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慧源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9)

近年来，国内学界就中国道路“利用资本逻辑同时更要驾驭资本逻辑”的发展趋向达成了基本共识。*相关文章有：叶险明：《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王庆丰：《超越“资本的文明”：“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道路》，《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1期;李爱敏：《改革中的资本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年第4期等。驾驭资本逻辑这一议题不但关系到我国新时代新矛盾的解决，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历史使命的实现。本文试就中国道路驾驭资本逻辑的理论基础、机制保障和实现路径等问题展开分析。

一、驾驭资本逻辑的理论基础

在对中国道路与资本逻辑的关系问题上，一种倾向试图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逻辑毫不相关，以此规避“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之嫌；另一种倾向则宣扬资本逻辑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性贡献，进而论证资本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契合性。这两种倾向要么抛弃了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观照，要么是舍弃了历史性原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方法的偏离。

针对各种各样的流派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做出的评判，伊格尔顿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现代激进思想往往在整体上分为怀旧——倒退和进步——技术的两种倾向……唯独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就是说，现代历史是文明和野蛮不可分离的历史，既与浪漫主义的怀旧思想相对立，也与现代化的自鸣得意相抵触。”[1]108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既不像浪漫主义所批判的那样，纯粹是瓦解既定社会秩序，颠覆现有文化传统，带来各种社会危机的人类文明堕落的过程；也不像现代主义所讴歌的那样，是人类文明发展绕不过的终极完美方案。资本主义的现代历史是文明与野蛮的综合体。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性力量——资本逻辑的二重性。一方面，马克思对以增殖为目的的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做出了无情的批判。从资本生产过程的纵向逻辑来看，资本的负面效应集中表现为资本的邪恶性，它不但体现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871；也体现为资本增殖手段的剥削性：“资本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样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2]306；还体现为资本增殖结果的非人性：“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46从社会作为有机体的横断面来看，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不仅表现为人与人关系上的贫富分化：“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极度不平等的关系，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资本积聚和集中只能加深这种不平等”[4]365；也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生态危机：资本“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5]392；还表现为人与自身关系上的人的“单向度化”：“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6]636总体来看，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之中，即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体现着资本增殖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与冲突。

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表达出了愤懑，但他仍以理性的态度对资本逻辑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赞誉：“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566；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36“资本的文明之一就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因素的创造。”[8]927资本的积极作用不但体现为它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也体现为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加及由此带来的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还体现在资本在克服自身限制过程中对新社会形态要素的孕育。有学者将资本逻辑的二重性提升为资本的双重逻辑，即创造文化的逻辑与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9]以此彰显资本逻辑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反对这种提法，认为“价值增殖逻辑必然衍生出创造文明与摧毁文明两种对立的逻辑”，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是核心逻辑，而其它逻辑则属于附属逻辑。[10]关于资本的核心逻辑与附属逻辑的区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资本逻辑的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对资本逻辑的积极历史作用进行了揭示。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二重性的阐释是中国道路利用资本逻辑并驾驭资本逻辑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利用资本逻辑实现现代化是必然选择。马克思指出，对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虽然马克思‘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或‘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的话语，是首次出现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的初稿和三稿中(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所有草稿于1924年才第一次以俄文发表)，但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并非是在‘初稿和三稿中才有的。这一话语所蕴含的基本逻辑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在其理论著述的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马克思对这一基本逻辑有不同的话语表述罢了。”参见叶险明：《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从而减少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的阵痛；正所谓“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7]182超越资本逻辑的现实基础需要通过利用资本逻辑来实现。就中国而言，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与现代性的抵牾、近代中国外源性的现代化路径*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可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内源的现代化，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其二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显然，中国的现代化属于被动的外源性现代化。参见张允熠：《中国主流文化的近现代转型》，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31页。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平衡性等原因，现代化仍是近期我国的主要任务。基于此，利用资本逻辑实现现代化仍是当前中国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资本逻辑绝不是也不应当是我们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才是应有的追求。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等都是利用资本逻辑的成果。然而，对资本逻辑的利用并不是中国道路的终极目标，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特色正是体现在对这种逻辑驾驭之中。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在享受利用资本逻辑所带来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也日益遭受着资本逻辑负面效应的困扰，在此历史境遇中，平衡好利用资本逻辑与驾驭资本逻辑的关系、管控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它不仅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平衡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驾驭资本逻辑的机制保障

