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星

11月26日，大同最低气温零下14度。古城墙外的护城河，河水结成冰。

从和阳北门进入，仿佛误入一片工地，静悄悄的，满眼尽是断壁残垣，古城已没了昔日的熙来攘往。脚下，破碎的瓦砾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看不出在它们完整时候的样貌。一些尚未被推倒的低矮瓦房，窗玻璃也已残缺不全，寒风从破洞里钻进去，除了冰冷的旧沙发，一无所有。

原来的街巷还残存着一些零星小房，泥质的墙体已开裂，并被喷上了鲜红的“危房”字样。空寂处，猛然窜出一只黄狗，一闪穿入隔壁的一扇棉质门帘里。门帘内是家小卖部，里头零散陈放着烟酒等生活用品，但门庭冷落。

跟着黄狗进去，迎上来一位意兴阑珊的老板。“你是今天第一个顾客，我都已停止进货了。古城已成鬼城，没个人影，就剩庙里的和尚与尼姑了。”

老板叫杨有涛，60岁。问起对大同新城建设和古城修缮的看法，他脸部的肌肉立刻拉紧，身子斜靠在炕沿上，上下打量着《南风窗》记者，斜着的眼珠就像望着一个盗贼，警惕地问：“干啥的？”

记者表明来意、出示证件后，他一下子放松了下来。“还以为是政府的人来打探消息呢？”这时他才提起热水瓶，给记者的保温杯里加水。

按惯常的说法， 他是古城拆迁的“钉子户”，在一片废墟中仍然坚持着家庭杂货生意，只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补偿。

2008年，那位著名的市长耿彦波来到大同，开始对这座城市动大手术，剧烈地改变着大同的城市面貌。在大同人看来，这位市长带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个人生活的现代化与城市的现代化，在一轮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实现了两情相悦的结合。随后几年里，大同的面貌日新月异，这座“三代古都，两朝重镇”里广泛存在的“文化遗民”，在数十年的“灰头土脸”之后第一次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不过，时间带来了新的变量。

希 望

杨有涛的房子位于古城墙内，有200多平米。房子下的这片宅基地，是父亲杨景荣在民国时代花7000块大洋买下的。1957年，杨有涛在这间屋里出生，此后60年，他没再离开过这间屋子，里面承载他太多的记忆。

2008年，耿彦波到任后说要修缮古城，杨有涛是抵触的。不是因为担心失去这几间破房，而是他心里压根就不相信会来真的。很多街坊也和杨有涛有一样的心态，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一番咋呼咋呼之后，涛声依旧。

市长的行动几乎和话语传递的速度一样快，古城外的魏都大道等诸多工程项目，纷纷上马。杨有涛他们在城内睁大眼睛看，等待着印证自己习以为常的经验：一条路修上三五年，这里挖完那里挖，最后留给市民的还是一路的坑洼泥泞。

但事实让他们“失望”。大同古城外的道路建设遍地开花，修一条是一条，道路打通了大同的城市动脉，整个城市的运转明显变得更加流畅，市容也更为整饬美观。首先被“俘获”的是有车一族，备受堵车之苦的出租车司机精神焕发，积极主动充当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义务宣传员，一个劲地夸赞新领导带来的新变化。

杨有涛说，以前大同一堵车就是四五个小时，怨声载道。比城市建设飞速发展更重要的是主政者的勤勉：每天凌晨四五点，他骑着自行车到工地检查。中午，很多人再见到他时，发现他灰头土脸，就像个包工头。

曾经的反对者，呼啦啦成了支持者。杨有涛正是这时转变的，因为他想象中的美好大同，正从他内心里被激活、点燃。他说，大同人的想象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像个城市”。

城市是什么模样？至少是高楼林立、时尚现代，随便去周边城市轉一圈，就能感受到新时代里中国城市的面貌，新生活的气象。

然而，2008年的大同却还“像个农村”，城内的生活形态，基本上就是一个巨大的棚户区。古城墙内普遍是低矮、破旧的小平房。因建设年代久远，也没有地下排水设施，棚户区内污水横流，生活垃圾往马路上一倒了事，是习以为常的。家家户户几乎都没有独立卫生间，

因此，每天早上总能看到提着夜尿，从弯弯曲曲的巷道里一路晃荡着朝公厕走去的人们。巷道里，随时充斥着浓烈的尿骚味。

古城人家的平均居住面积只有十几二十平方米，局促，暗淡。原本的居住形态并非如此，开创基业的先辈们置办下的是宽敞的房产，但因为这里是商贸旺地，寸土寸金，子孙后代无一不想从祖产之中分一杯羹，代代分割下来，就只剩下勉强还可以住人的空间。

当时整个大同的经济活动，就浓缩在3.28平方公里的城墙内。“里面容纳个三五万人还比较合适，结果塞了十万人。”安大钧告诉《南风窗》记者。安大钧目前是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会长，更早前，他曾先后担任过大同市委副书记、大同市人大主任。

