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

(山东大学威海校区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很快恢复了1930年代其作为中国书刊出版中心的地位，以文学期刊为例，上海创刊的约为北京的3倍，也是抗战时期出版中心之一的重庆的5倍，更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也多以上海作为出版、发行的基地。而这一中心地位，在1949年后被北京所取代，取代的则是一种新的出版机制。这其中发生的媒介生态的变化成为战后中国大陆文学转型的重要因素。

一

媒介生态是指媒介所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1]，它既包括媒介生存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受众等因素，也包括媒介本身的因素(例如媒介创办者、运行者的构成、观念，媒介传播的内容等)和媒介之间的环境因素(包括同一类媒介不同媒体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不同类的媒介，如纸质媒介与非纸质媒介之间的影响关系等)。前者往往构成为宏观的媒介生态要素，后者则较多表现为微观的媒介生态，但也密切联系着宏观的媒介生态。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形成多层面的媒介生态。正是这样一种媒介生态，积极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尤其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

中国现代文学正是由于大众媒介的直接介入，而得以构筑成一种新的文学生产，其现代性的展开与现代媒介生态的发生发展密切相连。晚清民初，现代印刷技术变革中的成熟和租界文化影响下现代出版(包括行销)业的建立，引起文学生产、传播方式和文体的根本变革，推动文学的现代性观念的产生。大众传媒催生了职业撰稿人和自由办刊人(正是大众传媒，包括其稿酬制度、传播方式等，为职业撰稿人和自由办刊人的安身立命、安心立命提供了多层面的生存空间，而且在纪实与想象、时尚与个性、启蒙与娱乐、生产与消费、思想与文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改变着职业撰稿人、自由办刊人的观念，丰富了他们的操作过程)，也培育了包括市民阶层、知识人士，乃至乡镇民众在内的广大读者，表明“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现代文学’”，因为“‘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2]562，一种既明显区别于自发生产的民间文化，又进入了由知识分子操纵、书写的以启蒙为主导取向，但又受制于各阶层读者需求的大众文学生产建制得以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由此展开。到了1930年代，京沪等地“民营”报刊书籍出版主导的中兴局面使文学多元的观念、风格、方法、个性等得以展开，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兴盛。这一局面即便在全民抗战的艰难年代也未消失。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表明媒介生态与文学建制的密切关系，其演变，往往是文学转型的极限，意味着一种新文学重塑的开始。这种演变，在战后无疑发生了，其集中表现是作为文学生产的核心环节，也是文学媒介生态的中心要素的文学出版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90年代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入研究中，人们将出版文化、大学文化和政治文化视为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关系最密切的三个因素，这三大文化因素互相影响，决定了“五四”新文学最初享有的空间。现代出版、现代教育、现代政治空间的确立过程，也正是“五四”新文学建制的形成过程。大批现代作家进入教育、出版等领域，在那里或安身立命，以此为出发地，关注、参与变革社会的政治；或安心立命，在校园文化和出版文化的孕成中，影响着新文学的进程。可以说，“五四”前后，中国出版文化和大学文化的现代性、民间性，帮助作家较快地完成了自身的身份定位，使得“五四”新文学进程得以展开。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提供了作为文学生产者的作者、编者和作为文学消费者的读者享有的公共空间的现代出版机制。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出版文化基本上孕成、发展于市场经济环境中，政治、政府的干预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压制市场经济对出版业的催生、推动、增强*参阅邓集田《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出版情况统计与分析(1902—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清末以来，出版作为一种集文化和企业于一体的机制，在上海一直得到迅速发展，仅20世纪上半叶，上海先后出现的出版机构就达600余家[3]18，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书店、开明书店、现代书局等数以百计的民营出版企业，在清王朝留下的封建文化废墟之上，在“五四”革命性的疾风暴雨之后，构筑了足以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媲美的文化企业体制，为新文化、新文学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在1930年代，这些出版机构的管理模式、水平和企业效率都优于上海其他的民营企业，且与世界发达国家的企业运行状况衔接。这种文化企业在规模、水平上胜过其他类型企业的情况使得上海出版业在市场经济中胜出，也是1930年代文学在政治低气压年代仍呈强盛之势的重要原因。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鲁迅在柔石等遇害后写的那篇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开始曾给了两个杂志，都不敢采用，后来转到了正主编《现代》的施蛰存手中。施蛰存拿给现代书局的老板张静庐定夺，张静庐决定发表。于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不仅作为首篇刊发于1933年4月《现代》第2卷第6期，而且文后附有柔石留影及手迹，还有鲁迅为纪念柔石所选的德国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张静庐为什么敢于这样做，他当时的想法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4]219张静庐的“舍不得”反映出了他的现代出版企业意识，即看重鲁迅这样的文坛泰斗所撰要文会发生的刊物效应，懂得独家刊发名人名作在刊物商业竞争中的举足轻重之作用，而这种现代出版企业意识交织着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和现代政治意识，它孕成于由近代“通商口岸”开始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中，包括“租界文化”的发生、存在。正是“租界文化”影响下的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和环境，成为影响上海包括文学媒介在内的媒介生存发展最重要的社会因素。

