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今天的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当原来的全球化领导者美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孤立主义倾向，让国际社会对全球化前景惶惑不安之时，中国则高高地擎起了开放、融合的大旗，从全球化步伐的一个跟随者向一个引领者转变。

在这一背景下，当财富全球论坛第5次来到中国时，它选择了广州，一座从古至今即以开放闻名的城市，而本届论坛的主题也确定为“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格局”。一定程度上说，这暗示着国际社会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话语权消长、不确定因素增加的形势下，寻求某种确定性的共同诉求。

《南风窗》日前采访了著名媒体人、“秦朔朋友圈”创始人、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秦朔，借重他作为媒体人与学者的双重认知角度，发现本届论坛背后特别的意义。

Q& A

N-南风窗Q-秦朔

贴近中国才能称为“全球”

N：财富全球论坛1995年创办，至今22年，即将在广州举办的是第14届。包括上海、香港、北京、成都、广州在内，中国城市举办的次数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为什么一个全球性的论坛，这么频繁地放在同一个国家举办？

Q：财富全球论坛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超级IP，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国家经济实力为后盾，在全球配置资源，同时制定规则。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不久，美国经济在全球的占比就呈现慢慢下降的趋势，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40%左右下降到2016年的24%左右。不过因为美国拥有全球话语权，全球贸易使用美元结算，特别是重要的战略性物资使用美元结算的比重还非常高，占到七八成。这个超级IP毕竟也要与时俱进，而与时俱进的核心就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现在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是三分之一，美国大约是17%，中国的贡献率差不多是美国的2倍。这说明今天的全球化跟当年美国建立游戏规则的全球化相比，已经发生很大改变，这个全球化里面很核心的一个角色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那么财富全球论坛就必须跟今天全球化中最有活力的一个因素关联，所以过去无论是在上海、香港、北京、成都，还是今年在广州，其实都代表着这样一个趋势。相信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内城市全球影响力的增强，未来在中国举办的频次还会增加，甚至如果离开了这个最鲜活最有成长性的市场，在别的地方还不能叫“全球论坛”，因为代表不了全球。

财富全球论坛第一次在中国举办，是1999年在上海。那时我去采访，中国进入财富500强的企业只有6家，现在已经有110家左右，20年时间不到就增长到差不多20倍。时代交迭，今天财富全球论坛选择中国城市，与其说是由过去美国的IP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和中国某些城市的品牌价值，不如说是中国的整个经济成长、中国公司的成长和中国城市的进取心在赋予一个几十年前的IP以新的活力，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反向赋能的过程。而且我认为再往后看十几二十年，会有中国的超级IP出现，走向全世界。

18年沧海桑田

N：1999年财富全球论坛第一次在中国举办您就有现场的观察和体验，此后一直延续下来，十几年里中国企业在这样一个全球场合的表现发生了哪些变化？

Q：1999年在上海我第一次参与报道，当时会上的中国企业家还是张瑞敏、李东升、宁高宁、卫留成、赵新先这一批人，但他们的露面事实上已经开始刷新世界对中国的印象。那时国外可能觉得，中国企业刚刚进入市场经济大家庭，很老土，但事实上当时宁高宁、卫留成他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基于中国本土市场的成长，他们的气象已经不是外界惯常理解中的自我封闭状态。

當然，在那样一个场合也能感受到中国企业家的本土自信心还不太够。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南风窗》的报道写过，那时杰克·韦尔奇可谓如日中天，赵新先在会上问他，怎么能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基业长青的企业？当时中国企业还是以一种谦恭的学习姿态出现，无论从企业规模还是盈利能力、在全球开展业务的能力都跟世界顶尖企业差很远，觉得还遥不可及，这是那个时代的一般景象。

