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萍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芳茜·黛是哈代小说《绿荫下》*该小说英文版全称为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or The Mellstock Quire: A Rural Painting of the Dutch School，译成中文为《绿荫下或麦尔斯托克唱诗班：一幅荷兰派乡村图画》，通常简称为Under the Greenwood Tree，译成中文为《绿荫下》。中的女主人公。作为哈代首获成功的小说、“威塞克斯”小说系列的开山之作、“性格与环境”小说的第一部，《绿荫下》理应受到一定的关注。然而，或许因为作家后续小说的光辉太过耀眼，亦或许因为读者对哈代这位此后成为举世公认的艺术大师的作品有更高的希求，相比较而言，《绿荫下》长期处于被冷落的境地，与其上述的显赫“头衔”似乎不太相称。然而，无可否认，《绿荫下》“奠定了哈代作为职业小说家的基础”[1]11，也“开启了哈代此后一系列作品有关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如何将之最恰如其分地呈现在小说中的深刻思考”[2]246。在此，本文就想从女主人公芳茜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思考，通过辨析芳茜的困窘，同时结合哈代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探讨正值转型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动向以及人的心理困惑。

一

与哈代塑造的众多经典的女性形象相比，《绿荫下》的女主人公芳茜·黛显得颇为简单，她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没有大悲大喜的情感体验。然而，在涉及该书所展现的“新”、“旧”文明——即近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冲突的话题时，芳茜往往便被推到讨论的焦点。原因何在？简言之，便在于芳茜的困窘处境，她一方面不经意间成为近代工业文明在乡村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又本能地对乡土民情恋恋不舍，并最终以婚姻的方式，满怀期待地投入保守、落后却不失纯朴、善良的“乡下人”的怀抱。所以，芳茜的困窘其实就是“新”与“旧”的矛盾，这一对矛盾虽然不曾以激烈对抗的形式爆发，但在芳茜这里却构成了彼此牵扯、难以排解的“结”，直至小说结束，何去何从似乎依然是个未知数。这里，哈代巧妙地将“新”、“旧”文明的矛盾集结于芳茜形象之上，尤其是通过芳茜与唱诗班之间无意形成的对峙关系，揭示了处于现代社会转型阶段固守传统的普通乡下人的现实困境。

