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波

(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18)



罗兰·巴特符号学研究的理论视域与文学路向

杨波

(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18)

法国著名文论家罗兰·巴特第二阶段的文论思想主要聚焦于符号学，在其此一时期两部重要代表作《符号学原理》和《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罗兰·巴特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部分概念引入过来，独辟蹊径地讨论隐含于文本内部的某种“深层结构”，实现了符号学研究的文学路向牵引。同时，罗兰·巴特将语言学的语用范畴应用于服饰、饮食、汽车、家具等大众文化的分析，开辟了大众文化的“文本阐释”范例，为符号学开辟了新的理论视境。

罗兰·巴特；符号学；深层结构；文学路向①

一

法国著名文论家罗兰·巴特在对自己研究阶段的分析时谈到，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一个“科学的阶段，或至少是科学性的阶段。”[1](P71)根据罗兰·巴特一生的学术进程，这个时期大体在1958年至1967年，持续近十年时间。

这十年间，结构主义在法国风起云涌，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始在各个领域开花结果。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以及罗曼·雅各布森关于语言中的隐喻和转喻问题理论，被后继者广泛运用于各个研究领域。从被称为“前四子”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历史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以及将构主义用于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路易·阿尔杜塞；到有“后四子”之称的罗兰·巴特、格雷马斯、茨韦坦·托多罗夫、杰·热内特，结构主义逐渐发展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和学术运动。

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历程和法国结构主义思想相互并进，他在这方面著述丰硕，不仅有较为严谨的理论推导，更是将严密的语言学范畴施之于社会文化，作文本式的解读，使自己的结构主义研究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阐释趋向，值得注意的是，巴特的结构主义研究开始采取相对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理论著述，最为明显的就是《符号学原理》，全书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术语作为全书的章节标题；书中每一小节都对所借用术语进行语言学的解释，然后再引伸入自己的阐释框架。这样的建构模式较之于前期的《写作的零度》《神话学》，中后期的《恋人絮语》《罗兰·巴特自述》《S/Z》等的碎片化写作，已经显示出很大程度的变化趋势，成为罗兰·巴特作为“推陈出新的大师”、“文本历险主义者”[2](P1)的最好注脚。

巴特在书中运用的语言学术语主要有以下几组：语言结构、言语；所指、能指；组合段、联想；直指、涵指。他首先介绍语言结构和言语，并对其进行界定。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讲，语言结构就是语言减去言语，它是语言的社会性部分，个体的创造或改变均难以实现，而言语则是一种个别性的选择性行为，它通过组合作用实现个体的表达诉求。关于所指和能指。巴特谈到，所指和能指都是记号的组成部分，就记号的组成而言，分为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前一个方面由能指构成，后一个方面由所指构成。同时，表达面和内容面也构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对于组合段和联想。索绪尔认为，每一个词的意义和价值是通过与之前后的词项来获取的，这构成了语言学的横轴——组合段平面；语言学的纵轴则是第二个平面——联想平面，通过替代和相似的原则机制，让某些具有共同性质的意义单元建构起联想的平面结构。直指和涵指这一对范畴由前述的能指与所指不断组接而成，前面提到的能指层面即表达层面被描述成了(E)，所指层面即内容层面被描述成了(C)，两者间的关系被描述成为(R)，这样也就有表达式(ERC)。于是就有了层级不断递进的问题，因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也可能构成另一个系统的某一成分，或者是表达层面，或者是内容层面，一个系统也就成为了另一个系统的子系统，也就是第二系统。如下所示：

上图第1个系统构成了直指层面，而第2系统构成了涵指层面。

上面即是巴特所借用到自己阐释体系中的几组语言学术语。但我们应该明白巴特讨论这些范畴，并不仅仅为着介绍索绪尔或者结构主义语言学。他的目的在于将其转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阐释方略。

二

巴特说：“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是明显的。”[3](P12)这实际上确认了语言结构在探究社会形态、社会意识更及社会文化方面的独特功用。巴特首先认真地将这一对术语带入服饰研究。“在符号学中，服饰文化不仅仅是遮体之用、美化之用，而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4](P78)他对服装系统进行三种区分：书写的服装、被摄影的服装、被穿戴的服装。书写的服装就是时装杂志用发音语言描述的服装；被摄影的服装，即穿在模特身上又被时装摄影师拍摄下来的服装；最后是被穿戴的服装，就是人们的具体着装，巴特认为这之中包含着语言结构和言语的关系，第一种服装因为“被描述的特征”，具有记号和规则的特质，也就演绎成为一种“语言结构”。而“被摄影的服装”由具有总括性和系统功能的服装界人士产生，当然具有“语言结构”的系统性特质，同时又是在“个别性”的妇女身上，因而“被摄影的服装”又具有半系统化的性质。不过，这个“个别性”的妇女因为自身的“标准化”、“普遍性”而选中，这种所谓的言语的自由性质不复存在。因此，巴特认为“被摄影的服装”仍然具有语言结构的特质。“被穿戴的服装”则完全是个人性和自由行的“言语行为”。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近1000字的关于服装的符号学分析，最终促成1967年《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的出版。