二

战后上海出版业延续了1930年代市场经济的优势，也接纳了抗战时期上海出版业积累的经验。清末民初，印刷文化的逐步普及为文学艺术的大众消费性、商业性创造了条件，当各种纸型媒介以一种融合了艺术、娱乐、商业、现代技术的制作过程推出文学作品时，实际上也就为作家卖稿谋生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作家的各种追求，从感时忧国的使命、艺术本分的坚守，到大众消费的提供等，都有可能放得开。但“五四”开启的中国新文学，主要是向着启蒙传统、艺术本分传统发展的；而文学通过市场参与下的消费性、商业性而被大众接受的方式，主要是被由“鸳蝴派”开启的都市通俗小说所运用，甚至主导，“鸳蝴派”由此也成为新文学批判、放逐的对象。然而，发展得日益强大的大众传媒和现代企业型的出版发行机制使得消费性(娱乐性)导向的作品在图书市场中占有绝对优势。这种情况引发了从新文学出发的都市文艺(这种文艺的作者往往是接受外来影响，从新文学起步的作家，而非“鸳蝴派”那样的传统文人，而其创作自觉面向都市市场，作品会同时引起知识精英、城市中产者和小市民阶层的共鸣)“对之前传统通俗文类(鸳鸯蝴蝶派)的一种取代”。[5]66这种取代在抗战时期的上海表现得尤为充分，其代表性创作就是张爱玲、苏青等。徐訏等在上海的创作也表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自然与上海“孤岛”、沦陷时期面临的政治高压下依然保存着现代都市的经济、文化形态有关。

