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两岸女性主义的四次变迁<br/>——从18世纪末到21世纪初

大西洋两岸女性主义的四次变迁
——从18世纪末到21世纪初

2017-12-22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210023

名作欣赏 2017年30期

⊙龙翔［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23］

大西洋两岸女性主义的四次变迁

——从18世纪末到21世纪初

⊙龙翔［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23］

从1792年《女性权利宣言》发表至今，欧美女性主义取得了长足进步。从早期对于两性平等权利的争取，到如今对于女性精神独立的支持，女性主义的历史变迁值得仔细钻研。本文梳理了女性主义历史上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以期推动对当今女性主义发展的理解和启示。

女性主义女性权利宣言《第二性》历史变迁

2017年距离英国女作家和女性主义先锋代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于1792年发表《女性权利宣言》（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已有二又四分之一个世纪。在这段风雨历程中，欧美女性主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早期对于两性平等权利的争取，到如今对于女性精神独立的支持，女性主义的历史变迁值得反复推敲与研究。

对于如何定义大西洋两岸女性主义历史上的几次变迁，学者们往往有不同的时间界定。但对于女性主义的积极成果，诸如推动人类文化和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对当今社会积极的影响，学者们大都是予以肯定的。本文将分别探讨女性主义在历史上的四个主要发展阶段，从而理解当下的女性主义与其历史源头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以及为何在21世纪女性主义依旧被关注和讨论。

一、欧美女性主义早期的先锋代表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1792年的书中质问：为什么女性应该被限制于“无辜的名义”下，没有自我意识和知识？沃斯通克拉夫特看到了当时女性教育的缺陷，她对于女性缺乏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表示遗憾。她认为女性有足够的智慧获得知识，而教育本身可以启发女性的心灵从而避免她对父权社会的盲目顺从。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在父权制度下女性没有被男性平等地对待。她甚至指责男性作家所创作作品的目的是描绘出诱人的情妇形象，而非为了培养女性的理性与美德。因此，她给出的建议是：希望女性越来越男性化。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建议提出了一个疑问，即越来越男性化真的是使女性走出困境的解决方法吗？

在其书中，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女人不具备发展专业的野心，因此，她所关注的是通过婚姻实现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的时间被牺牲掉了，她的人则是在“经常合法地卖淫”。这显然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对于她所处时代的女性地位的一个过于严厉的指责。但是这也表明早在18世纪晚期，女性作家已经意识到婚姻可能会给女性带来压迫，且女性关于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要屈从男权社会的压力。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书涉及对于女性身份追寻的主题，但是她并没有明确地探讨它。由于历史的局限，沃斯通克拉夫特并没有预料到两百年后女性参与了社会上的所有职业。沃斯通克拉夫特关注的始终是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因此，她所强调的对女性教育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获得美德和进步，而非对自我意识的实现。

在大西洋的彼岸，美国评论家和妇女权益活动家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于1845年发表了《十九世纪女性》一书。富勒详细地描述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诸如女人要抑制自己的意志且受人摆布，她们被视为“奴隶”或“儿童”。她将女性的形象追溯至《圣经》。在《圣经》中，女人间接导致了男人的堕落。富勒同样认为女性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内都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从而证实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权利任意的束缚。

类似于沃斯通克拉夫特，富勒也试图证明在智力上男女是平等的。但不同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是，前者的书主要是针对男性读者，而后者针对女性读者。富勒写道：“女性所需要的并不是女性的行为准则，而是作为一种自然的成长，作为一种智慧的辨别，和作为一个灵魂自由而无阻地生活。”富勒希望男权社会对女性成长所设置的阻碍可以被删除，且女性可以享有平等的自由和权利。

关于女性自我的写作，在19世纪中期，富勒倡导女性的自我维护。她认为，对于女性而言，自我是唯一不变的朋友，因此，女性需要发展自尊和学习自助。她相信女性可以胜任任何形式的工作，通过敦促女性的自力更生，她们可以享受生活的完整性。富勒的观点在她的时代显得非常进步，甚至可谓激进。她对女性的未来持有乐观的态度。她认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女性完全可以在历史上留下应有的印记。虽然富勒的乐观主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她的书也过于理想主义。富勒几乎没有提到金钱对于实现女性平等和自由的重要性。她论点中的这个漏洞后来被20世纪的批评家，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弥补。

