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前，我国农村面源污染的问题日益严峻。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表示要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特别是农业面源污染的综合治理。农村面源污染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两种类型，外源性污染一般是来自非农村区域的企业或工业点源污染转移造成的，而内源性污染则主要是由于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和农村生活方式造成。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和农村生活方式造成农业用氮素和磷素、农药重金属、农村禽畜粪便与生活垃圾等有机或无机物质没有得到有效处置，而这些非自然产生的物质会从非特定的地域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到受纳的河流、湖泊等水体中引起污染。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的染污源是离散、隐蔽、随机、不确定且不易被监测，因此，其难以界定责任主体。同时，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涉及面较广，污染治理成本较高。虽然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都很重视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但责任主体缺失、治理成本高和财政能力有限造成了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推进缓慢。为解决市场和政府都失灵条件下的贫困、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弱势群体关怀等社会问题应运而生的社会企业，特别是扎根于农村地区的农业合作社这种类型的社会企业，将成为解决农村面源污染问题的主力军。

二、社会企业

1976年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建了为贫困创业者提供“小额贷款”服务的、采取企业运作模式的格莱珉银行，从此拉开了现代社会企业发展的序幕。199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次正式提出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这一概念[3]。此后，致力于环保的英国社会企业Bulky Bob’s 家庭废品收购公司、致力于教育推广的印度社会企业Agastya等社会企业都在各自的社会问题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西班牙、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先后实施了社会企业发展国家战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实践者、政府相关部门和学者关注社会企业的发展，并不断地丰富社会企业的内涵及其社会功能。

由于各国的社会企业的运营制度、利润分配制度和法律属性存在差异性，社会企业尚无统一的定义。例如，欧洲社会公平研究项目组织(EMES)提出社会企业是合作社与非营利组织的交叉组织，其包括合作社之非营利化和社团之企业化[4]，英国贸工部(DTI)界定社会企业是具有某些社会目标的企业，其盈利主要按照他们的社会目标再投放于其业务本身或所在社区，而非为企业股东和所有人赚取最大利润[5]。但国内外相关机构和学者们对社会企业达成了一个共识，即社会企业是介于企业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一类组织，这一组织具有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双重属性[6]，其采用企业化运作模式来同时实现社会使命和市场目标，并且实现社会使命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依据发展模式，社会企业可划分为商业化的非营利组织、就业整合类社会企业、社会合作社、非营利—营利组织间的合作以及社区发展类社会企业[7]。

社会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具有以下优势：一是相比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而言，社会企业的可靠性更强。因为企业受市场驱动，当其社会责任履行的成本过高时，企业可能会为了股东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其对环境、生态和社会稳定的破坏；二是相比非营利性组织而言，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强。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受制于其单一的资金来源，而社会企业可通过企业运营模式获取利润来维持其自身的持续发展；三是相比政府而言，社会企业在解决问题源具有离散分布属性、跨部门分布属性的复杂社会问题时更有效。例如贫困、环境保护、弱势群体关怀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成因复杂，其所涉及的领域和公共管理部门通常都非常广，单独依靠政府和市场都无法有效解决，造成“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同时存在的双失灵现象。各国社会企业的实践证明，社会企业通过合作交易联系离散分布的主体，在不增加现有社会治理成本的基础上，以自身为媒介连通各个职能部门，有效地解决上述复杂的社会问题。

三、社会企业参与治理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的作用机制

在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治理过程中，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非营利性组织力量弱等问题的出现需要其他的社会主体参与到污染治理中来，作为肩负社会使命和市场目标双重目标的社会企业，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其关注的重要领域，社会企业参与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

1、社会企业直接参与治理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的作用机制

正如英国环保型社会企业E&K通过回收咖啡豆包装麻袋、废弃消防橡皮管和超市购物袋，将其制作成腰带或钱包出售，并将收入的一部分帮助咖啡农和捐赠慈善机构[8]，社会企业参与治理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的直接作用可通过回收农业废弃物、治理污染和传播环保思想观念等路径实现。农业部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专业服务性组织，构建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直接参与污染治理的社会企业可在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信贷支持下组建经营，对禽畜类养殖地的粪便、农作物秸秆回收制作有机肥或建造规模化的沼气池，农地地膜回收制作成农业用挑拣框或滴灌带等农用物资、农药瓶回收给农药生产包装企业再利用等经营活动获取持续发展资本，并将收益用于扶持贫困农户开展标准农业生产或其他绿色农业及相关产业的生产经营，以及用于直接治理土壤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和水体污染治理，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等。并且，直接参与治理污染的社会企业还可以通过言传、户外广告等形式向农村居民传播绿色生产、保护生态环境的知识和方法。