这种多种类的，尤其是从新文学出发的都市通俗文学在战后上海期刊格局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当时上海发行时间一年以上的文学、文化类期刊中，相当部分属于这一类型。例如1946年至1949年出版了三整年的《幸福》*该刊第3期至20期刊名为《幸福世界》，其余期数刊名为《幸福》。，发行人罗斌经营的环球书报社从1930年代开始实施的就是从新文学出发的都市文艺路线，在上海沦陷时期更演绎得淋漓尽致，而他1950年代在香港，既积极参与创办被视为战后香港里程碑式的纯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刊物《文艺新潮》，也出版了被称为“武林世界常青树”的《武侠世界》(共出版三千余期)等通俗文学刊物。战后上海时期，是罗斌及其环球书报社实践从新文学出发的都市文艺路线最充分的时期之一(他195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杂志中，《蓝皮书》《西点》《大侦探》等就是他将上海杂志的纸型带到香港复刊的)，包括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内的严肃文学追求和消费性(娱乐性)导向的大众通俗文学谋生结合在一起。《幸福》的主要编辑人员中，沈寂毕业于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上海沦陷时期开始小说创作，被视为“沦陷区小说现实主义艺术深化”的重要作家[6]497，战后出版了《两代图》(1947)、《红森林》(1947)、《盐场》(1948)等小说集，延续了“不曾渗入时代性，但却留下了时代的影子”的文学追求[7]。他的这种文学态度影响到《幸福》的作品取向。《幸福》整体上是一本大众消费性的文化刊物，而其大众消费文化的导向包容了新文学的因素。它出有多期“小说专号”，其作者往往就体现了这种导向。例如当时“东吴派”(毕业于东吴大学)作家中的才女施济美以其清润而忧郁的笔触书写青春、情谊、爱恋，又以精微、婉曲的心理剖析透出某种现实气息，文风则令人想到张爱玲，吸引了广泛的市民读者，有的读者甚至自称“施迷”。同为东吴大学校友的汤雪华，其作品被周瘦鹃这样的“正向着新文艺的创作方法发展”[8]的原“鸳蝴派”作家称道，其言情之作突破闺房视野，对外部世界，尤其是社会的黑暗给予了强烈的关怀。除了这些女性作家聚集《幸福》外，侦探小说家孙了红，以现实主义审美观念写传奇色彩小说的石琪等，都是上海沦陷时期颇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创作领域、观念不同，同时亮相于《幸福》，也印证了《幸福》大众消费文化与新文学的交汇。而茅盾、施蛰存、端木蕻良、王统照、姚雪垠等人的作品不时出现在《幸福》，更让人看到大众消费性刊物与新文学作家之间的互相“借力”。

受战后时局影响，此时期上海也延续了抗战时期经济凋零，纸张等出版物质供应紧张的局面，发行短命成为众多刊物的命运；但长期都市文化的影响，上海市民阶层依然有着较强的文学消费欲望，所以，能持续出版的刊物都要充分顾及“大众消费性”，而此时期的现实也最大程度引发作家关注社会的现实使命感。这种情况使得上海刊物的市场经济因素发挥得更为充分，新文学作家通过与民间出版企业的合作，自觉与市场经济因素联姻，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继续发展的潜力。

1940年代上海文学刊物中出刊时间最长、影响也颇大的当属《文艺春秋》。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编辑)与民营企业家的合作。上海沦陷后期，政治、经济等因素使得刊物生存异常艰难，《万象》的停刊就是最明显的例证。此时，毕业于复旦大学的范泉经复旦大学教务长金通尹介绍，进入永祥印书馆，主持编辑部工作。永祥印书馆由陈永泰独资创办于1899年，坐落上海出版重地的福州路，属于家族式企业，1942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仍以陈家所占股份最多。其开始以“印”为主，出版则以“通俗改写本小说”为主。半个世纪的经营使永祥印书馆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在上海出版界尚少名气。范泉1933年就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章，进入永祥印书馆前，他已创作、出版了包括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论著等诸多作品，其现实主义文学倾向明显。他主持永祥印书馆编辑部工作后，就利用当时日伪统治下的“丛刊”形式无需登记、审批，于1944年10月创办《文艺春秋丛刊》，该刊发行人为当时永祥印书馆老板陈安镇，而这是永祥印书馆的第一份刊物。《文艺春秋丛刊》第一辑《两年》的《编后》是范泉所写《(一)关于永祥印书馆》《(二)关于〈两年〉》，表明了永祥印书馆和《文艺春秋丛刊》的“相依为命”。《文艺春秋丛刊》以适合市民阅读的小说和戏剧为主，但有着充溢现实主义战斗激情的诗意，其创作阵营包括了鲁思、顾仲彝、周贻白、孔另境、吴天、方君逸、师陀、司徒宗、锡金等一大批时居上海的爱国作家，远在内地的郭沫若、欧阳山、司马文森等的作品也时见于该刊。该刊还刊出了台湾日据后期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的龙瑛宗的小说《白色的山脉》，称道它“从三个断面里烘托出了一个孤独者的悲哀，而在每一个断面里，又刻画了各种不同的人物。”[9]这在中国大陆刊物中是极为少见的。《文艺春秋丛刊》成为上海沦陷后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也给永祥印书馆带来声誉。而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文艺春秋丛刊》改为月刊出版。连同1947年出版的《文艺春秋副刊》3期，该刊共出47期，聚合了思想倾向、艺术追求不同的作家，影响日益扩大，成为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大型文艺刊物之一，永祥印书馆也进入出版业务最有声有色的时期，在历史、文教、自然科学等多种类书籍出版中进展迅速，而文学书籍的出版更领“风骚”。期刊除《文艺春秋》外，还发行了茅盾、叶以群主编的《文联》。范泉主编的《青年知识文库》侧重文学知识的传播(收入孔另境《青年写作讲话》、范泉《文学源流》、芳信《罗曼罗兰评传》、周贻白《中国戏剧小史》、方君逸《编剧与导演》等书)，《文学新刊》丛书则收创作新成果。而在外国文学的传播方面，无论是多卷本《易卜生选集》，还是改写本《爱丽丝梦游奇境记》，都满足着不同需求的读者。永祥印书馆的业务得到迅速扩展。永祥印书馆在1940年代末期将包括彩印在内的印刷设备运往台湾，但它留在上海的业务在1950年代初期仍有影响，正是其战后出版业务得以扩展的余音。

