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从好莱坞发端的性丑闻延烧至国会山，这样的剧情在美国并不新鲜，今后也还会上演。虽然西方国家（美国最为典型）政界、商界、文化界时不时曝出性丑闻，但其中的存在逻辑还是有差异的。好莱坞大腕哈维·韦恩斯坦的猎艳史持续30多年后才被真正揭发，没人会怀疑这或多或少与美国娱乐界的潜规则有关，但政治性丑闻就不一样了。

美国南方阿拉巴马州一向被共和党视为“安全”的联邦参议员席位，将在12月12日举行关系到联邦参议院未来主导权的补缺选举。在此前共和党预选中意外胜出的前州首席大法官罗伊·摩尔（Roy Moore），在参议员补选投票前被挖出30多年前的性侵事件，没人会相信这纯属巧合。

性丑闻的东窗事发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的概率在政治领域相对较低。对于西方国家何时最有可能“发生”政治性丑闻的预测，就像天气预报那样靠谱。高发期总是在选举期间，即所谓的性丑闻政治化现象。这是性丑闻与政治之间关系最常见、最常规的表现形式。但历史地看，性丑闻在西方政治发展史中扮演的角色，绝不仅限于满足街头巷尾的猎奇心态，甚至不能仅从“道德龌龊”去解读。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奇特的“姻缘”。

何为政治性丑闻

11月26日，美国88岁的 “德高望重”的民主党籍众议员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宣布，辞去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此前，美国国会宣布对科尼尔斯遭到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一事展开调查，他成为这波席卷美国政界的性丑闻浪潮中首位倒下的政客。

不肯放弃竞选的罗伊·摩尔，和另一位深陷性丑闻的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还在“坚持”。11月1日，英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Michael Fallon），被曝在15年前摸一位女记者的膝盖后辞职。

这些政客遭遇的都是典型的性丑闻。性丑闻属于丑闻的一种。西方社会语境下的丑闻，从词源上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据学者考证，“scandal”（丑闻）由《七十士译本》（《旧约》希腊文圣经译本）中“skandalon”一词演化而来，原意是导致人误入歧途的罪恶行为。大约在16世纪，“scandal”开始出现在英语和其他欧洲国际语言中。从那时起，丑闻开始脱离此前的宗教范畴，逐渐被赋予了世俗的、社会的含义。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是研究政治丑闻方面公认的权威。根据他的定义，所谓丑闻，是指违背某种社会道德的行为和事件，且这些行为和事件广为人知并引发了严重的大众回应。他认为丑闻的定义有五大要件，即违背了某种价值观、道德观；发生或存在具有隐秘性但被揭发；非涉事方不满；不满被表达出来；当事人声誉受损。由此可见，丑闻一定是“公共事件”，这与“腐败”有着本质的不同。

根据汤普森的定义，政治丑闻是指发生在政治领域，当事方涉及政治人物的丑闻。他把政治丑闻分为三大类，即经济丑闻（涉及利益）、权力丑闻（权力滥用）和性丑闻。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由于制度相对健全且执行有力，经济丑闻和权力丑闻相对较少，性丑闻较为常见就不奇怪了。不过，性丑闻往往（甚至是不可避免）与权力有关联，至少两者之间存在灰色地带。

澳大利亚知名政治人物吉姆·凯恩斯，被曝在1970年代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与其私人秘书有婚外情。这位私人秘书利用职务之便，让凯恩斯接触到很多她的商人丈夫所推薦的商界人士。这其中的权力滥用或利益输送，就处在灰色地带。1997年，澳大利亚民主党领导人切瑞尔·克诺特脱党，加入对手工党阵营。事后澳媒曝出，那段时间她与工党骨干格瑞思·伊文思之间存在不明不白的关系。这事的“灰度”就更高了，甚至算不算性丑闻都难以界定。

1960年代，英国战争大臣约翰·普罗富莫，被曝与一位名叫克莉丝汀·基勒的女演员有染。起初普罗富莫对这段婚外情予以否认，拒不辞职。后来媒体挖出猛料，他与克莉丝汀·基勒私通期间，后者还与一位苏联驻伦敦使馆的海军武官保持不正当关系。普罗富莫随后立即辞职，该事件直接导致他所属的保守党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败北。假如，刚刚辞职的英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与那位女记者的关系不只是“摸膝盖”，且对方还与俄罗斯有某种关系，那后果绝不是辞职就可以止损的。

政治性丑闻一头牵着“性”，另一头牵着“政治”，且涉及社会道德。但在不同的社会文化里，对“性道德”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政治性丑闻在不同国家影响有很大差异。比如，性丑闻在英国政治中的影响，就远比在法国、意大利等国要大得多。很少见到后面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因性丑闻而下台。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艳史，在任何社会道德标准下都可以划定为“性丑闻”，但在意大利，他的“性丑闻”只是“性新闻”，似乎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

