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1950年代中期，美国知名财经杂志《财富》推出了全球500强排行榜。此后，随着排行榜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财富500强”逐渐成为了全球企业界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500强，代表着全球企业界“做强做大”的终极目标。

《财富》全球论坛于1995年创办，比500强排名晚了整整40年。每一届论坛都会在世界上选一个“热门”城市举行，邀请全球跨国公司董事会主席或CEO，以及其他政商学名流参加，共同探讨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新问题。

财富500强排名的诞生，是对二战之后美国企业界全球扩张势不可挡这一大势的顺应，这是一种纯粹以企业为中心的全球化视角，是面向过去的排名。而《财富》全球论坛则大有不同，它侧重于对非美国地区，尤其是后发地区人民发展雄心、政商精英履行治理责任的回应和肯定。它拥有更多“地缘经济学”的视野，它指向未来。

2017《财富》全球论坛于12月6日至8日在广州举办。这是十九大之后，在中国内地举办的，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经济界的盛会。全球经济界将借助论坛“读懂”中国经济的未来路向，也对那些全球经济正在汹涌的暗流，以及正在发生的变革做出回应。

企业家精神创造财富

在2017年11月的最初几天，苹果公司的股价一度报收于176.24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公司的市值达到9049亿美元。这使得苹果成为第一家市值突破 900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似乎也指日可待。

在中国，另一家公司成为了“中国版苹果”。不过，它并不生产精妙好用的移动终端，而是生产一种代表着身份和人生品质的可饮用液体，它是贵州茅台。11月中旬，这家公司在A股的股价一举冲破700元大关，市值突破9000亿人民币。有好事者统计称，中国有17个省份的上市公司总市值都不及一个茅台。

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苹果和茅台都是极好的公司，它们都拥有极高的利润率，其产品都有着极为忠实，并且消费能力不同凡响的拥趸。但换个角度看，过高的股价也说明一个问题，即在资本市场中，可供追逐的投资标的实在太少，导致少数股票获得过高的“蓝筹溢价”。中美两国，概莫能外，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2016年12月初，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股价约为90美元，而一年之后的现在，股价已经翻了一倍多，曾一度超过190美元。同期，标普500指数不过从2100点上升到了2600点左右的水平。

从2016年底开始，也差不多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在港股上市的腾讯股价也从180元港币左右，飙升到了400元以上。同期，恒生指数不过从21000点左右上升到了29000多一点。

超级“蓝筹”备受追捧，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从乐观的一面来说，全球资金正在疯狂追逐中国资产，特别互联网领域的中国蓝筹。而悲观的一面同样存在，即全球资金的避险情绪高涨，这个世界上，真正优质的、公开上市的股权资产正在变得稀缺。这背后是什么？是少数明星公司所带来的资本狂潮，已经无法掩盖全球产业界整体创新的乏力。至少，很多科技公司的所谓创新，在掌控资本的基金经理看来，并不像公司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振奋人心。

真正的创新是简单的，比如蒸汽机就很简单，電报也很简单，互联网同样很简单。真正的划时代创新，它们不畏惧用简单的语言把自己讲清楚。而当前那些很“复杂”的创新概念，之所以复杂，只是因为它们在技术、模式上还缺乏使用简单语言，让自己完全暴露给资本市场的自信。

真正的创新，固然需要天才头脑的灵光乍现，更需要持续的领导力。苹果的成功，在于它对极简主义的执着，而乔布斯“偏执狂”般的领导力是这种执着最好的护航。在推出iPhone之前，触控屏的手机鲜有成功先例，但乔布斯不这么看。

他坚持认为，最好用的手机必须简单。第一，不能有触控笔。因为，你可能不小心丢掉它，而且，取出和放回的过程都是一种对时间的浪费；第二，按键不要太多。密密麻麻的按键是对本就不大的手机屏幕的挥霍，也是对美学的亵渎，所以整个手机只能有一个按键。