后来，中国企业在互联网、制造、能源、机械工程等很多领域崛起，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领先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姿态就越来越平视。比如现在的一些80后互联网创新企业家，他们从技术、资本、文化、新视野上都非常自信，许多先进的应用技术和模式别人想学也学不到。中国庞大的市场基数，最终会变成巨大的势能，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应用，中国的物流这么发达，成本结构是支持的，所以中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企业家也慢慢走到世界前列。现在中国这一代更年轻的企业家，比如80后，在国际舞台上不带翻译直接用英语演讲已经很常见，在国内，中国公司的成长比跨国公司快得多，所以大量跨国公司的人才加入了中国公司，形成一个反向流动。

中国公司现在不必很仰望西方，对等性越来越强。当然我们也要保持谦卑，毕竟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原始创新方面，人家还是有很多优势。

N：您指出了中国企业在全球场合的自信心不断增强这一趋势，从财富全球论坛的主题变化上分析，似乎也反映着这个趋势。过去在中国城市举办的4届论坛，主题中都涉及“中国”或“亚洲”，而今年广州这一届，主题是“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格局”，没有地区限制，是一个开放性的主题。

Q：应该说，主题的开放性是中国在全球有了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观之后的产物。

前段时间我在上海见到了《发现的时代》作者之一，南非学者伊恩·戈尔丁。另一个作者是加拿大的克里斯·柯塔纳，他们一起写这本书，关于如何认识当今这个“新文艺复兴时代”。戈尔丁曾经是曼德拉的经济顾问，又在世界银行工作过，所以过去跟中国领导人接触很多，他说自己曾经对中国领导人提出，希望他们带领中国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全球事务参与者的角色，主动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那时中国领导人往往回答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今年习主席冬季达沃斯的讲话，全面展示了中国的经济和商业价值观，他说在现场听了习主席的讲话之后，真正感觉到中国已经要开始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这恰恰又是发生在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理念的背景下，他说感到非常欣慰，这个时代正需要大国的担当。

中国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改变，今后它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还是一个主动的引领者，这一点从“一带一路”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很多跨国公司都跟着中国公司从“一带一路”上去寻找业务发展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产生了广州这一届财富论坛的开放性议题。未来甚至可以这么说，越是开放的议题，越可能在中国讨论，因为中国今天的自信心和走向全球的气象，已经决定了这样一种局面。中国的气象和美国孤立主义、精英主义的气质是不一样的，它的包容性更大，代表着更加积极、更加雄心勃勃、更加向上的新兴力量。

复兴与开放

N：“复兴”这个词的基本意思是过去曾经辉煌，但因为某些原因而衰落了，今天要找回昔日的地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包含中华文明的复兴，那么文明复兴是否意味着，将来中华文明中一些优秀的遗产将会为全球商业文明的发展提供新的规则，进行新的话语权配置？

Q：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客观。

的的确确，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18世纪，整个欧洲和刚刚兴起的美洲对于中国的生活方式还是非常向往的，对于“Made in China”的“三件宝”—陶瓷、茶叶和丝绸都是趋之若鹜的。当时由于中国出口强劲，吸收了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白银，最后英国不得不用鸦片贸易来冲抵逆差。从这个意义上说，“Made in China”这个标签背后的附加价值（也就是它的文化）在历史上就是很高的，而不是后来印象中的“Low”，这种印象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中华文明的复兴是可以预期的。

另一方面，历史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在过去的10个世纪中，仅仅在20世纪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是世界第一。不过，所谓的第一其实是在全球并未连为一体的情况下的第一。比如17世纪初欧洲人初到北美，整个美洲可能不到200万人，那时的澳洲更没有什么人，那个时候的全球化是很不完整的。大航海以后，真正的全球连通开始了，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很大，但人均上就逐渐落后于西欧了。

为什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封闭了，你的观念系统不是开拓性的，不是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而是觉得自己很牛，把自己包起来的。今年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活动上，习主席也讲到，鸦片战争时清军有80多万人，而英军只有1万多人，但在堂堂中国竟如入无人之境。这就提醒我们时刻要有忧患意识、反思意识。