西方政治“性史”

性丑闻与西方政治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是个在主流政治研究界相对边缘的课题。从不多的资料文献看，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但存在，甚至剔除“性丑闻”这个话题，论证西方政治演变的逻辑就会留有缺憾。

在这一点上，英国是最为定型也最具说服力的研究对象。现代代议制民主发端于英国，国王权力的削弱，议会权力的扩张，最终促成了国家权力结构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性丑闻”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1688年的光荣革命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的基础，但这个政体的成型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主要发生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这个时期英国社会性丑闻尤其多，被英国著名作家特伦斯·怀特称为“丑闻时代”。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娜·克拉克，在《丑闻：英国立宪中的性政治》一书中，对国王、贵族、议会以及新兴社会精英中的性丑闻，做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她的结论是，那个时期广泛存在的性丑闻，其影响是深远的，是英国政治权力结构变化的重要推动因素。

那个时代，启蒙运动在社会转型上已经展现出摧枯拉朽的力量，宗教改革运动倡导“性克制”（比如一夫一妻制）则直接推动了“性道德”的转型。英国国王乔治四世（1820年至1830年执政）骄奢淫逸的个人生活，层出不穷的情妇故事，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新兴精英阶层把性丑闻作为社会动员工具，当作挑战王权的重要武器。每当国王的人事任免引发议会不满时，总会出现相关人物乃至国王本身的性丑闻。

那时的性丑闻为何具有杀伤力？这与欧洲那段独特的历史有关。对孟德斯鸠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解见仁见智，但有个视角不容忽视，那就是它排除了“性事”在东方被政治化的可能。皇帝有三宫六院，“性事”天然不具备侵蚀皇权的功能，更别提挑战了。但欧洲的情况则不一样，中世纪至近代，欧洲国家间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王室联姻，国王或王室成员的婚姻（当然还有婚外情）天然带有政治基因，“性事”被政治化也就有了天然的土壤。

性丑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克拉克在书中写道，性丑闻能把政治问题传递给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因为不像复杂的、难以搞清原委的经济丑闻，性丑闻可以通过“破碎的心、破败的家庭、破裂的婚姻”等这些熟悉的故事来动员大众。也就是说，在那个权力不透明、大众认知能力不太高的时代，性丑闻的动员效果是最好的。选择性地突显“性丑闻”，成了改革派削弱国王和贵族权力，推动王权与议会权力此消彼长的重要手段。

欧洲其他国家历史上的政治性丑闻并不比英国少，但相对来说，都没有后者那样突出的政治功效。美国的政治性丑闻，也从未发挥过在英国那样的“积极”作用，但却有着与国家一样悠久的历史。维基百科上，详细列出了美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性丑闻（截至今年11月底有81起）。这个列表的起始时间是1776年，也就是美国宣布独立的那一年。排在第一位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国父级的政治人物。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有目前的总统特朗普。

性、权力与政治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基辛格这话道出了政治性丑闻发生机理的实质。在层出不穷的政治性丑闻中，或许不能排除其中真有“两情相悦”，但这也不能否认“权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美国女性主义问题专家卡瑟琳·麦金农曾写道，性骚扰是权力、特权、控制欲在性方面的表达。有学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做出解释：权力给了权势人物“迷途”的机会，也给了他們逃避谴责或惩罚的过度自信。

与“普通人”相比，权势人物是否“出轨”的几率或意愿更高？荷兰蒂尔堡大学教授乔里斯·拉莫斯对“权力心理学”颇有研究，他与同行做了一项关于“权力与不忠行为”的调查研究。这项发表于2011年的成果，以1561个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为研究样本，得出的结论是，权力的提升与不忠行为和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他们认为，与缺乏权力的人相比，权势人物看待世界、自我与其他人的方式，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都存在明显的不同。

上述从权力与人性关系角度的研究，似乎作证了“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从政治角度看，性丑闻还涉及权力的来源问题。西方的民主制度设计，确保了政治人物拥有政治权力，但却不能完全保证政治权力的行使。根据汤普森的观点，政治权力的行使，还依赖于政治人物的“形象资产”。声誉、信任这样的形象资产，会影响政治体系内部的合作意愿，也会反映到大众的政治参与度上，比如投票意愿。特朗普施政挫折不断，不可能与他的形象资产没关系。

政治人物为何担心性丑闻？因为性道德依然重要。美国范德堡大学学者爱德华·鲁宾在《性、政治与道德》中写道，从历史和理论角度，很难想象任何信仰体系中，我们不把对性行为的规制包括在内去描述道德体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名著《文明的进程》中指出，人类在性行为上开始自我克制以及性道德的形成，是文明进化的结果。

是否可以这样说：包括猥亵、性侵在内的政治人物性犯罪，是“权力”对“进化”的一种对抗，而且，这种对抗不只存在于西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