靠着自己的“独断专行”以及部分人看来的“偏执”，乔布斯力排众议，采用了当时技术尚未完全成熟的电容式触摸屏技术。这是一次冒险，但他做到了，人类对手机物理形态的定义从此改变。

乔布斯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工程师和艺术家，但更是一位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按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说法，创新是企业家最重要的使命。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生产要素进行“新组合”以提高产出，最终提升全社会的整体福利。显然，乔布斯是这种“组合圣手”。

苹果公司的上千家供应商遍布全球，它的工程师来自这个星球的不同角落，有着不同的肤色。在公司财务的规划上，它的现金配置遍布海外。总之，它是IT硬件供应链的“王者”和全球金融市场的资源调配大师。

实际上，乔布斯之后为何是供应链专业出身的库克“接班”？原因并不复杂，苹果是一家公众公司，持有苹果股票的基金经理非常清楚苹果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苹果公司靠的不是乔布斯式艺术气质，而是乔布斯时代构建的，全球最顶级的供应链系统。显然，他们会把票投给这位比乔布斯谦逊，更具亲和力的供应链专家。

苹果公司就是全球化最好的样本，一家企业改变了一个产业的供应链架构，也改变了年轻人的娱乐模式。这个世界上，最优秀公司的崛起、最具魅力的创新，背后都是企业家的精神，而企业家精神的精髓是什么？是领导力。

企业创新与领导力

领导力，正是本届财富论坛主要的三个讨论话题之一。2017《财富》全球论坛的主题为“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格局”。按照时代公司首席内容官兼《财富》杂志主编穆瑞澜的说法，本届论坛关注的话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全球化的未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的潮流主要由美国引领，但现在，包括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对于全球化有所怀疑。如何面对这种可能的逆潮？第二个是创新。科技的发展，比如人工智能的出现，正在重新改写传统的商业版图，以及做生意的方式。

第三个则是公司的领导力。以上两个话题，即全球化和创新的新趋势的到来，它们都将对公司的领导力提出新的要求。换句话说，这将改变大型企业思考问题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力可以说是应对前面两个问题的一种手段，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实际上，这个世界上需要领导力的，不只是商业领域。

全球正在进入一个日益需要领导力的时代，唯有领导力足以打破对治理平庸和利益均沾式政商文化的妥协。在西方部分国家，选票政治正在削弱国家的竞争力。从本质上讲，过度的高福利不过是一种“全民受贿”。适度的福利是必须的，它会增进经济体的人力资本。但过高的福利则是有害的，它必然通过高税的方式，削弱企业家精神本应该得到的回报，切割了职业精英的劳动所得。这是推高成本，摧毁生产部门。

始于20世纪后半叶，以500强跨国公司全球扩张为代表的全球化，既是对市场扩张的渴望，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成本的逃离和对税收制度的套利。

不论是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US GAAP）还是按照国际会计准则（IFRS），在企业的利润表中，成本项目不外乎包括了“税前成本”，比如原材料、人力、地租和利息，另外就是税收。扣减这些成本之后，才是归属于股东的利润。“税前成本”和金融体系有密切关系，2008年之后，全球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QE）直接推高了“税前成本”，而长期的高税更一直困扰着很多企业。

高税收是刚性的，因为它的一头连着高福利。普通人都是有着严重的“损失厌恶”倾向，他们对福利削减的憎恶，远大于当初获得福利的喜悦。因此，削减福利将是政客政治前途的灾难。可以预见，在西方部分国家，将出现一种更趋微妙的平衡，即税收的博弈比如特朗普税改，依然会持续，但在资本的游说之下，权力必然会给资本的全球流动创造更加宽松的条件。

于是，企业需要再次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当前，在西方财经媒体语境中，亚太地区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这一地区的很多国家、经济体或者城市都有着良好的治理，而且年轻人口众多，人力成本低。很多国家还长期浸润于传统儒家文化，人民以积极入世、勤劳致富为荣。