永祥印书馆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作家(编辑家)与民间出版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自觉而有效的合作。但在战后，这一状况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三

前述分析《幸福》《文艺春秋》等来揭示以上海为代表的战后文学媒介生态，是因为文学期刊始终是文学出版物中最能反映文学媒介生态的因素。依据中国大陆几种较为权威的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如刘增人等纂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2005)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叙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2010)和吴俊、李今、王彬彬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2010)等所提供的数据，1945年至1948年创刊的文学期刊超过850种。这是中国文学期刊诞生至今文学期刊创刊最多的一个四年时段，而迄今创办正式出版的文学期刊最多的年份则是1946年(超过300种)。这些文学刊物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南京、天津、香港、青岛等城市和晋冀鲁豫等根据地、东北解放区等，全国大概近百个城市创办有文学期刊，其地域之广，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少有的。这说明1940年代后期文学媒介处于相当活跃的时期。

这么多的文学期刊是怎么创办的？晚清民初文学期刊产生以来，创办者分民间和“官方”两类，前者占大多数，包括社团、出版机构(尤其是商业性出版机构)、学校、报社等，后者则有政府机关、政治机构、军队等，而依据邓集田《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出版情况统计与分析(1902—1949)》一书的资料，政治机构和军队所办文学期刊在抗战时期才出现，战后的1946年至1949年创刊的文学期刊中，政治机构和军队创办的文学期刊分别只有6种和9种，仅占创刊的文学期刊的1.2%和1.8%，其余都为社团(45%)、出版机构(43%)、大学、报社等创办，且囊括了全部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例如北京的《文学杂志》，上海的《宇宙风》《论语》《文艺复兴》等。

民间性使文学刊物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自然与其出版资金等来源有密切关系。例如，著名的诗刊《中国新诗》是在其成员、时任上海金城银行信托部主任的辛笛贷款支持下创办的，其办刊内容最有自觉的诗歌追求，以至于形成了日后被视为1940年代最重要的诗歌派别“中国新诗派”。即便是作家与报社书局合作，主持刊物者也往往能坚守自己的立场。例如，1947年，《天津民国日报》请朱光潜主编《文艺》副刊，此刊有着与《文学杂志》相近的办刊方向和水准，影响相当不错。但后来报社出于时局擅自删改作品中揭露时弊的文字，朱光潜就毅然辞职。很显然，此时期的媒介生态还没有一种能统一掌控各种媒介的力量，文学刊物的多样性显示出其活跃的程度，而这联系着战后中国文学建设的多种路径。*可参阅笔者关于战后中国大陆文学的多篇论文。