所以我认为，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开放和内省的状态，那么还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今天中国的实力其实还是总量意义上的，他跟强大、效率、高附加、高质量、高素质、人们有很高很强幸福感和获得感意义上的复兴，还存在相当的距离。中国还有相当比例的人口，离现代生活还很远，这些人的处境也是中国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同样值得我们正视。

守正与初心

N：每一个举办财富全球论坛的中国城市对这一活动都非常重视，因为我们还是很希望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更多地在世界范围内曝光，广州也不例外。您怎么看今天财富全球论坛对于广州的意义？

Q：全球化进程事实上也是各个区域相互竞争的过程，因此一个区域怎样去打造自己的品牌，从营销上说是一个热点话题。

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从当年以土地和城市化为中心的城市运营，进入到了以整体性的环境优化、服务优化、效能的升级以及在全球配置资源为标志的品牌竞争的阶段，所以面对财富全球论坛这样一个高端资源汇聚的传播放大器，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如果历史地看这样一个现象，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发展根本还是守正跟初心的结合。推动一个城市真正在全球化竞争的舞台上欣欣向荣的力量，历史传承是一个方面，但更应该看作是城市不断拥抱变化、开放自我和努力创新的结果。从近代史上看，广州作为中国商都的地位跟当年的开放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84年，中国规划14个沿海开放城市，拉开了广州新一轮开放的序幕。开放是广州的标签，领风气之先是一个历史事实，但今天全国全境都已开放，在方方面面竞相创新，广州也要增强自己的忧患意识，所以我也很希望看到這次的财富全球论坛成为广州从新的视角、视野上开放创新、再领风骚的一个标志。

N：广州和上海是您工作和生活时间最长也最熟悉的两座城市，可否比较一下这两座城市有哪些不同的特点，站在为广州思考未来的角度，上海有哪些方面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Q：类似问题，在不同时代表现出来的特征不一样。惯常而言，大家对上海的印象是城市管理现代化、文化氛围国际化，这是它多少年来积攒下来的优势，但是市场活力似乎就不太够；而广州是以市场活力见长，但整个城市管理的规范化以及氛围上的现代化、国际化程度可能不如上海。这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形成的一个基本判断，但在时空条件转变以后，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有些条件优势是天然的，它不仅仅取决于一座城市自身的努力，也取决于城市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建立的一个城市的资源配置条件，这就是形势比人强，我们从上海的特点就可以清楚地理解它。上海是直辖市，而且长期是中国经济中心，今天中国主要的、特别是金融领域的要素市场就是放在上海，它是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还有全球科创中心，某种程度上说是国家使命的一个载体，可以说是倾国家之力给了它很多天然优势。而现在的经济竞争，很大程度上说取决于资源集聚、辐射和服务能力的一个集成，比如纽约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事实上我们都在接受纽约的服务，因为你要买美股。上海也是这样，某种意义上说全中国的人都在给上海做贡献，每天都要关心上海的石油市场、黄金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人民币的同业市场，还有证券市场等等，这些要素的集聚具有不可比性，这是上海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优势都属于高端的现代服务业，很多全球化的人才会在上海聚集，因此人员的国际化程度自然就高，所以它是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地区研发总部、外资企业的法人注册地的优先选择。

对比而言，广州在建立城市的中心地位方面受到的先天局限就要大一些，但仍然保证了中心地位的形成，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认为，广州未来要在两个方面继续强化。

一个是现代服务业功能的打造，缺了这一项功能也可以成为极具特色的城市，但很难成为对全球有积极影响力的城市，这是由服务业的特点决定的，财富全球论坛事实上就是这一努力的体现。

另一个是要在区域内的分工合作中体现自己的资源优势。广州有长时间沉淀下来的商业文化，风气上务实进取，民营企业有很好的发展条件，这些都是广州的优势。不过整个珠三角也是这样的，周围百花齐放，优势就显得不那么突出，这一朵花就没有那么艳丽，这就要求我们跳出广州看广州，不要简单地跟人去比拼同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