在增殖本性的驱动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马克思所描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7]541不再是历史的预期，而已成为可经验到的感性事实。然而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资本逻辑及其效应并不是社会发展中所遭遇的唯一因素，相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各种因素正以“时空压缩”的形式呈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必须以世界历史性眼光度量当前社会中的各种因素，探索驾驭资本逻辑的合理机制。

第一，从客体层面来看，要建构“立体驾驭机制”。驾驭资本逻辑并不是简单对资本主义因素的驾驭，而是对当今社会中传统因素的腐朽内容、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后现代消极因素的立体超越。其一，要对中国社会中传统因素的腐朽内容进行超越。传统因素中的等级思想、裙带关系、官本位思想等腐朽落后内容与资本逻辑的结合非但会妨碍我们“利用资本逻辑的积极成果”，也将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二，要对资本逻辑负面效应进行驾驭。资本逻辑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贫富分化、生态危机、精神异化等负面效应。从本质上看，资本的正面作用与负面效应都植根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之中，对于中国道路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利用资本逻辑”与“驾驭资本逻辑”二者之间度的问题。“利用”是手段，“驾驭甚至超越”是目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是一条人间正道。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人民福祉。”[11]12我们要在利用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管控好其负面效应。唯有如此，才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本质。在当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驾驭资本逻辑，管控其负面效应就日益迫切。其三，要实现对后现代消极因素的驾驭。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为我们审视资本逻辑的现实后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也为我们驾驭资本逻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遭遇着创造性与拼凑性、差异性与多元性、批判性与继承性等困境。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那样，“人为的事物世界，技艺人建的人造物，只有在它超越了为消费而生产的纯粹功能主义和为使用而生产的纯粹功利主义之时，才变成一个有死者的家园，才能稳固地存在，比有死者不断变易的生命和行动更长久。”[12]132显然，后现代主义也始终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与矛盾。如果任由后现代主义肆虐蔓延，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理想将会被消解。因此，对资本逻辑的立体驾驭机制必然包含对后现代主义消极因素的超越。

第二，从主体层面来看，要建构包含国家与个体的“综合驾驭机制”。对于中国而言，驾驭资本逻辑并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相反需要发挥国家及个体作为主体的主体性精神。一方面，国家要发挥驾驭资本逻辑的主导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和谐和人民的幸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立场，国家站在资本的立场上，为资本服务，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13]在当下，国家应加强顶层设计，从世界历史发展高度出发，将驾驭资本逻辑的发展目标贯穿到各方面、各领域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之中，形成从个人、单位、社会、国家的总体驾驭目标。另一方面，个体要发挥驾驭资本逻辑的主体作用。当下资本逻辑对社会、个体的控制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便是“文化”这一人类精神的栖息地，也日益充斥着资本逐利的烟雾。面对文化工业的肆虐，面对雾霾的埋伏，面对生存环境的恶化，我们反思，纵然资本逻辑是这些灾难的元凶，那么谁是资本逻辑的承担者或实施者呢？显然，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批判文化工业、雾霾天气、环境恶化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资本逻辑的同谋者，我们失去了作为人应有的担当和使命！我们每个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但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在驾驭资本逻辑的历史征程中，个体应发挥其应有的主体性作用。

三、驾驭资本逻辑的实现路径

如果说机制保障是分别对主体层面和客体层面的纵向因素的考察，那么实现路径则是对驾驭资本逻辑所需的社会建制中的各因素的横断面剖析。具体而言，我们要从对资本逻辑产生、发展的历史性逻辑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境遇的双重考察中，探索出切实合理的实现路径。