小说《绿荫下》又称《麦尔斯托克唱诗班》，如此命名可见这个由一群乡下人自发组成的音乐团体，在作者哈代心目当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是这样，这个唱诗班俨然便是传统农业文明的化身，它的“兴”与“衰”也因此便成为一种“风向标”——标志着传统农业文明的无可挽回的没落。而在这一过程中，女主人公芳茜在完全不经意的情况下成为新兴文明的主导者们打压唱诗班的一枚“棋子”，唱诗班则由此产生被取而代之的危险。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小说中的一段唱诗班成员集体去拜访教区牧师迈伯先生的情形[3]*见小说第二部分“春”的第四章“拜访牧师”——“The Interview with the Vicar”，第107-116页。Thomas Hardy.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or The Mellstock Quire: A Rural Painting of the Dutch School. First published in Penguin English Library 1978, Reprinted 1979, Made and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Hazell Watson & Winey Ltd. (注：本文所引小说《绿荫下》的语句均出自于该书，且为笔者自译，以下仅在引文后标示页码，不再另注。)，这一段描写绘声绘色，颇有喜剧效果。然而，轻松、平和、甚至还不乏幽默，如此等等表象掩盖之下的这群普通乡下人的不满、焦虑和期盼着实不难揣测。归根结底，唱诗班此行就是为自己争取合法性地位，这对于他们而言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计，只不过，相对于申诉的对象——牧师迈伯先生，他们的地位实在是太卑微，他们不敢理直气壮地去争取，而多半只能低三下四地乞求。为此，他们来到牧师先生家门口，首先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小心翼翼地擦去鞋子上的灰尘，纵然路上其实非常干净，他们的鞋子上根本就没有一点儿灰尘，年长些的成员事先还专门给自己的鞋子擦上了油”(第108-109页)，而事实上，为了不惊扰牧师先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只不过是背靠着墙、安安静静地站在牧师先生家的门口等待而已。如此兴师动众、郑重其事，既可见他们对于高高在上的牧师先生的敬畏，也足以说明这件事情对于他们而言绝非无关紧要。同样道理，作为谈判代表的小贩鲁宾·杜威，一面不厌其烦地谦卑地念叨——“请原谅我的常用方式”*原文为“excuse my common way”，这句话在本章鲁宾与牧师迈伯的对话中反复出现。，一面也不无悲愤地表示：“既然注定要死，就让我们唱诗班死在您指定的那一天吧。”(第113页)。值得一提的是，年轻、漂亮的女主人公芳茜·黛在这场“新”、“旧”冲突中完全意外地被推到了“焦点”位置，原因在于，新势力的代表——力主取消唱诗班的富裕地主夏纳与牧师迈伯，就打算以芳茜来取代唱诗班，以芳茜的风琴来取代唱诗班的小提琴，“因为她是受过教育、会舞文弄墨的小姐，她的亮相不仅能给教堂带来声望，而且还能拆散老式的音乐团体*指“唱诗班”。，同时引进新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风琴。”[4]如果说唱诗班使用的“小提琴”是旧式农业文明的代码，那么，芳茜使用的“风琴”便成为新式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诚然，“芳茜的轻率行为未真正导致大的灾难，但是威胁确实存在。”[5]48耐人寻味的是，芳茜并不能因此而被简单地归入新势力的阵营，恰恰相反，她对唱诗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至于她在自己婚姻大事上的选择，更足可以为证：夏纳和迈伯两位体面的先生都曾经向芳茜求婚，她明明可以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最终却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唱诗班成员迪克·杜威——即鲁宾·杜威的长子——的怀抱。由此，不少人津津乐道于小说皆大欢喜的婚礼结局：音乐、舞蹈、欢歌、笑语……的确热闹非凡、其乐融融。然而，“阴影”也是暗藏其中的，比如那棵参天古树明显露出衰朽的征兆，比如有村民拒绝参加婚礼的邀请，比如芳茜劝说自己的父亲以及迪克的父亲不要再说那些土话，免得被人笑话……毋须讳言，虽然芳茜如其所愿地嫁给了迪克，这个既有钱、又有文化的新娘能否像她的婆婆那样心甘情愿地做丈夫“背后”的“杜威太太”，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简言之，小说虽然以欢乐的婚礼场面告终，但芳茜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新”与“旧”的矛盾显然并不能轻易化解，正如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她心里有一个秘密绝对不会告诉迪克。”(第226页)小说也由此给人们带来余音绕梁的效果。

总之，芳茜的困窘便在于她既是新的工业文明的化身，又与旧的农业文明有着割舍不掉的关系。围绕着唱诗班的悲剧性命运，哈代在小说《绿荫下》中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传统农业文明在近代工业文明的进逼之下无路可走的窘境，字里行间体现出对以唱诗班为代表的朴实、善良的乡村生活场景和风土人情的喜爱与留恋，由此可见哈代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原则——“人民性”，简言之，即描写普通人——尤以乡下人为主——的生活境遇，书写他们的成败得失与喜怒哀乐，表达对他们的同情和赞美。只不过，无论是老派的唱诗班的成员，还是芳茜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对抗：在前者，不过是可怜兮兮地请求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换言之，死亡是无可避免的结局，他们请求的不过是延缓死亡的日期而已；在后者，芳茜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有那么一点点虚荣心，想要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音乐天赋，如此而已——然而，结果对于唱诗班来说却可谓残酷，对于芳茜而言，也无疑是她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二

芳茜形象的困窘也引发了人们对之评价的矛盾，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便是女性地位问题。对此，有人肯定芳茜对男权传统的反叛，有人则不满芳茜身上所体现出的男权思想观照下女性的弱点。