此时期文学期刊中，出现了一类新的文学期刊，那就是解放区文学期刊。当时800余种文学期刊中，解放区文学期刊约有60种，数量不算多，但显示出一种新的格局和运行机制。解放区60种文学期刊的出版者大部分为新华书店和东北书店(东北新华书店前身)，少部分则为军队政治部门(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渤海军区政治部、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西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分别创办了《前锋文艺》《部队文艺》《文艺丛刊》《文艺工作》，从军队的名称也可知战争形势的变化，让人感受到战争文化环境中文学期刊的诞生)和政府机构(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济南市委创办的周刊《青年文化》)。后者自然具有高度的政治纪律性和组织性，而前者不仅事实上与后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新华书店和东北书店分别归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东北局宣传部领导)，而且其“政企合一”的建制更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新华书店在延安建立之初，就是作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机关刊物和马列书籍的机构运作，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1945年后，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山东新华书店、华东新华书店、华北新华书店、华中新华书店、中原新华书店等相继成立，直属各解放区党委宣传部，而其集编辑、出版、发行为一体的运作体系强化了传播的政治纪律性和生产组织性。

1948年东北解放区《生活报》对《文化报》的批判颇能说明这种高度组织性的模式。当时，萧军是不习惯东北解放区“供给制”的“院长”(他被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生活，想做自己“应该和要干的事情”，才辞职创办了《文化报》和鲁迅文化出版社。*参阅《萧军近作》中《哈尔滨之歌三部曲》一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萧军的计划得到了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彭真和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的支持，其开办费用也由东北局提供，更重要的是，此时的萧军，正要向东北局提出入党申请(此后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只是因为“文化报事件”的爆发而又生变)，《文化报》和鲁迅文化出版社自然是属于中共和东北解放区体制。但萧军办报的方针、作风颇有他对于“五四”和鲁迅传统的理解和实践，具体的运行偏向个人或同人办报刊的方式，《文化报》所刊萧军之文也都有他鲜明的个性。当《文化报》在东北解放区产生广泛影响时，就被一些人视为萧军的《文化报》，甚至是他“沽名钓誉的方法”。于是，冲突发生了。

萧军当时在《文化报》撰文所倡导、坚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下“五四启蒙主义的话语”[10]118，正如他当时撰文所言：“革命政治，最终目的在求得人类解放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革命教育”自然也有此使命，“但它还负有永恒的把人类从愚昧和落后，偏见和自私，无能与无用，卑下与丑恶，兽性的凶残，奴性的堕落……引向更辽阔、更完美的远方……”[11]，包括“人民的文学”在内的“革命教育”所承担的“赋予人以智慧和武器……免受凌辱和威胁”[11]的根本性任务。这就是萧军所理解的“五四”传统、鲁迅传统发展到“人民革命教育”阶段所必须坚持的。然而，这被一些人视为是在与“无产阶级政党”“争夺群众”。1948年夏天创办于哈尔滨的《生活报》是由东北局秘书长刘芝明直接领导，其创刊号头版所刊《今古王通》，就向“一些群众要被迷惑”的现实发难，其锋芒自然指向了《文化报》，随即引起性格“暴烈、刚直”的萧军反击。