在《符号学原理》中，巴特还对饮食、汽车和家具等进行了符号学的阐释，他说一道菜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语言结构和言语的作用：“整道菜是参照一种(民族的、地区的或社会的)结构构成的，然而这个结构是随着时代和用食者的不同而体现的，这正像一种语言的‘形式’”。[3](P16)

巴特的说法已经将饮食的语言结构判定为民族的、地区或者社会的的结构建制，这需要“沉淀”才能形成，可以说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而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对于饮食的烹调与组配则成为饮食的言语形式。

在接着对汽车系统和家具系统的讨论中，巴特说这两类系统都依存于其“制造”集团。就汽车系统而言，因为存在不同的外在形式，加上一套设计的“细节”构成了汽车系统的“语言结构”，当然这种所谓的“语言结构”是由前述的“制造集团”制造而来。另外，伴随着驾驶行为产生的种种不同的使用方法则构成了言语层面。家具系统的“语言结构”则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功能相同的各种家具，二是在水平上的不同单元间的组配规则。对家具而言，其言语的部分就是使用者可能的自由性改变，或者在每件家具之间的随意组织和装配。这样，巴特就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了语言结构和言语的分析。

关于能指和所指的社会文化表现。巴特举公路的行驶规则为例，绿灯本身是作为能指出现的，它的颜色所指向的通行提示就是符号的所指。就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文化而言，一个物品或是一种社会行为都是社会文化的有力建构，而每一种社会行为均具有过程性。这种具有过程性的行为可以被确认为能指与所指的互渗，这种互渗构成了社会行为的意指过程。巴特所做的这种理论和实践推断，把社会文化纳入到了符号学的科学性研究。这之中，社会文化的能指具有中介性质，它的质料性表征了物质性意义。

语言的组合段和系统，巴特亦是将推进至社会文化阐释。巴特把“裙子”、“衬衣”、“背心”等同一套服装中不同部分的并列看作是组合段(组合平面)；而同一类服装言则构成系统，包括衣片和零件的集合，身体的同一部位的零件选择，以及零件的变动与服饰意义的改变，等等。如不同的女帽系列，尽管外形或者价值意义的不同，但都构成了女帽系统，这是服饰的聚合平面。这样，巴特就把语言的组合段和系统迁移到了流行服饰的研究。

巴特最后让直指与涵指顺利进入服饰研究。他强调，涵指亦即符号的含蓄意指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也具有能指、所指以及将二者结合起来的过程。关于直指和涵指，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阐述，需求强调的是第一系统中的符号的整体性关系即(ERC)成为第二系统的能指，这就产生了符号“意义”的不断追问和解码。巴特提出了时装杂志的符号学解码问题，时装杂志因为是“说着”衣服，亦即前述的“书写的服装”，所以其话语表征的并不是真正的直接性指向，“书写的服装”的直指功能之下又具有了涵指的意味，而最终构成“元语言”性质的，应该是真实的服装系统。这亦是罗兰·巴特后来揭示出流行服装系统的虚假性质的重要武器之一，其对于流行文化的批判也在此得到了体现。

我们列举的种种涉及了巴特关于服饰、饮食、汽车、家具等大众文化的幽微细致的分析，其基于消费社会和资本神话的“去神秘化”的时代背景自不必说，其将大众文化进行“文本分析”的阐释路向是具有独特价值的。我们认为，由“知识程度甚高的技术专家团体”或者“可能较为分散、较不知名的群体”构建起来的“语言系统”，最终将某一类大众文化：服饰抑或是汽车等等包裹为“流行体制”和“流行神话”，起到了伪装或者诱惑的社会作用，让消费者追逐、猎求，成为大众消费“言语形式”的文化表征。整体看来，巴特这种独具意义的大众文化的“文本意义解析”，不仅揭穿了流行体系和品牌塑造的神秘面纱，进一步让文化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得以显形，而且构建了文化批判一种新的路径，这就是以符号学的理论形态，以文本分析的阐释规约，为大众文化剥皮抽筋。可以说，《符号学原理》以及其他的关于大众文化的分析，这是巴特符号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之一，也是他结构主义思想的主要表现。巴特对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努力，还表现在他的一部发表于1966年的研究论著《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之中。