小说《绿荫下》的维多利亚时代背景为其中的女性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土壤，有论者曾经总结，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女性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首先，她要否定个人欲求；其次，她要把自己严格限定于家庭之中；再次，她必须要虔信宗教。这些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因为已经被内化为女性的主观思想而令她们感觉正常且自然。”[4]156小说中的杜威夫人和戴夫人便可谓此类女性形象的代表。然而，芳茜与之不同，她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从事教师一职，更有甚者，她乐意于“抛头露面”，参与社会事务，在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美貌与才华——因为被新兴势力的代表夏纳和迈伯看中，芳茜还以演奏风琴的方式向以唱诗班为代表的旧传统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诚然，如前所述，究其本质，芳茜与夏纳、迈伯之流并非同类，其主观上并没有要彻底摧毁唱诗班的险恶用心，但威胁力显然不容小觑，而这样的威胁力却是传统女性所力求回避的。从这个角度看，芳茜可谓是男权传统的一个叛逆者。相比较而言，芳茜在面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时所表现出来的叛逆性就更为突出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叛逆的道路上芳茜并非孤立无援，而有一个重要帮手，那就是神秘的伊丽莎白·安道菲尔德。伊丽莎白显然不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女性，“她对法律、宗教、消费主义等等维多利亚时代的富于强制力的种种思想观念毫不以为意，因此被当权者眼中的良民以及他们的强势代理人视为不正常的女人”[4]159。小说中有一章专门描绘了芳茜拜访伊丽莎白、以求得使父亲同意自己嫁给迪克的良策(第183-186页)*见小说第四部分“秋”的第三章“雨中的芳茜”——“Fancy in the rain”，第183-187页。，在此，无论是其住所，还是其穿着、长相，或者语调、动作，伊丽莎白都显得神秘莫测，她也因此被称为“女巫”，被隔离于社会团体之外。富于反讽意味的是，当伊丽莎白故意调侃性地追问芳茜：“你没听说过我是女巫吗……你信不信我是女巫？”芳茜的回答却是：“我不知道我信不信……但是，我多么希望你就是一个女巫啊！”(第185页)由此可见，哪怕是要借助非正常的、邪恶的力量，芳茜也要为自己争取婚姻幸福的机会，其叛逆性不言而喻。

说到这里，当然不应该忽视芳茜反抗父亲的方式——绝食，显得多么消极、软弱，就好像《威尼斯商人》里的鲍西娅，以“三匣选亲”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是多么冒险。道理是明摆着的：既然鲍西娅早已对巴萨尼奥情有独钟，而巴萨尼奥对鲍西娅也是倾慕已久，何必要绕那么大一个弯子，人为地制造那么大一个障碍，以“三匣选亲”的方式来决定谁是自己的夫君呢？对此，聪明过人的鲍西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正如她悲叹的那样：“唉……我不能选择我喜欢的，也不能拒绝我讨厌的，我作为一个活着的闺女，却不得不接受死去的父亲的意志。”(第一幕第二场)[6]48-49然而，鲍西娅对此却无能为力，原因很简单：这是鲍西娅父亲的临终遗愿，身为“好姑娘”，鲍西娅只能服从，不得违抗。好在鲍西娅是幸运的，她最终选到了如意郎君巴萨尼奥。再回过头来看芳茜，或许也可以质疑她：为什么不直接跟父亲说自己就是看中了迪克、愿意嫁给这个穷小子呢？原因也只有一个：这是违背父亲意志的想法，身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好姑娘”，她应该遵照父亲的意志行事。可怜的“好姑娘”！从鲍西娅到芳茜，从文艺复兴到维多利亚时代，两百多年过去了，在强大的男权文化传统下，女性的独立与自由始终可望而不可及。与此同时，无可否认，从莎士比亚到哈代，这些伟大的作家就以自己的生花妙笔、通过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向人们展示了这一积重难返的社会弊病。

其实，无论芳茜对于职业还是婚姻对象的选择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她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均同上述唱诗班的悲剧性命运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着哈代现实主义创作的人民性原则，因为芳茜形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隐约地透露出一种日渐觉醒的知识女性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争取独立与自由的社会新风尚，正是这样，哈代敏锐把握时代的脉动，将处于男权文化传统压迫之下芳茜的困惑与反抗表现得既生动形象亦真实可信。与此同时，又毋须讳言，对于生活安逸、不谙世事的芳茜来说，所谓“挑战”抑或“反抗”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她的“无意为之”，是自发而幼稚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显然与上述处于现代转型背景之下的维多利亚时代新风尚相契合，由此而具备一定的典型性，尽管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芳茜形象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有论者不无尖锐地指出：“我现在读这本小说很难受，因为我能觉察出年轻的作者接受了一种颇为沾沾自喜的普遍观念，那就是认为女人天生就是变化多端的、不诚实的，对忠实的男人而言即意味着陷阱——这实在是与事实相违背。”[7]53-54

总之，以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女性标准去衡量，芳茜形象显然有其出格的地方，有人欣赏其反叛的勇气和智慧；与此同时，芳茜形象又在很多方面被打上了男权文化的烙印，诸如软弱、不诚实、爱慕虚荣等等，这一切也便给人们批判这一形象提供了颇为充足的理由。

