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蕴琪

颁奖词

20年来通过智行基金会，帮助两万艾滋病遗孤重返校园，融入社会，通过智慧的行动改变社会对艾滋病人及遗孤的歧视。

智行基金会创始人、主席杜聪刚从加拿大返回中国，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的工作。到监狱探访，与捐助人吃饭，到电视台参加慈善晚宴。2018年是智行基金会的第二十个年头。我问他，如果给20年的故事起一个标题，那会是什么，他想了片刻回答说，应该是和“传递爱”有关的，至于题目，应该有更加好的选择。

在美国的13年

采访从杜聪高中时代的老师谈起。原来，美国经历过一个被艾滋病肆虐的时间。那是1980年代，作为一名随父母从香港到达美国的新移民，杜聪在旧金山读中学。

当时，艾滋病在美国刚刚被发现，并爆发疫情，人们的态度从漠不关心发展到充满敌意。1981年，美国男同性恋者以一种奇怪的顺序相继感染死亡。直到4年后，美国总统里根才开始在公开场合谈论艾滋病问题—那时，已经有1.2万美国人死于艾滋病。患病者通常被赶出家，丢掉工作，医疗保险也拒绝支付治疗费。同性恋者被妖魔化。里根的顾问帕特·布坎南1093年撰文写道：“可怜的同性恋们—他们向自然宣战，现在自然在实施可怕的报复。”

高中老师感染艾滋病去世，这是一个对杜聪而言震撼性的事件。“旧金山是爆发疫情的重灾区，当时人心惶惶，我开始了对艾滋病的关注。”高中毕业后，杜聪到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士学位，又在哈佛完成了硕士学位。这个期间，“天天报纸都有刊登艾滋病的死亡人数，其中包括很著名的演艺界人士。很多患者被歧视，大人被开除出工作岗位，孩子被开除出学校。”杜聪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在美国十多年，他一直密切关注艾滋病患者的社会状况。“今天的艾滋病没有那么恐怖，患者可以领取免费药物，可以把疾病转化成慢性病，但在那时候患病时一定会死亡的，因为还没有研制出抗病毒药，而且人们面对的是许多的耻辱。”

智慧付诸行动

杜聪在金融界的职业发展得非常顺利，在美国居住了13年后，他回到香港工作。27岁，担任瑞士银行驻香港联席主席。这个成绩当然预示着广阔灿烂的前途。

在投行工作时，他又一次到内地农村看项目。“我们看的是修建高速，桥梁这样的项目，这通常是非常偏僻的地方。出于好奇心，也出于对艾滋病的关注，我会问当地的村民，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艾滋病。但是村民普遍都没有听说过，那是1995年。我开始担心中国会重复美国的悲剧，于是开始做一些支援工作。”

“智行”的含义是把智慧付诸行动。基金会的理念是运用知识于行动，帮助不幸的人。秉承这理念，基金会由2002年开始在中国为父母因艾滋病离世或父母感染了艾滋病的孩子提供援助，不仅照顾艾滋孤儿，同时亦照顾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以确保这些孩子们都能接受适当的帮助。

由资助第一批127名孩子开始，基金会发展到现时已累计资助超过20，000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成为国内以艾滋遗孤为服务对象的非政府组织中，发展得最快和工作最持恒的慈善机构。

杜聪的故事今年在媒体上开始广为传播，人们都觉得他的人生非常不一样，放弃了高薪厚职，而为自己关注的最需要帮助的人群献上爱和行动。这件事不是一个月，一年，而是持续了20年。

“我等不了了”

杜聪今年50岁，微信上的头像是他年轻时的照片，长发少年，目光清澈，让人想起Beyond和80年代的香港，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那是光辉激情的岁月。

年轻的志愿者杜聪往返在香港和内地中间，這是1990年代末，他一边在瑞士银行工作，一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智行基金会，在中国内地做防艾教育。“这是我的第一步，那时也没有辞掉我的工作。但是，后来遇到了这群孩子，我知道，我等不了了。人生道路也就此改变。”