为了对叙事作品的准确把握，巴特再次引入了语言学的描述层概念。按照巴特的说法，一部叙事作品就是一个长长的句子，因为句子的多个层级的描述本性，让叙事作品的语言学分析成为可能。叙事作品可以在某一层次上，结合到高一级层次里去，这样，叙事作品就具有了意义。

罗兰·巴特认为叙事作品具有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三个层次。首先是功能层，功能是叙述的最小细胞，是针对一个故事的整体性言，因为一个故事总是可以切分为具有相关性质的小单位。其次是行动层。叙事作品具有一些基本的系列。一旦构成序列交错的封闭块(或“世系”)被吸收，就进入了上一层的叙述结构，这就是“行动层”。第三层面为叙述层。巴特谈到：“作为对象的叙事是一种沟通的枢纽。存在一个叙事的给予者，也存在一个叙事的接受者。”[5](P102)

罗兰·巴特将《与天使摔跤》作为自己符号学叙事理论阐释的范本，分析对象是《创世纪》第32章第23～33节。文本讲述的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故事：主人公雅各带领妻子、使女前来渡河，所其他人都顺利过河，只留下雅各一人；一个人来与雅各摔跤(即格斗)，最终未能胜过雅各，后来对手要求得到雅各名字，在知道雅各名字后要他改名为以色列。雅各将脚下的地方改名为毗努伊勒，大腿也瘸了。故事被巴特划分为渡越(23～25节)、格斗(25～30节)、命名或改变(28～33节)三个叙述序列，他认为这三个序列前后连接、催化，构成了故事的主线，这就是叙述中的功能层。对于行动层，巴特认为，雅各是行动主体，跨越河流、渡口、阻碍渡河的人等构成了行动的客体。雅各的行动表现了一个熟悉的神话叙事片段：一种障碍的克服。然而，前面的分析都是为了进入第三层面——叙述层，即故事所包含的叙述模式。巴特认为整个故事的叙事都表现出一种民间故事的固有定式——英雄转移、英雄与敌人格斗、英雄标志、英雄的胜利、灾难或某种欠缺的取消，这亦是普罗普总结的民间故事的潜在结构之一。巴特谈到：“在每一阶段都显示普罗普公式和创世纪叙事之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平行关系。”[5](P218)

三

至此我们看到：无论是《符号学原理》，还是《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巴特都在意于一种潜在结构和系统分析。我们不仅要问：如此的分析究竟为何，其目的何在？让我们先看一段引文：“目的只是要从语言学中引借一些分析性概念。……我们满足于提出和阐述一套术语系统，希望这套术语系统，能够在大量异质的意指性现象之中，导引出一个初步的秩序来。”[3](P2)

对于巴特来说，他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是合二为一的，与卡希尔、苏珊·朗格等著名符号学家不同，巴特的符号学思想主要来自语言学领域，他选择性地把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等人的理论主张为我所用，并在自己的研究世界中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结构”，也是运用这些理论，他完成了对饮食、服饰等众多领域的“结构”分析，找到了这些领域的一个比较恒定的结构系统。从另一方面说，巴特的结构主义又属于完全的语言学式的结构主义。他对结构主义曾作如下判断：“结构主义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就当前的经济学发展的情况而言，语言学已经成为研究结构的真正科学。……所有结构主义者的目标，不管是反思的还是诗义的，都在于对于‘客体’的重建。”[6](P270～272)

巴特这里所讲的“重建”，也是要得到一个对于客体的“结构”。 很明显，巴特的目的在于对一种无所不包的潜在系统的追寻，这也是巴特学术历程第二阶段即“符号学时期”的理论起点，即在符号学的基础上去寻找文学或者文化的一种潜藏模式，亦即“深层结构”，从而推导出关于文本的内在结构或者隐藏在大众文化“流行神话”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质。

罗兰·巴特对于客体的重建的努力，在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也能看，其理论主张，巴特认为，叙事性作品总是飞跃在国家、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存在，不管其作品质量的好坏。同时，任何的一部叙事作品，一定保持着一整套的隐在的规则和构成质块，对于叙事作品的研究，就是要挖掘这种规则或者质块。

据此可以说，尚处于结构主义时期的巴特并不在意文学的内容和意义，而只是把文学看成自足的系统，他着力建构的也不是这个系统的意义，而是系统本身。他在早期《什么是批评》中就强调了这一理论观念：“ 文学既要求具有意义，而意义又是闪烁不定、稍纵即逝的，所以文学就只能是一种语言，一种符号系统，它的本体并不存在于它的的信息之中，而是存在于这个系统之中。由此可见，批评建构的仅仅是作品的系统，而不是作品的信息，正如语言学家必须确立能够转达这种意义的形式结构，而不必释读一句话的意义那样。”[7](P19～20)

