失。

钟会《檄蜀文》写于三国魏景元四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等分兵攻打蜀国，钟会军队至汉中，兵临剑阁时，遭到蜀国军队的抵抗。于是钟会写了这篇檄文，劝蜀国投降。此檄文尊重历史事实，明确形势，集中分析时势和人心，把握历史潮流及人心向背。在分析了双方强弱之后，晓谕蜀汉臣民归服魏国，首先讲明“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规福于未萌”[11]1989明哲保身的道理，接着又以历史上“微子去商”“陈平降汉”的故事劝诫蜀汉臣民归服魏国。为打消蜀汉降吏的疑虑，钟会反复申明魏国“先惠后诛，好生恶杀”的政策，陈述利害，晓以大义，希望在理智和心理上征服蜀汉吏民，归顺魏国。全文不以“暴彼昏乱”为主，主要是扬魏国之军威，震慑敌军。

由上面四篇檄文可知，汉至三国檄文的文体功能经过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作为汉代早期檄文的代表，针对的是普通民众，目的在于晓谕，只是一般的政府公告，并未涉及战争活动。陈琳和钟会的檄文虽都是叙述兵革之事，但文体功能略有不同，陈琳檄文主要针对非敌对势力，其目的是取得对方的支持，文体功能是“宣露于外，皦然明白”。而钟会檄文的对象是敌对势力，其主要作用是震慑敌方、瓦解敌军士气，即所谓“出师先乎威声”。

三、檄体特征

《文选》作为中国现存第一部文学总集，其编选原则是文质彬彬，典丽结合，编纂者主要从文和质两方面来确定作品能否入选。从艺术风格上看，《文选》檄类所选四篇檄文是符合这一特征的。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内容以晓谕百姓为主，行文上骈散相间，极力铺张，带有汉大赋的特点，是早期檄文的代表。三国檄文艺术上多用对比、用典、夸张等手法，文气贯注，辞切事明，体现出“事昭理辨”“气盛辞断”的艺术风格。

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作为汉代早期檄文的代表，受汉赋影响，行文上骈散相间，多用铺陈。《喻巴蜀檄》写于西汉，具有大一统帝国的赫赫声威和雄伟气势，句式有骈有散，以骈为主，如文中的“不顺者己诛，而为善者未赏”，“惊惧子弟，忧患长老”，“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11]1964。骈散相间，句式整齐，节奏铿锵，逻辑严密，说理充分。文中所言边郡之士，义无反顾地为国捐躯，写得酣畅淋漓，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如曰：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议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11]1964

作者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如“摄弓”“荷兵而走”“触白刃”“冒流矢”等，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巴蜀之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奋力杀敌的壮烈场面，并称赞他们以国家危难为急，乐于尽臣子之道的行为，与那些逃亡、自杀的巴蜀之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晋李充《翰林论》提到：“盟檄发于师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谓德音矣。”[8]1766所谓“德音”是就其敦厚温婉的特点而言，其内容主要以晓谕为主。整篇文章逻辑谨严，鲜明地体现了檄文的鼓动性。

三国战乱频繁的社会背景，使得檄文奉辞伐罪的文体功能进一步突出，《文选》所选三国时期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校部曲文》、钟会《檄蜀文》等文章，不仅内容上侧重叙述两个敌对势力之间的兵革之事，追求事昭理辨、气盛辞断的艺术效果，而且艺术上表现手法更加多样，文学性显著增强。

陈琳的檄文多以骋词为主，大肆铺排渲染，体现了建安时期慷慨激昂的文学特征。如《为袁绍檄豫州》：“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11]1972檄文通过写幕府袁公承奉汉室的威灵，以折冲宇宙的气势，使并州之兵跨越太行山险，青州之兵横渡济、漯二水，袁军主力渡过黄河而角力于曹军前方，荆州刘表攻陷宛、叶而牵制曹军后方，折退敌人于天地之间。檄文利用犀利的笔锋和凌厉的语言，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袁绍军队的强盛，起到了瓦解敌人军心、增强自己军队实力的作用。

陈琳另一篇檄文《檄吴将校部曲文》引用历史故事，言辞慷慨激昂、跌宕有力。其言“昔夫差承阖闾之远迹，用申胥之训兵，栖越会稽，可谓强矣。及其抗衡上国，与晋争长，都城屠于勾践，武卒散于黄池，终于覆灭，身罄越军。”[11]1978檄文写吴王夫差继承阖闾的功业，用伍子胥练兵，可谓吴越之强，然而在与上国的抗衡中，终于覆灭。陈琳写吴王夫差的目的在于指出夫差虽雄据江东但以失败告终的事实，以此来说明孙权违反天威，终将难逃灭亡的结局，从而打击孙权妄图称霸的心理。

钟会《檄蜀文》则侧重分析两军的形势，尊重事实，明于大势，以此达到振奋军威的作用。其文曰：“今边境乂清，方内无事，蓄力待时，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众，分张守备，难以御天下之师，段谷侯和沮伤之气，难以敌堂堂之阵。”[11]1989檄文将魏国与巴蜀的军事实力进行对比，明确指出魏国边境安定，国内无事，魏军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发兵征讨，而巴蜀之军则分散各处，难以抵御魏国大军的形势，并进一步分析邓艾大军被击败的事实，认为巴蜀军队充满失败的征兆，无力抵抗整齐严正的帝王军队。文章又以“微子去商，长为周宾，陈平背项，立功于汉”以及“吴将孙壹举众内附，位为上司，宠秩殊异”，“钦二子还降，皆将军、封侯，咨与闻国事”[11]1989-1990等归降成功及享受优渥待遇的事例，劝蜀军投降，指出投降则享永安之福，抵抗则玉石俱焚。二者对比鲜明，极大地起到了动摇敌方军心的作用。

由上可知，《文选》所选汉至魏的四篇檄文，体现了此时期檄文发展演变的过程。汉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主要体现了早期檄文重晓谕的文体特征，在檄文发展中具有重要的过渡作用。三国时期的檄文艺术上手法多样，辞刚义健，文学性增强。从《文选》编纂者所选檄文的数量可以看出其选文时，尤重文不雕饰，辞切义明的三国檄文。从汉至魏檄文文体功能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檄文在不断地发展完善，它不仅是作家自觉的行为，而且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1]王侠.中古檄文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4.

[2]郝昭军.魏晋南北朝檄文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6.

[3]王德华.钟会《檄蜀》征验甚明——钟会《檄蜀文》解读[J].古典文学知识.2013（6）：92-99.

[4]王德华.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陈琳《为袁绍檄豫州》解读[J].古典文学知识.2013（3）：117-124.

[5]李建松.《文选》与《文心雕龙》檄体选文刍议[J].天中学刊.2013（6）：97-99.

[6]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

[7]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21.

[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9]林纾.春觉斋论文[M].范先渊，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64.

[10]司马迁.史记[M].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