尽管古城内也有学校、医院和商品小区等相对较新的建筑，但脏乱差依旧是这个古城的主要“特色”。在破烂城墙的映衬下，整个大同古城看上去就像个上身穿西服、打领带，下身套着一条破烂红内裤，脚上穿的，一只脚是破拖鞋，另一只脚是新球鞋，不伦不类。

岁月冲刷下的古城墙已赤裸出斑驳的夯土，部分墙体也已垮塌。云冈石窟尽管蕴含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但早前，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大家的心思主要集中在丰富而优质的煤炭资源上，无暇顾及人文。109国道就紧贴在云冈石窟的露天大佛前，每天，运煤的货车紧贴这些石窟佛像飞驰而过，漫天灰尘此起彼伏，千年古佛灰头土脸。云冈村的小孩，甚至跑到洞窟里烧火、玩游戏，偌大一个大同，似乎没人会把这些千年文物当回事。

大同人心有不甘，他们和别处的人们不同，普遍对城市的历史保有更深的记忆和向往。大同的车牌是“晋B”开头，这事实上就是大同在山西省的历史地位的遗迹。更远一点说，大同曾是北魏古都，辽、金陪都，明清重镇，云冈石窟、悬空寺等世界历史文化瑰宝，一直声名远播。

“我们曾是北魏古都，却活成乞丐的命。”对被命运捉弄的“屈辱史”，大同居民杨秀隆至今都还有着难以完全释怀的怨气。2008年以前，在很多民众看来，大同的历史已经死去，唯一能期盼的就是城市面貌的改观。

现年已75岁的安大钧至今记得当时民间的很多顺口溜，如“大同变成丰镇了，怀仁变成深圳了”。丰镇是内蒙的一个县，怀仁则是山西朔州市的一个县。安大钧告诉《南风窗》记者，民众通过这种比对来调侃大同城市面貌的“县级化”，以及他们对邻县“大都市化潮流”的羡慕。

“未来”已来

2008年，大同“复兴”的曙光出现了。随着强势领导到来，一切都在以超乎市民想象和预期的进度，迅速雕刻于大同的大地上。

杨有涛告诉记者，十年前，城墙外处处是庄稼地和村落，而现在，万达、华润等具有地标意义的商场，陆续进驻御东新区，一栋栋高楼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一座现代化城市，正迅速在这片一度消沉和失落的大地上变成现实，唤起了大同人久违的自信和自尊。

大同古城保护和修缮随后迅速启动。重头戏是把夯土裸露、垮塌的城墙重新修复和保护。2016年11月18日，这条长达7.4公里古城墙终于成功合拢，一圈宏伟大气、充满厚重人文历史的古城墙，展现在大同人面前。安大钧说，那一刻，面对万千民众和电视机镜头，自己还是控制不住，泪流满面。

按当初设计，大同要实现“保护一个古城，建设一个新城”的目标。通俗来说，就是立足古城搞保护，跳出古城求发展，把保护和发展分开，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寻找两全其美、互利共赢之路。這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北京古城的保护问题，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

随着古城墙落成，大同发展的轮廓也已初现，并缓缓走入大同人的内心。距城区十多公里外的云冈石窟，也在保护和修缮中，展露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109国道为云冈石窟改道：国道从石窟跟前改到在山体后背经过。石窟群下方的云冈村，也实施整村搬迁，使核心景区扩大十倍，村落腾出的土地被打造成山堂、水殿、烟寺、林渊、锦镜等景点和生态环境协调区。

在煤炭资源枯竭，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下，整合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发展观光旅游产业，被认为是大同当下重要的出路选择，并且在社会上达成了空前的共识。对未来城市的想象在热烈的情绪下展开，但随着时间流逝，新的变量也在出现。

8年过去了，目前古城内3.28平方公里土地上，实际重建的进展不到三成，以至于出现了杨有涛所说的那样，“成了一座死城”。即便部分已建构起来的商业街，街道上也是人员稀少、很是冷清，已进驻的商家，大部分是门店紧闭。当未来真的到来，新波澜又在市民心中泛起。

60岁的李秀萍将古城内的一套22平米房子，置换成一套91平方米的公产房（李占60%产权，政府占40%产权），为此，她花了5.8万元。

对此，她很满意，因为“60岁了，终有机会上楼了，每天起床再也不用提着夜壶去倒，也不用因为烧煤而把房子和自己搞得脏兮兮的。”