巴特对于研究对象的科学化、普遍化努力，目标还是要造就一种“公式”，想把所有的文学作品、文化现象一网打尽。例如，结构主义的叙事研究，巴特不是关注人物的心理，不是“有生命的人”，人仅仅作为事件的“参与者”而出现，所以，巴特叙事学研究的主体是关于人的叙事的“结构”，不是“人本身”。 巴特本人也谈到，文本真理的消解是结构分析的代价，结构分析的任务不在于从形式出发以便去感知、说明、或表述内容。他说：“正好相反，在于通过一种形式科学的作用来分散、推迟、化简、摆脱最初的内容。”[8](P144)

需注意的是，巴特符号学形式的叙事阐释，不光是划定了叙事作品中人物的结构属性，还进一步将叙述者和作者进行了区别，巴特的看法是实际作者无论如何都不能成其为叙述性作品的叙述者，两者的身份是一内一外，实际的作者处在作品之外，而叙述者则处于作品内部。因为叙述者在叙事结构方面尚且起着功能性的作用，这构成了叙事作品符号学分析的可能。

与前期的“零度写作”相比，罗兰·巴特再一次减缩了作者的权利：作者不仅仅是“白色写作”中零度介入，亦只是写定文字符号的特殊个体而已，真正的叙事作品的完成，有赖于读者对于由语言文字所建构起来的结构大厦的分析和指认。在巴特眼中，对于纷繁复杂的叙事文本的理性的、操作层面的分析，不立足于故事内容、意义以及文本背后的社会、历史、经济缘由的挖掘和解读，这才是一种纯粹的文学研究，是真正的就文学而分析文学。

至此，从《符号学原理》到《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罗兰·巴特完成了符号学的文化到文学的路向进击。巴特所要力图建立的，是一种关于文学、文化的科学化努力。无论是将语言学的几组二元对立的组合进行普遍化的运用，将其推广到服饰、饮食以及汽车、家具等等领域，对社会文化这道大餐进行“条分缕析”。还是将叙事作品进行系统内部的观照。我们不难发现，巴特永远在语言学的领地里跋涉，他也绝对地远离着哲学的解读方式。这让我们不得不联系到英美新批评。英美新批评同样给予文学文本以重要地位。其理论建构的代表人物兰色姆强调要注重“关于事物本体论的调查，而且一定要是本体论的调查。”其理论中坚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也言之凿凿：“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9](P145)虽然都表现出对于文学文本的浓厚兴趣，但是英美新批评和罗兰·巴特两者间的关注焦点不尽相同。英美新批评研究对象是单个文本，而不是总体性的文学文本。例如莎士比亚的悲剧，他们主张，研究《哈姆莱特》就应该只关注《哈姆莱特》，没必要旁及其他。就是单个文本，他们认为针对其中的形式因素或者技巧即可，没必要研究整个作品。而巴特的文学本体研究的根基是语言，这是一种“非哲学基础性的”理论根基，研究工具则是语言学的种种范畴，目的是探寻所有作品“潜在结构”，这样，罗兰·巴特的研究也就显豁而独秀了。

美国著名文论家苏珊·桑塔格说：“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10](P182)作为20世纪世界学术界、思想界首屈一指的大师，巴特可谓著作等身、理论丰厚：创作主体论，符号学，叙事学，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享乐论者……。面对巴特对众多领域的进入，我们很难将其限定在某一个具体的学术范围，也很难把他定论为某一个具体的学术人物。更何况，巴特一生总在对自己进行不断否定、超越，从第一部著作《写作的零度》到后期的《显义与晦义》《恋人絮语》《批评与真实》《S/Z》等，“社会神话”写作、“符号学”写作、“文本性”写作、“道德观”写作，几个时期又不断相互重叠、回返、亲合、延存。不管如何，罗兰·巴特如此这般青睐文化符号学、文学符号学研究，就结构主义而言，不仅冲破“形式”的藩篱，而且有了文学与文化学的超越性意义，也为符号学开辟了新的理论视境。

[1]张智庭.罗兰·巴特美学述论[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2，(3).

[2]汪民安.谁是罗兰·巴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法)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喻言.服饰的符号意蕴：以贾宝玉为例[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2).

[5](法)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历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2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7](法)罗兰·巴特.什么是批评[J].外国文学报道，1987，(6).

[8](法)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写作的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9](美)雷·韦勒克著，刘象愚，陈圣生，等译.奥·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0](美)苏珊·桑塔格著，李幼蒸译.写作本身：论罗兰·巴尔特[A].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责任编辑：吕 艳]

2016-10-12

杨波(1979-)，男，贵州凤冈人，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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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7077(2017)01-01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