第一，建构与驾驭资本逻辑相适应的文化建制。回顾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史，如果没有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化观念的推动，就难以形成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没有从极端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到功利主义再到正义论等思想观念的发展，就难以形成当今的西方社会。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肯定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形成发展之间内在关系，认为资本与文化共同缔造了现代资本主义，“只有禁欲教派的那种有条理的生活方式，才能够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所具有的那种经济的‘个人主义的’推动力进行合法化，并赋予它一种荣光。”[14]140显然，在韦伯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及运行是以基督教精神为文化支撑的。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言，要构建与驾驭资本逻辑相适应的文化建制，我们需要把握两点：其一，资本逻辑是一个引入性的命题，市场经济便是这一命题的现实后果。对于这一理论命题及其现实后果，我们并没有现成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建制。如果我们不构建与其相适应的、能够驾驭资本逻辑的文化建制，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利己主义的打算”之中。因此，建构驾驭资本逻辑的文化建制是驾驭资本逻辑的重要保障。其二，较西方社会而言，我们对资本逻辑的利用与其对资本逻辑的追求存在根本不同，即资本逻辑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言只是手段，我们的最终目标在于利用“资本逻辑的积极成果”从而达到超越资本逻辑的目的。基于此，我们要建构的文化建制不但要与当下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同时又要具有明确的未来指向。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并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宣传口号，而是对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历史性问题的直接回应。“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内容不但具有重要的时代内涵，还具有深刻的社会主义意蕴，因而具有明确的未来指向。

第二，发挥社会主义法律在驾驭资本逻辑中的历史作用。当下社会中，资本逻辑不仅贯穿在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经济生产的各个环节中，也渗透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资本逻辑的这种跨领域扩张并不是盲目发展的偶然性结果，而是资本逐利本性驱动的必然后果。面对资本逻辑的不断扩张，我们不但需要相应的文化建制来驾驭资本逻辑并导向超越资本逻辑的历史目标，还要相应的法律建制将资本逻辑在社会各领域引发的负面效应进行规避。

具体而言，在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我们要充分发挥合理的法律建制的历史作用：其一，要用社会主义法律扼制资本的违法冲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但批判了资本的逐利本性，也揭示了资本的违法冲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引证到“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2]871在利润的驱动下，资本不但敢于冒险，而且还敢于违法。因此，发挥社会主义法律的重要作用将资本的违法冲动进行扼制是驾驭资本逻辑的必然要求。其二，运用社会主义法律扼制资本权力向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扩张。虽然资本是一种经济权力，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它必然会由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扩张。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资本向政治领域扩张，必然会引起权钱交易、政治腐败；资本向文化领域扩张必然会引起文化价值失落、功能丧失；资本权力成为社会的支配性力量，必然会引起社会价值失序等。因此，要驾驭资本逻辑，就要运用社会主义法律扼制资本的非法扩张，使资本运行合乎法律，遵守道德。

第三，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有效引领作用。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建立的，驾驭资本逻辑是社会主义政治的题中之义。在资本统治依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境遇中，社会主义政治不但要警惕资本逻辑的侵蚀，还要发挥其在驾驭资本逻辑中的积极引领作用。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强调过政治建制在与资本逻辑相抗衡中的重要作用：“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15]373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资本全球化日益推进的今天，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在驾驭资本逻辑中的作用不仅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当下，资本逻辑的形态创新和领域扩张催生不断创新的政治实践。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在驾驭资本逻辑中的引领作用，政治理念是关键，即我们要注重继承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性精神。因为它不但是建构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政治话语体系的需要，也是驾驭资本逻辑，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是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紧密相连的，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贯穿的深入阐释，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得以呈现。然而，批判资本逻辑及发现和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规律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意图所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还在于它弘扬的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辩证的实践关联及在此意义上所引导的由主体性实践所带来的现实的改变。对于当下中国而言，“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2]9的历史性纠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利用资本逻辑并驾驭资本逻辑”的历史性任务也面临关键时刻。基于此，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性精神并有效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彰显出世界历史性意义，即我们的目标不在于利用资本逻辑成为一个美国式的现代国家，而在于驾驭甚至超越资本逻辑开创人类历史新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强有力的建构精神、担当精神和历史责任理应被得到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