不过，对生计，她又迷茫了。原本，古城内，依靠临街优势，她可利用铺面开理发店来营生。但上楼后，她没能力租门面来从事理发行当了。

另外，她分到的那栋楼没电梯，住在高层，加上膝盖骨质增生，每天上下楼，都很不方便。“上楼后，什么都要花钱，物业管理费呀什么的，负担比以前大得多。”李秀萍说。

在另一个场景下，她的烦恼却是别人的憧憬。路有德72岁，住古城南十府新3号。在他棚户的四周，早已人去房空，但他希望通过坚守来争取几套房的购买资格。因为他父亲留下这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屋的同时，也留下了6个子女。随着御东新区建成，大同房价“嗖嗖”上升，每个兄弟姐妹都希望通过父亲的这份遗产，争到相对廉价的购买资格。这让路有德犯难了，他只好等待政府的解决方案。

房价问题

漫长等待后，没人再找路有德商谈，就像杨有涛和何斌的遭遇一样。

“我们可都是有私人产权的，他们却按和公产房差不多的标准来补偿，我们可不干。”杨有涛涨红脖子，脸黑得像块猪肝，“如果他们敢硬来，我就出去，让他们在推房中弄死她，弄死她我再找他们麻烦。”说着，他指向身后的炕上。

炕上躺着个理着寸头的“孩子”，脸色白皙，但手脚弯曲。“孩子”有张娃娃脸，但她已23岁，从小脑瘫、卧床。对父亲声称放手让人弄死她，她没有表现出恐惧，相反，她的嘴角开始向上微翘，笑了。似乎过去20多年里，一直成为家庭累赘的自己，终于找到“用武之地”：成为家庭拆迁谈判的重要筹码。

客观说，杨有涛称不上“钉子户”，他的诉求情有可原，多年的等待之后，大同的房价已经大幅上涨，他们的配合成本也在不断上升。“拆迁补偿每平米只给3800元，但外面最偏僻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房价了”，杨有涛说，“拆掉我旧房的补偿，还远不足以让我在城外买到一套毛坯房。”

僵持着的，还有古城内凤凰嘉园和小皮巷的业主。凤凰嘉园的商品房是2003年建成入住的，当时是大同市最好的小区。但14年后，很多业主的房贷还没还完时，小区面临拆迁了，因为“要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把原住民都搬迁出去了，还怎么发展旅游？游客来到古城，也体验不到大同文化了呀？”凤凰嘉园业主武银锁说，大同文化的灵魂将随着拆迁和对原住民的清退，而在古城内消散。

在武银锁看来，像凤凰嘉园这样富有现代感和层次感的小区，就应保存下来，让游客体会到大同的文化多样性。

“全部推倒重来，大同血脉也就断了。”小皮巷的业主张丽的看法，和武银锁一样。

他们的态度，更多地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因为按照政府的规划，古城内的建筑不能比城墻高，目前城墙高14米，但六七层高的小区洋房显然比城墙高，破坏古城风貌。

“拆也成，但得有个合理补偿吧？”武银锁说，总不能让拥护大同古城建设和保护的先驱成先烈吧？现在，政府给的补偿是4000块钱一平米，但同地段的商品房甚至高达八九千元一平米了。

“补偿还打白条，说好半年给完，但有的小区拆了好几年，补偿款还在拖欠。”武银锁说，但此时的房价却一个劲“嗖嗖”上扬，这让业主坐卧不安。

更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是，古城内的部分拆迁区域，开发商已急不可耐地进驻，并在代王府北侧的围挡工地上打起了广告：仁和坊，130-260平方米中式院墅；紫云华城，一院一境，新中式家族府院……

“说好古城拆迁是为发展旅游”，带着记者走过代王府这些围挡广告时，武银锁说，“结果变成了穷人退出，富人进来。”

看到这些广告后，何斌也不想走了，“既然开发商能建四合院卖给别人，为啥我不能建起来自己住？”何斌说，他打算模仿开发商的别墅，在他古城内的宅基地上，重建类似的房子。

按当地政策，像凤凰嘉园这样的小区，业主也可在城外通过1：1的方式置换新房产，但如果城外的安置房面积比城内业主原先的房子少十来二十平米，业主只有吃哑巴亏的份，开发商或政府都不会补钱。但如果城外安置房比业主原先在城内的房子大，业主就得掏钱补足费用。

面积有差距、吃些哑巴亏，还让自个掏钱装修也就算了，但业主无法接受的是，安置房要么地段不好，要么位置常年见不到阳光。“那都是开发商卖了十来年没卖出去的房子”，武银锁说，“最后却让我们来去库存。”

为此，凤凰嘉园和小皮巷的业主买了统一服饰，每天晚饭后就到楼下聚集，组成了一支长长的“健步队”，他们手持喇叭，大踏着步，沿街喊着：“依法治国，合理补偿。”

零下14度的大同，冬日里，很多人早早睡下。但半夜醒来，总还能听到健步队经过时的口号，声音由远而近，然后，再度由近而远，如此反复。

从激情燃烧、踊跃支持、突飞猛进，再到今天的胶着状态，大同一直发生着集体心理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背后，是想象与现状未能像新修的古城墙那样完美合拢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