杜聪有一次在北京开一个关于防艾的会议，遇到了从河南农村来看病的两父子。“因为当地的医生不懂治疗，他们来到了北京。我问为什么你们会有艾滋病呢？他们说在他们的家乡，有很多人感染艾滋病。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农村因为卖血引发艾滋病的问题。”

中国内地的艾滋病扩散，原因之一是卖血和吸毒。杜聪和他的团队住在村子里，“有一天，一个我们到访的村庄有11个人出殡。很多坟墓，触目惊心。还有很多小孩子，父母感染并去世以后，他们变成了孤儿，没有人照顾，你会看到很多绝望的眼神。” 本来在业余时间做志愿者的杜聪，被这些绝望的眼神抓住了，他发现，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一个重返学校的机会，因为父母们是由于贫苦无知才去卖血的，如果能够让这些孩子获得学费和生活费，重回学校，就可以让他们融入社会。 智行基金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杜聪也从兼职公益人成为了全职工作者，成为了孩子们口中亲切的“杜爸爸”。

“大部分初高中都可以提供住宿，所以他们就可以住校，过普通人的生活，或者和家里其他的亲人，叔叔阿姨一起生活，而不至于被隔离和被标签化。”公益的践行有很多种方式，从一开始的选择，可以看到杜聪的方式里面是对救助对象处境和救助目标的清晰体认和关怀。

因着这个考虑，智行基金会的主要工作是资助艾滋病遗孤的教育及生活开支，资助款项会透过前线员工直接发放给受资助孩子的家庭或学校，同时亦透过其他活动项目，令这些孩子直接受惠。基金会并不会营运孤儿院或寄养家庭，而是希望透过财务缓助，让受助家庭自力更生，继续照顾孩子，让孩子在亲人身边成长。基金会亦坚持让孩子到普通学校上学，与其他没有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一同学习及生活，希望减除他们被歧视及隔膜的自身感觉。

我想启发社会改变歧视

杜聪介绍说，艾滋病遗孤大部分分布在河南、安徽、云南、广西四个省份。20年来，智行基金会帮助了两万多个孩子，让他们完成了初高中学业，十多年前救助的第一批孩子，大学升学率达到60%（农村孩子的升学率是80%）。

“有一个村子，他们出来了95个大学生，你知道有的地方如果一个村子出来一个大学生就很了不起了，所以95是个很多的数字。现在数目还在增加，可能会突破100个。”

我问他，当你看到自己救助的孩子这样成才时，感受是怎样的。杜聪说，我当然希望看到他们很争气，但很多时候成绩不一定是唯一的标准。“我们背后是有很多项目，有系统地帮助他们，我们希望他们用教育来改变自己。不一定要考上大学才是成功，或者学习到一门技能也不错。这里面也包括品德教育，做一个好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能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内心要强大，不要害怕被歧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在帮助他们获得的。”在智行基金会网站上，可以看到艾滋病遗孤一项里，有包括心理发展、职业技能培训、社群互助在内的多个子项目。

为了让孩子们提高服务精神，智行基金会会动员被帮助过的大学生回到基金会工作。杜聪透露，目前基金会的员工有73人，其中70%的员工是从前资助过的孩子“回炉”。“传统上社会歧视的被救助对象，比如吸毒者等，有的公益机构会不愿提及他们的背景。被救助对象可能会偷偷摸摸地做人。如果能够有人以过来人的身份帮助他们，一方面容易获得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如果做得不好会给被救助者带来第二次伤害。我们要培养孩子们有一个十分强大的内心。”

和杜聪的聊天时间不长，我知道他的行程紧张。这是一个内心十分强大的人，他很容易了解别人的需要，却有着金融家的精准考量，我想，这大概就是20年来经历许多风雨，把起心动念的一件事能做得如此极致的关键所在吧。他没有谈及太多的困难，尽管这些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也不是一个“标题党”，我想，这就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公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