也许，《文化报》和《生活报》的冲突开始时还带有“五四”以来文艺阵营内宗派主义矛盾的因素(其时，双方的文章明显带有讥讽对方“作品不能被流传下来”的意味，《生活报》主编宋之的属于1930年代上海“国防文学”派，而萧军则以“鲁迅学生”为傲)，但随后掌握了政治资源的《生活报》占据了现实政治高地，给萧军和《文化报》扣上了“污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反党”“丑化人民”等政治罪名，其严厉使得萧军有对方要让自己“身为齑粉”[12]273之感。尽管萧军据理反驳，毫不示弱，但《生活报》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所占有的绝对优势使《文化报》越来越陷入困境：“《文化报》的订户开始纷纷退订了。各机关、学校禁止《文化报》入内了。凡属代售《文化报》的地方，报贩也拒绝代售了。由于经济关系，两处分社也停办了，银行不予贷款了，纸源枯绝了。”面临这种从出版资金到发行渠道都“弹尽粮绝的形势”，萧军“只好封社、停报，把出版社的一切资产等类全数交公”，自己“净身出社”。[13]250为了“肃清”萧军及其《文化报》的影响，东北文艺协会和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后对“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作出了组织结论，再次确认“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东北文艺协会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议》均收入《萧军思想批判》一书，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并在全东北地区开展了三个月的“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成为“建国后无间断的全民性的大批判运动的先声”。[10]117

《文化报》的经历颇能反映出晚清民初开始孕成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出版机制将被一种政治支配下高度集中的“计划”体系取代的趋势。“贷款”“纸源”等经济因素，“订户”“代售”等传播(行销)因素，都“统筹”于组织结论、“全民”批判所代表的政治话语权力。《文化报》作为解放区体制内知识分子力图用“自由办刊人”的个人性行为为体制服务的努力，其失败表明了正在建立中的新出版机制对于“精神上理论上的统一与集中”[14]27的高度要求，作家的精神劳动需要纳入“国家”计划性的轨道。这从新华书店逐步主导出版文学书籍出版行业得到充分体现。

1946年至1949年新成立的文学书籍出版机构有300余家，文学书籍的年均出版数为679种，其中文学创作书籍年均481种，翻译文学书籍年均出版数197种[15]146；162，均为20世纪新文学作品问世以来年均文学书籍出版最多的时期。文学创作和翻译文学出版数量最高的年份也都在这一时期(1947年出版文学创作书籍560种，1948年出版翻译文学作品206种)，各种文体创作出版物都列数量高的时期或年份。在国内战事日趋激烈的时期，文学出版业却呈现晚清民国以来最蓬勃的局面。

新华书店和东北书店在此时期出版的文学书籍近300种，虽然还只占全国出版文学书籍的约10%，但此时期新华书店出版的文学书籍数量已列全国出版社第8位[15]216，文学丛书数量更前列全国第5位[15]175，仅少于创立于北京的北新书局，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生活书店、开明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而新华书店的历史远短于那些出版机构，表明其作为新兴的出版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新华书店是集刊物书籍的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机构，非常有力地支持了其出版报刊书籍的传播。例如东北书店由当时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主持，编辑出版的千余种图书和近十种刊物，通过其在东北全境设立的201个分支店，及时全面地发行到东北解放区各地。

1950年底，新华书店改组成为专门从事图书发行的国有企业，总店对全国各大区、各省新华书店实行人、财、物的统一管理，而原先的编辑出版部门改制为人民出版社。与此同时，东北书店改组为东北新华书店，编辑出版部门改制为东北人民出版社，而其总经理处则改组为东北人民政府出版局。这一情况再次反映出新华书店、东北书店政企合一的性质。1950年代初期，还保留了私营期刊的发行渠道，但该渠道也仿效新华书店的运行模式。例如，私营文艺期刊统一由北京的三联书店总店主管，对设于上海等地的三联书店分店实现“垂直”管理。待1953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始后，全国私营书报发行行业全部取消，书籍报刊行销成为新华书店的独家天下。这是中国书籍报刊生态的重要变化。就文学出版物而言，以往文学期刊、文学书籍的出版与图书市场的多渠道联系被切断，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单一国企对文学作品发行资源的掌控。这一掌控表明，随着中共革命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建立，由强大的政治(政权)力量作为后盾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步成为媒介生态中最雄厚的资本力量，其所要求的经济模式是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密切关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全国性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同时，原先市场经济为主的报刊书籍出版业被改造为计划经济，民营出版业成为国有经济部门。而这种出版机制的转变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直接主导下完成，原先文学以其自身形式在舆论上影响、甚至主导大众媒体的情况被政治意识形态掌控文学出版资源，从而掌控文学局面的状况所取代。这一状况是战后媒介生态最重要最根本的变化。作为新的唯一的政治中心的北京自然在这一背景下成为全国文学刊物的中心，这一中心并不以其出版的文学刊物数量之多为主，而是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最高层出版机构出现的。北京至高的政治权威性成为文学报刊生态中最重要的因素。