三

哈代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也为芳茜的困窘提供了一个观照的视角。除上述所谓“人民性”原则外，既主张反映现实、又强调对现实的超越，如此创作理念为哈代的人物形象塑造在提供现实依据的同时，亦丰富了形象的内涵，随之而来，芳茜的困窘也便成为必然。

小说《绿荫下》有一个副标题“一幅荷兰派乡村图画”，这个标题看似莫名其妙，但如果清楚绘画上的“荷兰派”与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则很容易理解作者的用心。其实，早在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流行开来之前——具体而言便是17世纪，绘画中的“荷兰派”便兴盛起来，其主要特点便是展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场景，“表现普通人和普通事而非英雄人物或者传奇事件，与日常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尤其注重表现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场景，所有这些此后在现实主义小说当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其实早在之前的所谓‘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便大量涌现。”[8]136对此，处于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正值方兴未艾之际的哈代当然不陌生，进而言之，哈代正是通过《绿荫下》所精描细绘的普通乡下人饶有兴味的生活场景，诠释了当时人们普遍认同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特色，换言之，所谓“荷兰派乡村图画”在某种意义上便成为“现实主义”小说的代名词。当然，哈代对现实主义有自己的理解，如其所言：“作家的问题便是在寻常与不寻常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由此而一方面带来乐趣、一方面又反映现实。”[9]154哈代进而强调：“一个故事必须要足够特殊才值得讲述，我们所有讲故事的人就像老水手一样，要想阻止诸位听众匆匆而过的脚步，其故事必须得有普通人的寻常经验所没有的奇特之处才可。”[9]268概言之，在哈代这里，“现实主义”意味着寻常与不寻常的辩证统一。基于这样的理念，小说《绿荫下》既如实反映维多利亚时代普通乡下人的日常生活，又通过芳茜形象的困窘把转型期社会的矛盾突显出来。比如小说描写迪克初次偶然拜访芳茜家的情形，迪克固然表现得彬彬有礼、持重大方，并且努力使自己派上用场——此章的标题便是带有些许调侃意味的“迪克使自己变得有用”*见小说第二部分“春”的第七章“迪克使自己变得有用”——“Dick makes himself Useful”，第130-134页。，但尽管如此，在这里，他和芳茜之间身份、地位的差距仍不言而喻，由此也体现出“哈代对于阶级差别及其在言行举止上的表现的持久关注”。[3]244正是这样，芳茜对于杯托、茶匙、水壶垫等奢侈品的强调，不过是在迪克面前显示一种优越感，而当看到牧师迈伯先生正朝这边走过来时，她更是大声惊呼：“我多么希望你不在这儿！……太尴尬啦！”(第133页)让刚刚还娴静、优雅的芳茜一下子惊慌失态的，不过是即将到来的迈伯先生这个上等人有可能撞见迪克这个下等人正在自己家里做客而已，这对于在迪克面前颇有优越感的芳茜来说无疑是有失体面的事情。对此，聪明的迪克显然心领神会：“请您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焦虑吧。”(第134页)说着，他便气呼呼地戴上帽子，快速地从后门离开了。为此，有人敏锐地指出：“芳茜对于自己的地位有十分清醒的认识。”[1]17对此有清醒认识的当然不只芳茜一人，比如芳茜的继母——戴太太。当芳茜被蜜蜂蛰伤，迪克和夏纳两个人一起冲到戴太太面前，抢着去取药时，戴太太虽然被这两个年轻人的鲁莽行为吓一跳，但稍一定神，便很自然地把药瓶伸向了夏纳，“作为一个上等人，夏纳并没有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便转身离开了。”(第179页)——尽管没有“一丝得意”，面对戛纳的“优越”，迪克的沮丧是不难想象的。如果说身份的差距在这里还算是无言的暗示的话，那么，紧接着出场的戴先生则用赤裸裸的语言、明白无误地向迪克表明了他与自己女儿的不般配，其结果便是迪克知趣地黯然退出(第181-182页)。值得欣慰的是，芳茜固然有意无意地为自己在迪克等普通乡下人面前的优越地位而洋洋自得，向往更为高贵的上等人的生活，却终究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在所谓的“女巫”伊丽莎白·安道菲尔德的帮助之下，利用“绝食”的办法迫使父亲同意自己嫁给迪克，于是才终于化悲为喜、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就在两人的婚礼行将举行之际，尚不知情的牧师迈伯先生又跑去向芳茜求婚，跻身于上流社会的诱惑显然令芳茜难以抗拒，于是她便在一时冲动之下答应了迈伯的求婚，此后芳茜虽然及时收回了自己对迈伯的承诺，她和迪克的婚礼如期举行，但这个小插曲便从此成为芳茜心中永远也不愿与迪克分享的一个秘密。应当承认，芳茜爱迪克，同时也清楚两人之间的身份差距，她轻易地答应牧师的求婚固然有失草率，但从世俗功利的角度衡量又实属正常。总之，芳茜的困窘令整个故事一波三折，显得既寻常又不寻常，符合哈代的现实主义理念，同时也使得这一形象不那么极端或者偏激，以便更好地满足当时读者大众的需求。