二、20世纪上半叶女性主义的发展

伴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女性主义先驱的脚步，到了20世纪上半叶，女性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1929年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她的名篇《一个自己的房间》中回应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倡导。为了成就女性艺术家，她提出了一个专供女性独立创作的房间的概念。对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有多重的理解。一个自己的房间可以指家中的私人房间，女性可以在此安静地阅读、思考和写作。伍尔夫写道：“首先，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更不用说一个安静的房间或隔音了。”不仅如此，一个自己的房间也意味着财务的安全。伍尔夫在其书中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女性在财产和金钱上一直很贫穷。她们既不能工作赚钱，也不能继承财产。伍尔夫认识到金钱对于女性追求自由和艺术创作是必不可少的。

与玛格丽特·富勒一样，伍尔夫强调女性的自力更生。她创造出莎士比亚的姐妹的悲剧故事：由于父权社会所设定的限制，莎士比亚的姐妹无法像他一样前往伦敦剧院接受艺术的熏陶和开展工作，实现自己在戏剧上的抱负。伍尔夫认为，自力更生和财政独立将使女性充分发挥她的艺术潜力，从而实现自我。终有一天，女性艺术家可以实现之前莎士比亚的姐妹所未能实现的抱负。

《第二性》（1949）确立了法国作家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女性主义历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波伏娃认为婚姻可以成为使女性陷入困境的一种形式。在书中，波伏娃追溯了社会和文化对女性从童年到成年发展的影响。她指出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鼓励，年轻女性会将婚姻视为一个光荣而又不太辛苦的事业。一旦女性接受了这一观念，她们的人生和未来将由男性定义。“我们看到，女人生命的头二十年非常丰富，她发现了世界和她的命运。在二十岁左右的婚姻家庭中，一个家庭的女主人被永久地绑定在一个男人身上；她的怀中抱着一个孩子。”波伏娃认为女人在婚后容易丧失自我，自我牺牲的倾向在已婚妇女中颇为常见。女人很容易在婚后失去自己独立的身份，而为她的家庭的整体性奉献一切。波伏娃的这一观点也被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所引用。

波伏娃认为女性在一生中，常常处在等待的状态。在她的书中，“等待”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被动地等待着。表面上这似乎是女性自己的选择；然而，事实上她却别无选择。在等待中她变得犹豫，因为她不能确定何时何地会发生或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波伏娃认为一个女人几乎终其一生在等待着，她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中。“等待”这个词揭示了女人的脆弱性，她是无能为力的，无法决定自己的幸福，因此只有被动地等待着被人呵护。

此外，波伏娃还探讨了女性精神上的独立空间。波伏娃认为，如果女性暂时忘记“她的丈夫、她的家、她的孩子”，她会发现“独处的狂喜”，“她不再是母亲、妻子、女管家，而是一个人……她是一个有完全意识的人”。女性精神上的独立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女作家。波伏娃解释道，独处的魅力，在于女性能暂时忘记她的家庭责任和社会限制，从而简单地看待自己，成为一个自由且独立的人。波伏娃的一些理论较为激进，特别是她关于婚姻的看法，未必能被广大批评家所接受；然而她的观点却为20世纪后期女性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20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的发展（1950—1990）

由于学者们普遍把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理论归为女性主义的第二波，把20世纪90年代后的女性主义理论归为女性主义的第三波，本文也将遵循此惯例。

虽然海伦·西苏（Helene Cixous）早在1975年就发表了《美杜莎的笑》，但她书中的观点相当激进。她强调女性身体的重要性。对于西苏而言，女人自我的感觉与她身体的写作的关系错综复杂。她强调女人必须书写她自己，她必须写有关女性的文章，并鼓励女性创作。在谈及女性身体的写作时，西苏声称：“写你的自我，你的身体必须被听到。”西苏认为历史教导女性要与她的身体作区分，并对她的生理结构羞于启齿。她认为这是错误的。西苏强调女性需要通过自己的身体写作和创造坚不可摧的语言打破两者的沉默和区分。西苏意识到写作赋予女性力量、乐趣与责任感，她敦促女作家成为文字上的女战士，因为她认为创作的文字将解放女性的自我。西苏的论点影响了后来的女性主义批评家，除了争取两性平等之外，女性主义批评家也开始转向了解女性自我的独特性。