四

战后至1949年创刊的700余种文学期刊，除创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民文学》得以延续至今外，只有10种刊物延续到1950年至1952年，其中9种属于解放区和共和国刊物，其余的连同之前创刊而在战后仍然出版的文学期刊一起，都在1949年底前终刊了，其中近百种是在1949年终刊的。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文学期刊几乎全部没有“跨过”1949，取而代之的是各地文联(作协)主管的文学期刊，它以1949年在北京创办的《文艺报》(初为中国文联，后为全国文协直属刊物)、《人民文学》(中国作协之前身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两份全国性刊物和《长江文艺》(原为中共中央西南局文联会刊，后为湖北省作协主管，1949年5月创办于武汉)、《河北文艺》(1949年10月创办于保定)、《吉林文艺》(1949年创办于长春)等地方性刊物为开启，随后遍布整个中国大陆。到1957年，全国文学期刊已达90种左右，各省、直辖市已无空白，省会城市、较大工业城市也多有文联、作协的机关刊物，延续至今的《诗刊》(北京)、《收获》(上海)、《延河》(陕西)、《山花》(贵州)等名刊均已问世，文学期刊形成国家级、地方各级的格局。作为国家级文学刊物的“《人民文学》之创办的最深刻的动机”是实现“引导、组织、管理全国文学创作(作家)的功能”[16]，其所属中国作协与各级刊物所属作协形成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形成了中央—省—市的“机关刊物”的垂直层级格局，保证了全部文学刊物编辑环节的制度化、组织化，而它们的出版、发行则由新华书店负责(新华书店改组后，文学期刊仍由新华书店发行)，从而进入了国家计划经济体系。事实上，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纵向的中央、省、市行政层级系统，横向按照行业性质的条块分割，而此时的文化(文艺)部门体制与此是完全一致的。

战后从解放区到共和国，都是先建立了政治制度，然后在政治制度框架内实施计划经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管理制度，纳入了文人(作家)管理，各级文联、作协的建立，对进入体制的作家实行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级别管理，依附于统一的单位，享有固定的工资，在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拥有优先发表作品的地位。卖文为生的职业撰稿人转变为党的文艺工作者，自由办刊人则为党的文艺政策把关人所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全面建立，使得国家成为经济领域垄断性力量，报刊书籍出版制度也按照国家意志、国家计划进行运作。原先市场经济条件下盛极一时的“同人刊物”“书店刊物”很快濒临灭亡。例如，1950年初，胡风、路翎等创办《起点》，尝试新条件下“同人”刊物的出版、发行。但当时邮政系统已国有经济化，国家新闻出版署则规定期刊由指定的发行单位统一邮寄，《起点》就因负责私营文学期刊发行的三联书店上海分店遵照北京总店“不能发行”的指示拒绝发行而很快夭折。*胡风1950年1月12日致路翎的信，参见胡风：《胡风全集9书信》，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建立的是单一经济体制，文学期刊也相适应地转变为单一的机关刊物。