2、社会企业间接参与治理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的作用机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合作社内部不以经营为目的，追求成员互助。因此，从本质上讲农民专业合作社是采用合作社模式经营的社会企业。农民合作社参与治理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是通过环保型农业生产经营和扶贫帮困的正外部性来间接实现的。并且，农民合作社这种间接作用机制是从根本上防治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农民合作社一般会采取清洁化、标准化、生态化、适度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模式。那么，加入到农民合作社的农民，或按照合作社的部署种植适合当地土壤的高品质种子或种苗，以干净的水源进行精准灌溉培育，并采用更环保的新型肥料和科学高效低残留的施肥技术，使用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措施应对病虫害，积极主动回收农田残膜和养殖粪污用以再利用，从而从根本上实现农艺措施修复治理土地污染、杜绝土壤和水体的再污染；或按照合作社的要求将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整合，形成物资多级循环零排放的生态循环种养殖；或在合作社的帮助下，实现精准脱贫，降低资源的浪费与闲置，过上更为科学环保的生活方式。目前，我国各级政府正大力推进的专业农民合作社，也是我国各级政府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实施方案中的一个环节。

四、污染治理目标下的社会企业发展策略建议

虽然我国专业农民合作社在社会企业家的努力和政策的扶持下迅速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内源性农村面源再次污染，但是我国社会企业发展仍相对滞后，尚没有取得较大成效的专业从事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社会企业，专业农民合作社也仍需进一步发展。

1、明确社会企业的法律地位

从本质上讲社会企业既不同于商业企业，也不同于传统的第三部门。如果将社会企业简单地划分至商业企业的法律法规管理体系内，社会企业的首要社会使命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其经营成果也可能无法应对商业企业年检；如果将社会企业简单地划分至第三部门，社会企业的企业经营因不能开具必要的商业票据而难以为继。因此，商业企业或第三部门的法律法规管理体系对社会企业都不适用。而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也将损害社会企业家和社会认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企业没有专业的法律管理和支持政策，47%的社会企业创业者认为社会企业运作的重大挑战来自于缺乏政府的专项政策。而西班牙、英国、韩国、日本、德国、我国香港地区等国家和地区都对社会企业设定了明确的法律地位，例如英国在2001年和2005年都设立了专门的社会企业局，并颁布了社会企业行动计划；韩国在2006年颁布了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法律条文；我国香港地区在2000年的政府报告中明确了社会企业的发展战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企业不仅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也能有效运营[9]。因此，我国应探索社会企业独立的登记管理体制、政府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管理体系，明确社会企业的准入标准，给予社会企业与同商业企业相同的经营约束，并同时给予社会企业税费优惠、社会效应奖补和优先政府采购权。

2、激活民间资本对社会企业投入

专业农村合作社一般是由区域内已经取得经济成效的农村带头人或者区域外的龙头企业牵头，组织农村居民合作，在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做大做强产品品牌。专业治理污染的社会企业则不仅需要社会企业家，还需要一群能摈弃就业区域歧视和职业待遇的技术人员的参与。因此，在明确社会企业法律地位的同时，还需提高社会对社会企业的认知和认可。政府的财政支持是有限的，而民间资金资本和技术资本实力更为雄厚。我国可效仿西班牙，在社会上推行“齐来创业”的全民社会企业创业活动，快速提高普通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知和认可，并通过宣传让大家重视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的严重性和残酷性，吸引民间资金资本对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社会企业的关注；在高校开展社会企业创业教育，快速提高人才资本参与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积极性；政府资助促进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社会企业发展宣传活动、培训计划、专项研究和会议等，激励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内源性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社会企业的发展。

(湖南省社科院，湖南 长沙 410003；长沙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1] 张克强，黄治平等.农村面源污染及其防治措施[J].农业工程技术 新能源产业，2010(2)：22-27.

[2] 张宝.将农村面源污染防治纳入法治轨道[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1-20(05).

[3] 刘继同.中国社会工作(第二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97-201.

[4] 刘继同.社会企业[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97.

[5] DTI.Social Enterprise：a Strategy of Success [R].London：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2002.

[6] 王名，朱晓红.社会企业论纲[J].中国非营利评论，2010(2)：1-31.

[7] Defourny J，Kim S Y.Emerging models of social enterprise in Eastern Asia：a cross-country analysis [J].Social Enterprise Journal，2011，7(1)：86-111.

[8] 王隽.环保不差钱[EB/OL].http：//www.eeo.com.cn/2010/0402/166598.shtml，2010-04-02.

[9] 郑瑞强，王芳.社会企业反贫困作用机制分析与发展策略探讨[J].94-97.

[10] 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China Social Enterprise Research Report[EB/OL].https：//wenku.baidu.com/view/b2498feae009581b6bd9eb0a.html，2010-11-16.

[11] 赵莉，严中华.西班牙社会企业发展的策略研究及启示[J].管理现代化，2011(4)：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