说到这里，恐怕有必要提一下小说《绿荫下》的出版背景。简言之，作者哈代的个人境遇为芳茜形象的困窘提供了又一现实依据。《绿荫下》是哈代创作的第三部小说，第一部有幸出版但反响甚微，第二部则直接被退稿，此时的哈代已年过三十，打算结婚然而事业上却看不到任何起色，家境也十分一般。所有这些便决定了哈代对这部小说寄予厚望，期盼《绿荫下》给自己带来名利双收的效果。因此，哈代编织情节、塑造形象时难免要顾及读者大众的“口味”，从这个角度看，有人评价“哈代的‘荷兰画’部分地来自于他的读者”[3]137，还是颇为中肯的。另有论者表述得更为直接：“此时的哈代清楚地意识到‘安全’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要提供给读者大众他们想看到的东西。”[10]53与此同时，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也促使哈代将一些典型的‘颠覆性’因素穿插于田园风貌之中，以使得这部小说不致太过平淡乏味”。[10]63如前所述，芳茜的叛逆性以及小说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对于旧式农业文明的留恋，均当可归入这里所谓“颠覆性”因素之列。

此外，芳茜的“边缘性”身份亦颇耐人寻味。她既非普通的农民，也算不上一个新兴的资产者，同时又与新旧力量均有密切关联，而且在新旧力量的对抗过程中，她还由于机缘巧合被推上了代表新的工业文明、取代唱诗班——即取代旧的农业文明——的位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借助于芳茜与迪克、夏纳以及后来偶然闯入的迈伯之间的感情纠葛，小说生动、细致地展示了各种力量的不同特点及其彼此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思。之所以有这样举重若轻、事半功倍的效果，显然离不开作者对于艺术形象的提炼。总之，与所谓“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原则相一致，在小说《绿荫下》当中，哈代便以芳茜形象的塑造，尤其是通过对其“困窘”的描摹，有效传达出处于现代转型期的维多利亚时代特征。正是这样，女人主公芳茜形象的困窘在作者哈代的现实主义理念观照下显得真实而自然。

另一位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有着与哈代相类似的处境，巴尔扎克写出了贵族阶级的行将没落，必将为资产阶级所取而代之，但同时又对前者的衰落无限惋惜，正因为如此，在小说《高老头》当中，巴尔扎克所描绘的鲍赛昂夫人的最后的晚宴，就如同一曲无尽的挽歌，无限风光又无限凄凉。同样道理，处在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时代，哈代耳闻目睹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变革，对于日渐衰微的农业文明及其文化传统，固然满怀依恋，但亦清醒地意识到其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从这个角度看，芳茜的困窘亦即转型期的困窘，如同“霍普金斯式纠结又带有时代的普遍性”。[11]再以小说《绿荫下》的结局为例，虽然看似其乐融融的“大团圆”，但如前所述，“破绽”并非无迹可寻；就以芳茜和迪克的婚姻看，毋须讳言，由于两人身份、地位的差距而潜藏的“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从迪克的角度看，他是“商贩”*原文为“tranter”。而非传统的农民，其身份也从侧面揭示了田园牧歌的虚幻性。因此，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芳茜的困窘亦成为一种必然，换言之，非此，恐怕便失其可信度了。与此同时，也应当承认，现实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转型期社会更是这样，由此，无论是困窘的芳茜，还是此后哈代塑造的一系列经典女性形象：偏执如游苔莎、迷茫如苔丝、挣扎如淑*游苔莎、苔丝、淑分别为哈代小说《还乡》、《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中的女主人公。等等，都从其特定的角度，传达出现实的呼声乃至未来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