在《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一书中，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巴（Susan Gubar）同样关注女性被压迫的议题。但与波伏娃不同的是，波伏娃关注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女性群体，而吉尔伯特和古巴将她们的焦点集中在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文学女性群体上。吉尔伯特和古巴认为，女作家追求自己的故事象征着她对自我定义的追求。说到父权社会，她们认为父权社会及其价值观和限制使得女性在某种意义上厌恶自身的不足：“学会成为一个美丽的对象，女孩学会了焦虑——甚至可能厌恶自己的身体……她渴望真正地减少自己的身体。”吉尔伯特和古巴这里谈论的是女性强加于自身的节食和厌食症，并质疑为了符合理想中的身材和状态，女性对自我进行无情压抑的做法。她们认为这阻碍了女性创造出一个真正的自我。

展望文学史，吉尔伯特和古巴指出，文学界对于女性没有给予足够的发展空间，女性几乎没有故事或历史。对于那些设法出版的女作家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她们不得不用匿名的方式公开作品；或者在作品中承认自己女性视角的局限性，从而被迫选择关注由父权社会所认可的少数适合女性创作的题材。这揭示了历史上的文化环境对于女性作家艺术创作的压抑和束缚。缺乏文学的创作空间限制了女性作家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这样的制约，为了坚持自我，一些文学女性选择采取缄默来捍卫她们的权利。吉尔伯特和古巴发现女作家与其作品中所创造的女性形象常常遭遇到与她们自身身体的搏斗：“她拒绝她的文化给她带来的毒苹果，女作家经常在某种意义上厌食，坚决地默默地闭上嘴唇。所以夏洛特·勃朗特和她妹妹艾米莉·勃朗特都在其作品中描述过饥饿或者患厌食症的女主人翁的艰辛；而艾米丽·迪金森则一口气宣称她已经饥饿了许多年。”吉尔伯特和古巴通过此类比喻再次呼吁读者关注女性作家所缺乏的文学空间。

对于吉尔伯特和古巴来说，被束缚的形象适用于文学空间和个人家庭。对她们来说，文艺世界、个人家庭空间和自由的缺乏是相互关联且不可分割的。这些因素点燃了那些有抱负的女性作家的希望和创造力，同时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焦虑。吉尔伯特和古巴对个人家庭如何等同于监狱提出强有力的论据。她们指出，像狄金森、勃朗特和罗塞蒂这样的文学女性都被“监禁在她们父亲的房子里”，因此在她们的作品中，经常刻画封闭和逃跑的空间图像。从家庭的隔离和束缚中逃脱出来成为19世纪女性文学中共同的主题——吉尔伯特和古巴称之为独特的女性传统，她们认为空间的焦虑对于理解19世纪和20世纪的女性文学至关重要，阁楼上疯女人的形象具有强有力的象征意义。由于父权的限制，文学女性常常相当焦虑，担心无法充分发挥其才能以实现自己真正的身份。

四、第三波女性主义（1990— ）

针对第二波女性主义理论家所提出的观点，第三波女性主义学者进一步推进了有关女性被压迫的讨论。对于第二波女性主义学者而言，女性的身体和生理构造可以被理解为某种形式上的压迫；然而，第三波的女性主义学者赋予女性的身体新的含义。对她们来说，女性的身体和生理构造帮助其开启自我的启蒙和解放。

苏珊·波多（Susan Bordo）在《难以忍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和身体》（1993）一书中，侧重于探讨女性身体与自我感觉之间的关系。她追踪历史上社会主流文化对理想化的女性气质的影响，并认为历史的影响依旧弥留于今。对于波多而言，女性气质的自我牺牲性最好地体现在对女性的食欲的控制上：

这种女性化建设的规则（我以一种象征性和文字性的语言来说明）要求女性学习喂养他人，而不是自我，并且将自我养育和喂养的愿望视为贪婪和过度的……限制女性渴望公共权力、独立性和享受性的满足，对被允许开放于女性的公共空间有限制。

波多与她之前的女性主义学者类似，即她强调身体和自我之间的关系。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到女人认为她的身体是不透明且繁重的。吉尔伯特和古巴认为文学女性必须在身体上和隐喻上压制自我，以期符合父权制社会的价值观。然而，在肯定之前的女性主义学者立场的同时，波多提出了一个不同的且几乎相反的观点。她认为：