《财富》全球论坛正是这种机遇之地的发掘机制。1995年，第一届《财富》全球论坛在新加坡举办，主题是“同一个商业世界”。彼时，新加坡还是一个航运中心和石化基地，距离所谓的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尚且遥遥无期，而GDP也约为现在的四分之一。但90年代中期之后，新加坡步入高速发展快车道，20多年过去，新加坡已经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

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其崛起有很多偶然因素，但不容否认，《财富》全球论坛似乎有着某些“先见之明”。其中奥秘不难理解。《财富》全球论坛参会者都是掌控或影响全球资源流向的“大人物”，如跨国公司的董事长、CEO、知名政治领袖和最顶级的学者等。与其说是论坛“先知先觉”，不如说是这些处于信息链最前端的人群正在做出最及时的预判。2017年的论坛选择中国广州，又意味着什么？

城市也需要领导力

广州是中国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它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工商业文明的启蒙地。之后，它再次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今，正在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广州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一輪的“改革开放”和500强的投资热潮。

一座城市，为何会如此重视对跨国企业的吸引？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跨国企业通过股权和协议等手段，掌握着世界优质的生产要素—最前沿的科技成果、最具创造力的科研人员、最卓越的管理经验。因此，吸引跨国企业也就是对最优质生产要素的吸附。

近年来，广州对自身产业体系的完善方面，特别是对产业短板的补足，尤其是在“IAB”—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生物制药（biopharmaceutical）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打造上，正越来越频繁地可以看到GE、思科等海外500强以及华为、富士康等本土500强的身影。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在财富500强的排名中，为何以营业收入为衡量依据？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值得探究的关键点。最简单的理解是，这个排行榜是在比规模，所以当然以营业收入为准。但换个角度看，就规模而言，还可以用总资产规模来衡量，为何用营业收入呢？实际上，营业收入不但是衡量规模，更是在指向企业的成长性。为什么？

在管理学中，有一个“研销比”（研发投入/销售收入）的说法，即衡量一个企业的创新潜力，必须看它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比如，投资银行的行业分析师都习惯于这个比例来横向比较某个行业领军企业的研发潜力和竞争优势。不过，在一个寡头竞争的行业内部，各家企业的“研销比”并不会差距太大，这与行业特点和企业承受能力有关。

那么，要提高研发投入，抢占产业变革先机，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市场份额，用提高“分母”即提升销售收入的方式来提高研发投入。因此，企业要做强，必须先做大。一个颇具巧合的现象是，在财富500强排名推出后，即20世纪的后半叶，美国很多行业都出现了并购大潮。并购一方面可以减少竞争，发挥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对研发投入的加码。

实际上，除了最近二三十年才崛起的互联网产业之外，纵观全球主要工业、金融产业，主要巨头都是合并的产物。500强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做强和做大，两者不可分离。近年来，广州为何加大了对500强的吸引力度，根本原因是广州越发深刻地理解了500强的崛起背后真正的商业逻辑，以及背后的产业变革趋势。

面对中国国内的要素市场，这个规则也同样适用。城市经济的崛起，不能光靠市场主体小而散的灵活性，而是必须植根于航空母舰式500强企业的技术实力和资源吸附力。一定程度上讲，中国无疑是这个世界上要素流动最通畅的母国市场。美国一直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但鲜为国人所知的是，这个国家的洲际分割一直都是大企业的“痛”。比如，即便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金融法规依然禁止银行跨州扩张，这导致了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中小银行数量。这种金融市场的分割，直到克林顿时代才有所改变。

中国市场除了社保统筹、高速公路收费等少数领域存在严重的地方分割外，本国市场的统一程度其实远高于美国，这是一个全球最平滑、要素流动效率损耗最低的母国市场。因此，中国的一线城市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必须利用好这个平滑的市场，展开要素争夺战。争夺要素最得力工具只有一个，即那些足以引领产业变革趋势的大企业和大项目。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企业、一座城市的未来都在于创新，企业需要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而城市则需要公共治理、发展策略的创新。创新策略得以行之有效的背后，则是一种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执行力，这就是领导力，正是当下全球经济所亟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