与此相伴发生的，是文学观念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文艺界就发生了一场关于文学创作要不要“赶任务”的讨论，“赶任务”，就是文艺工作者要将党组织、政府现时“交给我们去赶”的任务放在第一位，这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对文艺的要求。而茅盾所代表的权威看法是“我们不但应当不以‘赶任务’为苦，而且要引以为荣”，甚至“为了革命的利益，粗制实未可厚非。这就是为了‘赶任务’便不得不写你自己认为尚未成熟的东西”，这甚至应该成为“目前创作”的规范。[17]130-131随后，从1951年镇压反革命的政治任务急切具体地提出文学如何配合的意见[18]，到1958年“全民大跃进”运动中文艺全面的介入，“赶任务、密切地配合当前的中心任务”成为共和国文艺的“优良传统”。[19]这种传统的形成，反映了体制性力量对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和传播的巨大影响。

出版服从国家实施的计划性，是通过出版单位的党委负责制、出版选题的计划审批制和出版物的三审制得以实施，指导原则是党的绝对领导。我们今天还能从当年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这一制度的表现。例如刘宾雁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1956)成为1958年文艺批判运动的重点对象，就因为作品所描写的记者黄佳音和总编辑陈立栋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被视为“反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办报方针”。[20]当时的批判文章认为，陈立栋“重视请示报告，重视省委会的决定和省委书记的指示，他要求他领导下的干部们也像他一样地遵守纪律，服从组织”，这样的作风是“党的好干部”[20]；而黄佳音“她不满意陈立栋的领导，实际上是不满意省委的领导，时时刻刻想脱离省委的宣传意图，单搞一套，而特别反对报道我们工作中的成绩”，由此“来反对党”。[21]批判者们还充分关注到黄佳音的同伴曹孟飞“攻击我们的人事制度”的“右派言论”，曹孟飞主张自由择业，无需“单位”的介绍，也不必任何部门的分配，这种言论被视为要“改变现有的人事制度”“改变党报和党的关系”，从而“取消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22]总之，《本报内部消息》在如何办报上所欣赏的“不要过多的限制，解除束缚”的作风和方式成为对现有“一套制度，一套习惯”的严重挑战，其后果是“让资本主义复辟”。[22]

《本报内部消息》及其所受批判全面展示了共和国努力建立的出版制度，尤其是新闻出版制度。与国家政府部门架构一致的“人事制度”和由此规定的“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保证了国家意志及其计划的实施，贯彻党的“宣传意图”，“报道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出版的根本宗旨，“请示报告”，“重视”党组织的“指示”等出版环节使得出版作为经济活动却能充分体现政治意志。这一出版制度成为加强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任何逸出这一制度的出版行为都不可能被允许。与《本报内部消息》所传达的信息内在呼应的，同时期体制内外都有人尝试突破，也都被制止。1956年11月，中宣部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等发言，提出文学刊物多样化的问题，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会议总结报告时认为“同人刊物也可以办”，这是“为了有利于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在此背景下，同年底，郭小川曾与作协干部杨犁等商量创办同人性质的杂文刊物《乱弹》，和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的林默涵谈及此事时，被林默涵制止[23]38；1957年6月，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方之、叶至诚等，也出于突破“当时的文艺刊物都是千人一面”，“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24]，起草了“启事”和“章程”后，被巴金好意劝阻。事实也证明，一统性的机关刊物格局才符合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机关刊物模式以外的刊物难以存身。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发展的探求，只能在作为机关刊物的文学报刊内部展开，1950年代《人民文学》秦兆阳、《收获》靳以等的编刊实践，代表了体制内文学刊物发展自身所能作出的努力。

如果从媒介生态的角度考察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实际上就是三个时期：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启到1940年代后期，现代市场经济的环境、因素使文学刊物在政治动荡的不同年代得以生存、发展；1940年代后期起，在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背景下逐步建立、巩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文学刊物纳入了充分体现国家意志的一统性格局，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重新复苏、发展，并开始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文学(刊物)也由此进入一个交织着政策文化、消费文化等复杂因素的新时期。在这样一种文学流变的历史中，战后中国大陆的文学转型显然占有重要位置，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