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花了几个月时间，总算把《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校读完了。这“纯粹的劳动”（瓦雷里语），也实在是个苦力活儿啊！突然想起明代大儒陈眉公（继儒）曾经说过：“余得古书，校过付钞，钞后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过付印。印后复校，然鲁鱼帝虎，百有二三。”这样反反复复的劳作，类似于西西弗斯的苦役，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量少出差错。但是，书籍出版永远是一个令人后悔的事——不是梅花落满南山，而是错误落向书页。尤其是卷帙浩繁的著述，要做到百分之百的没有脱讹衍倒，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古人谈及校书之难时，常常会打出两个著名的比喻：扫叶与拂尘。这种说法，成了人们校书时的口头禅，其用意大致有二：一则言校书的困难，二则言校书的遗憾。

根据我的考证，这两个比喻，最先出现的是“拂尘”，然后才是“扫叶”。校书如拂尘的说法，大约形成于宋代。北宋沈存中（括）在《梦溪笔谈》中谈及书籍校勘时，曾引述宋敏求语：“宋宣献（敏求）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尝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一书三四校，犹有脱谬。”至南宋时，朱观如（弁）又于《曲洧旧闻》记载：“宋次道（敏求）龙图云：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两则记载很明确，第一个说出这个比喻的是河北赵州的史地学者宋敏求。明人何柘湖（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说：“古人云‘校书如拂几上尘，言旋拂旋有也。”用拂去尘埃来比喻校对书籍，实在是很微妙的说法，我们生活于尘世，行走于尘埃，如同我们生活于不可避免的错误之中一样。……