……然而，厌食症、歇斯底里症和广场恐怖症可能提供了一种潜在抵抗，不仅仅被削弱但用于维持和复制现有权力关系的一种方式。我所描述的中心机制涉及一种意义的转变（或者如果你愿意二元性），客观的（而且在一个层次上和经验上）约束、奴役，甚至是自杀的条件会被理解为释放、转变和赋予生命的意义。

这里波多指出厌食症的双重性质：一方面由于内化了父权制社会的价值观，女性自我厌恶和伤害；另一方面，它代表了女人自由意志和力量的胜利。因此，波多为理解女性身体与女性迷恋的观念增添了全新的含义。

此外，波多还重申了家庭作为一种制约形式的主题。她借鉴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背景，指出家庭和依恋重新成为女性化的理想。她指出贝蒂·弗兰丹（Betty Friedan）认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受到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教育是“卧室、厨房、性生活和孩子是家庭世界全部的内容”。对于第二和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而言，家庭似乎失去了积极的意义，成为一个令人窒息的地窖。在《性别和殖民地空间》一书中，萨拉·米尔斯（Sara Mills）指出，在19世纪女性被认定应处于国内与家庭之中，女性不应该独自去往外国工作与生活。弗兰丹和波多认为，直到20世纪中叶，这种观念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限制和逃离的形象变得相当普遍。

在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新的灵魂之弊病》（1995）一文中，她将女性的自我与其身体相联系。克里斯蒂娃认为怀孕从根本上挑战了女性的身份，她认为女性很容易对自己的孩子负全责。为了保持独立自主性，她强调女性不应该在生育的过程中消灭她的“情感、智力和专业人格”。克里斯蒂娃不认为过去的女性处理好了自我和生育之间的矛盾；不过，她对未来表示乐观。不同于波伏娃的观点，即女性身体为其负担，克里斯蒂娃表示，女性在生育过程中可以保护自己的身份。克里斯蒂娃重视个人的复杂性，并呼吁女性“形成一个自由流动的主体性”。

克斯廷·尚兹（Kerstin W.Shands）于1999年写作了《拥抱空间：女性话语中的空间隐喻》一书。如同该书的标题所暗示的，它涉及了女性压迫的思想空间。之前的女性主义学者常常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上对女性开放的实际建筑和机遇的空间的多寡，而尚兹强调的是在身体和家庭生活的空间上给予女性的一种压迫。尚兹指出，身体常常被想象为一个建筑，“一个不朽的灵魂的临时屋”。女人的身体往往被等同于女性的空间。尚兹认为，如果空间的宽广和自由是相互牵连的，那么厌食、贪食和暴食等目的是要求更多的空间或是不同空间的一种方式，“构成我已经说过的，有一种渴望突破被限制的空间的理想和理想化的女性的身体，和究竟厌食症意味着什么”。尚兹对厌食症的理解与波多相似。波多认为厌食症代表了女性意志的胜利，而尚兹将其作为一个对更大的空间的请求。

关于家庭约束的形象，尚兹重复了之前女性主义学者的争论。不过，尚兹强调家庭的双重性质，“由于我们过度地关注了当代的流动性，我们往往忽视了女性在其他方面的传统的需求，诸如女性害怕会被（从家中）驱逐出去”。尚兹指出女性的矛盾的愿望，即她希望拥有一个自己的住所，但是与此同时她又害怕被困在家中。尚兹引用了吉尔伯特和古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的话，“在同样不舒服的空间里，（女性）究竟是选择离开（家庭）到寒冷的户外或是窒息在闷热的室内”，来试图解释这一矛盾。但遗憾的是，尚兹本人并没有提供一个理想的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

五、结语

以上三波女性主义奠定了21世纪女性主义发展的基础。虽然就外部环境而言，欧美乃至全球相当多的国家在两性权利平等议题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就女性内部精神构建而言，两性平等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揭示了为何在21世纪的当下，女性主义并没有成为一个过时的主义和号召，而被主流社会所忘却。就在2014年9月，联合国提出“他为她”（He For She）的全球倡议书，并邀请系列电影《哈利·波特》的主演——英国女演员艾玛·沃特森（Emma Watson）为亲善大使。可见在未来的21世纪中，女性主义仍将活跃于主流话语构建中，并且为推动全球两性在权利和精神上的平等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